若无诗题，这首绝句就像是一首写景诗。它写的是在落花时节、日斜时光，遥望王侯第宅，所见到的楼台层叠、重门深闭之景。但联系诗题看，它显然是一首因事而题的托讽诗。它采用借物取喻，托景见意的艺术手法，收到了言微旨远、节短音长的效果。
诗的第一句“海燕西飞白日斜”，表面写日斜燕飞之景，实写在长安“卜居不遂”之客。周邦彦《满庭芳》词“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几句，也是以燕喻人。但周词中的“燕”还有修椽可寄，而许诗所写的“燕”则因无椽可寄而孤飞远去。据《幽闲鼓吹》记述，白居易应举时曾谒见顾况，顾看了白的名字，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住下来可不容易。这一传说未必可信，却可以说明，在唐代想卜居长安是很艰难的。诗中之客既“卜居不遂”，只得“薄游汧陇”，而水和陇州在长安西方，所以诗句以“海燕西飞”影射此行。
与这第一句诗形成对照的是第三句“楼台深锁无人到”。两句诗合起来，自然呈现出一个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就是：一方面，来到长安的贫士难找一处栖身之地；另方面，重楼空闭，无人居住。根据一些记载，当时的长安城内，高楼深院的甲第固比比皆是，长期废弃的大宅也所在多有。白居易的《秦中吟》曾对此加以揭露和抨击。如《伤宅》诗说：“谁家起甲第，朱门大道边。丰屋中栉比，高墙外回环。累累六七堂，檐宇相连延。一堂费百万，郁郁起青烟。”又《凶宅》诗说：“长安多大宅，列在街西东。往往朱门内，房廊相对空。······风雨坏檐隙，蛇鼠空墙墉。”这些诗句都是径陈其事，直指其失。但许浑的这首绝句，因为总共只有四句，二十八个字，不可能这样铺叙，就化繁为简，化实为虚。在这句中只从楼台的寂寞景象显示白诗中所描述的事实。它虽然不及白诗那样强烈鲜明，却有含蓄之妙、空灵之美。
尾句“落尽东风第一花”，可说是第三句的补充和延伸。它把第三句所写的那样一个楼台深锁、空无一人的景象烘托得倍加寂寥，起了深化诗境、加强诗意的作用。这句表现的花开花落、空负东风的意境，有点像汤显祖《牡丹亭》中所说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曲词隐含无限的惆怅和幽怨，这句诗同样是怅怨之情，浮现纸面。此处，不仅楼台任其废弃，无人居住，而且名花也空自飘落，无人欣赏，就更令人惋惜不尽了。
一首托讽诗，虽是意在彼而言在此，把本事、本意寓藏在对景物的描摹中，但作者总要在字里行间传情示意，或明或暗地点出他的真正意图。这首诗，除了通过诗题表明写作动机外，诗中透露消息的主要是第二句“天门遥望五侯家”。句中的“遥望”二字显露了西去之客在临行前的依恋、怅惘、愤恨之情；“天门”二字则点出遥望之地在京城，望到的就是禁门外的景色。而句中的“五侯家”，在全诗中是承上启下的关捩。承上，是说上句暗指的西去陇之客此时视线所投向的是五侯之家，他的怅愤不平之气所投向的也是五侯之家；启下，是说在下两句中出现的空锁的楼台是属于五侯的，落尽的名花也是属于五侯的。联系唐代历史，自从安史乱后，宦官的权势愈来愈大，后来，连军队的指挥、皇帝的废立等大权也落到他们的手里。韩翃的《寒食》：“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也是一首托讽诗。两诗都以“五侯家”三字点明作者所要讽刺的对象，其所揭示的都是成为唐代政治上一大祸患的宦官专权问题。
在许浑这首诗中，所写的时间既是白日斜，季节又是残花落尽。全诗的色调暗淡，情调低沉，这是“卜居不遂、薄游陇”之客的黯然心情的反映，也可以看作唐王室衰败没落的预兆。
上片以神话之笔，写梦醒后词人在友人家所见之情景。“华胥梦断人何处”写醒景，理想安乐之境的梦做完了，主人不知何处去？“听得莺啼红树”写禽景，“莺啼”于“红树”。“几点蔷薇香雨”写物景，蔷薇露水如香雨点点滴下。“寂寞闲庭户”写院景，寂寞笼罩着空闲的庭院。四幅图景组缀，一“红”一“香”与“梦断”、“寂寞”对印，给读者以寂寞空旷之印象。
下片以象征的笔法，回忆着写春游中所见到的景象，回答上片所提出的问题。“暖风不解留花住，片片着人无数”，这两句截取典型的镜头来突出暖风“不解”无情，花“着人”有情，那人是无情还是有情？“楼上望春归去”为回答之笔，“楼上望春归去。”楼上人是有情的，望春也应该有情，回到青春时期，永葆春意。然而纵观眼前景色，现实是无情的。最后一句“芳草迷归路”为点题之笔，正如词人《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其二所写：“草长江南莺乱飞，年年事事与心违。”尽管满目芳草，却不见归途。
全词运用神话、象征的笔法与写实结合，借景喻意，含蓄深隽。借回忆寒食节出游之笔，巧妙袒露了词人自己对官场、功名的残酷的现实不满。尽管“莺啼红树”，“蔷薇香雨”，到头来却是“寂寞闲庭户”。“望春归去”，却是“芳草迷归路”，确属一场华胥梦。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待名号“五斗先生”的来源，然后介绍自己嗜酒的原因，最后他批评为养生而著论的嵇康、为途穷而哭返的阮籍，表明自己远离生世之扰，摆脱万物之累的决心。这篇散文属于自传性小品，短小精悍，字字珠玑。
鲁迅先生曾感叹：“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以王绩的《五斗先生传》来说，如果说这是他自己为自己写的“传”，无庸置疑，王绩就是一位“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有仁义厚薄””万物不能萦心”，只知醉酒的糊涂先生。如果能这样论定，而且其结论又可靠，是很容易，可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这自号“五斗先生”的王绩本非如此，他对自己的一生曾经作过比较全面的回顾：“弱龄慕奇调，无事不兼修……明经思待召，学剑觅封侯。弃绢频北上，怀刺几西游”（《晚年叙志示翟处士》）。可见他本与一般出身世家的青年一样，深受儒学教养，满怀建功立业的壮志，而且也颇有才气，“君性好学，博闻强记……阴阳历数之木，无不洞晓”（吕才《东皋子集》序）。可生活给予他的只是“才高位下”，失意的情怀，简放的个性，仕途的险恶，加之隋末唐初的社会动乱，才使他萌发出退隐的念头，但排难解纷，有所作为的希望，也还未完全泯灭，这就是他所说的“中年逢丧乱，非复昔追求……解纷曾霸越，释难颇存周”（《晚年叙志示翟处士》）。真正绝意仕途，皈依自然，还是四十几岁以后的事情，所谓“晚岁聊长想，生涯太若浮。归来南亩上，更坐北溪头……自有居长乐，谁知身世忧”（同上）。于是乎释、道，尤其是道家思想，便成了他观照世界和人生的哲学。然而生活毕竟是现实的，那种“绝思虑，寡言语”，“万物不能萦心”等等，总是很难办到的。他在“一饮五斗”之外，也要考虑到家庭的生计、子女的婚嫁，这就如他在《独坐》中写的：“问君樽酒外，独坐更何须？有客谈名理；无人索地租。三男婚令族，五女嫁贤夫……”。他还说过“物外知何事，山中无所有。风鸣静夜琴，月照芳春酒。直置百年内，谁论千载后。张奉娉贤妻，老莱藉嘉偶。孟光倘未嫁，梁鸿正须妇”（《山中叙志》）。有琴有酒，尚嫌不足，还想娶一位贤淑的妻子共同偕隐。除了这些之外，他还要写诗作文，这都是很现实的。但是，正是这种现实才给他带来了另外一面，那就是失意的苦闷，与解脱苦闷的思考。“古来才命两相妨”，如今的境遇证明了个人的命运是无法把握的。不过就算是帝王将相，君不见有汉一代曾经是“何其赫隆盛，自谓保灵长。历数有时尽，哀平嗟不昌。……金狄移灞岸，铜盘向洛阳。君王无处所，年代几荒凉”（《过汉故城》）。兴衰更易，沧海桑田，亦是“忽焉而去，倏然而来，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既然是来不可阻，去不可留，一切在“天”，在“地”，在自然，那么万物自然不必“萦心”，也没有什么苦闷可言。这就是他所见到的“天下”，以及他认为生活在这样的“天下”应持的态度。由此观之，嵇康大谈“养生”，阮籍途穷而哭，实在是多余的，因为性命非善求可得，途亦无所谓穷通，“盛衰自有时，圣贤未尝屑”（《古意六首》）。所以“圣人”就处于“昏昏默默”的境界，一切不知，一切不谈，委身自然。但是，并非人皆“圣贤”，王绩大概也不敢自封“圣贤”，那要进入“圣人所居”的境，就要回到原来的命题上，只有“以酒德游于人间”，做“五斗先生”，长醉不醒，才可以“昏昏默默”，“不知所如”了。那么自号“五斗先生”的王绩，是否完全进入了这个境界，前面已经说过——没有。因此，要说这传中的形象，就是王绩的真貌，恐怕不妥；要说与他无关，也不准确，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平生唯酒乐，作性不能无”（《田家三首》）的“斗酒先生”；比较客观地看，这里有他的一些“影子”，而更主要的是在于表现他晚年对老庄哲学的追求与向往。这追求与向往又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遁世伤时，保全自己，与苦闷愤懑，牢骚不平等等思想感情的复合体。
五斗先生是本文的传主，但不能就此认定是作者的小传，不过文中确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五斗先生绝尘脱俗，浑身道家风韵，一切顺其自然，物我皆忘，竟是在“醉乡”中寻觅到了快乐的活法。他期望“昏昏默默”的境界，然而又只有借助于酒，才能追求到这样的境界。这便是一个力图摆脱尘世烦恼者的幸与不幸。由此也可以看出本文的主旨不仅仅是宣扬饮酒的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