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园里一双蝴蝶好端端地飞舞嬉戏,却被小姐吩咐丫鬟予以驱逐。蝴蝶永远搞不明白什么地方得罪了小姐,而读者对个中缘故却是一目了然的。所以虽然小令只有短小的五句,仍使人感到清新有味。人们欣赏无名作者新奇大胆的构思,欣赏作品柔媚的民歌风调。
起首两句是对事件背景的交代,“姐儿十六七”、“一双胡蝶戏”,纯用口语,质直无华,带有典型的小调风味。三、四句作小姐的特写。“香肩”、“玉指”、“粉墙”、“珠泪”,在民歌说来已是一种雅化,然而又与文人炼字琢词的求雅不同,使用的是一些近于套语的习用书面语,类似于说唱文学中“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一等的水平,故仍体现出俚曲“文而不文”的特色。末句则沟通并表出“姐儿”与“胡蝶”两者的联系。五句三层,各层次各自独立形成一幅画面,合在一起,却成了一段情节有趣、动感十足的小剧。
本篇题称“咏所见”,当然生活中不至于存在神经如此脆弱的女子。但小曲确实让读者有所见,且对这位十六七岁“姐儿”在爱情婚姻上不能顺遂的遭际产生同情,这正说明了作品新巧构思的成功。又全曲五句纯用白描,不作半分解释和评论,这种意在言外的含蓄,也是令人过目难忘的。
利用“一双胡蝶”来作闺中女子怀春伤情的文章,在散曲中并非仅见。清代曲家潘曾莹有一首《清江引》:“墙角一枝花弄暝,庭院添凄迥。黄昏深闭门,红褪燕脂冷。飘来一双胡蝶影。”把一名未出场的独居女子的孤牺痛苦,表现得淋漓尽致。两相比较,也可发现民间散曲与文人散曲,在率意与刻意的祈向上的不同。
上片是写春日送别。“萋萋芳草春云乱,愁在夕阳中”首二句写景兴起离愁。“萋萋”是视觉,状草之茂盛;“芳草”是嗅觉兼视觉,散发芳香的春草。“萋萋芳草’’,年年复生蔓延,人力除不断,野火烧不尽,恰似离人心中的愁恨难以排除,触而复发,不断滋长。故四字未写离情,而离情已寓其中。萋萋芳草连天,黄昏乱云飞渡,再加上一抹黯淡的夕阳笼罩,便构成了一片淡烟暮霭的凄迷境界,与离人内心纷乱的愁绪适相契合,堪称情景水乳交融。“春云”、“夕阳’’又暗用江淹《休上人怨别》:“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之意,遥为结尾“佳人何在”伏下暗脉,可谓针线细密。“短亭别酒,平湖画舫,垂柳骄骢。”三句折入对昔日离别的回忆:那短亭饯行时举杯相劝的别酒,那平湖中比肩分袂时的画舫,那系在垂柳之下载我离去的青白杂毛的骏马,以及那折柳送行的情景,至今仍宛然在目,历历如现;短亭、平湖、垂柳依然犹在,而伊人无迹了。这里又暗用秦观《八六子》词中“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而此曲只用三个名词词组鼎足对举,仅展现三个场景,无一动词或情语,而其别时之叮咛嘱咐,缠绵眷恋之情,及今日睹物神伤,凄然欲绝之状,无不隐藏于字里行间。故融情于景,更见词约意丰;青胜于蓝,用典不露痕迹。
下片写别后感受。“一声啼鸟,一番夜雨,一阵东风”三句,既是眼前实景,又是作者由回忆转入现实的音响媒介,是视象也是听觉。叠用三个数量词,不仅对偶巧妙,音律上亦造成反复咏叹,回肠荡气,而意境上亦尤具匠心:表明多种音响的再三催促警醒,才把沉醉于回忆中的诗人拉回到眼前现实,足见其回忆寻觅之久,沉湎眷念之深;而“夜雨”“东风”又为下文“桃花吹尽”埋下伏笔。结尾三句正面揭示故地重游的落空,离恨惆怅愈发不可收拾。三句化用崔护《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诗境比崔诗更为凝练凄绝,而又与开头首尾呼应。
整首小令都是在写景,但其实也是在写情,“一切景语皆情语”,作者把深深的离别之愁融合进了景色当中,锻字炼句极为周到,用词清新工整,但表达的情感却绵延不绝,正是作者过人之处。
此曲起首二句,将古代两则有关重阳节的著名典故巧妙地做了对比,以工整的对仗和紧密相连的内容引出下文的叙述和议论。其一见载于惠洪《冷斋夜话》:北宋潘大临善作诗,然家甚贫。其友临川人谢逸曾写信问:“近新作诗否?”大临答云:“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气蔽翳。昨日清卧,闻搅林风雨声,遂题壁曰:‘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租人来,遂败意。只此一句奉寄。”这就是著名的“一句诗”的故事。其二出自萧统《陶渊明传》:“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作者未必生活中真有如潘大临那样“催租人至”的扫兴遭遇,这里的“兴为催租败”,只不过是对日常生活中各种俗务的典型性反映。本言“适兴”而先言兴“败”,目的是突出“欢因送酒来”。后一句因为有了前一句的铺垫,更加淋漓尽致地反衬出作者好酒酣酒快意欣喜的情态。这就是创作中的欲扬先抑手法。所以第三句顺势点出“酒酣时诗兴依然在”。尽管不如意事如催租般拂人情兴,但只要有酒大醉,借助其神奇的功力,结果“诗兴依然在”。这便将作者桀骜放旷的豪情和盘托出。
如果说首二句败兴和尽兴的对比突出了人世间雅与俗的尖锐对立,那么中间“黄花又开”和“朱颜未衰”二句则在红黄对比之中,尽显人与自然的和谐境界。菊花之盛开上承陶渊明九月九“满手把菊”之典。红颜未衰,则是作者表明自己是个充满生活热情的人,而不是个万念俱灰、毫无易趣的行尸走肉。如此秋高气爽的好时节,如何好的人生阶段,“正好忘怀”。作者的酒兴、诗兴,都是摒除人世干扰,“忘怀”的结果。忘怀的根据,一是“黄花又开”,二是“朱颜未衰”。前者代表了“西皋亭适兴”的佳令和美景,后者则是作者壮志未消,意欲有所作为的内心世界的发露。
小令至此,“适兴”的题目已经缴足,妙在结尾又添上了两句奇纵的豪语:“管甚有监州,不可无螃蟹。”这里又是用典。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载:“往时有钱昆少卿者,家世余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尝求补外郡,人问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无通判处则可矣。’”这则典故颇为疏狂放逸的文人所称道,如苏轼就有“欲向君王乞符竹,但忧无蟹有监州”的诗句。作者将钱昆有螃蟹、无监州的条件略作改动,“管甚有监州”,说明就是有监州在旁也没有什么了不得,显示了蔑视官场桎梏的气概。而“螃蟹”也是重阳节令之物,马致远《夜行船·秋思》套数中“带霜分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就是一证。《世说新语》载东晋的狂士毕卓,曾有“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的豪言。此曲中的“不可无螃蟹”,正是“欢因送酒来”的重申和补充。末尾的这两句,同毕卓的豪言快语在精神气质上是毫无二致的。
曲子表现出作者颇为疏狂放逸的文人性格和蔑视官场桎梏的气概。全曲活用典故,一气呵成,毫无滞涩生硬之感。其横放豪纵,深得散曲曲体的意理。
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全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