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序文”交待了祭祀的单位、时间和对象。
“正文”是祭祀的内容，分四层表述：
第一层，“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我河浩。”概括黄帝对中华民族的创造：显赫盛大的始祖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缔造者；后代子孙繁衍不息，面向巍峨的山岳和浩瀚的黄河大川，祭祀年年不断。据说黄帝时期，开拓了中国古时巨大的版图：东至海洋，西至空桐（山名，即崆峒。在甘肃平凉市西。），南至长江，北至釜山（徐水釜山），征服了许多部落，统一了全国。这四句诗歌颂了黄帝开创中华民族的伟大基业。“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是指黄帝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恩惠泽及万里荒原；建立如此伟大的事业，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中华民族雄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是概写黄帝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功绩。
第二层，“世变沧桑”至“我为奴辱。”主要回顾中国近百年来的屈辱史。中国在五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多次受到挫折，而邻国日本等日益强大起来。1895年，日本霸占中国台湾及附属各岛和澎湖列岛；1910年，日本吞并了朝鲜；1931年，又侵占中国东北三省，进而占领华北大部分地区。同时，也揭露了统治者的卖国行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先后割香港及九龙给英国；割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大片国土给俄国；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所以说，汉奸何其多，用国土来奉事敌人，敌人的欲望怎能满足。他们手拿武器，得寸进尺，致使沦陷区的老百姓沦为奴隶受辱。在“回顾”中既揭露了外国侵略者的狼子野心，也批判了丧权辱国的统治者没有继承黄帝的精神，卖国求荣的丑恶行为。
第三层，“懿维我祖”至“让其沦胥。”是指黄帝是具有美德的著名的一世英雄。在涿鹿奋战，使国家的区域得以安宁，赞扬了黄帝以武力战胜邪恶的勇猛精神。可是，今天黄帝的后代子孙却如此不敢动武，让祖国辽阔的土地沦陷在敌人之手，这是批评那些力主投降日本，高唱亡国论的民族败类。
第四层，表述苏日政策，表明苏日决心。
“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毛泽东等人虽然“不才”，但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在行军打仗方面正奋力进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建立了苏日根据地，正为国效命，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战斗。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是指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备尝多少艰难险阻，都是为了拯救祖国。日本侵略者不赶出去，中国人民哪里还有家呢。这里借用了西汉名将霍去病（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17年）的故事。他曾率军多次打败匈奴，汉武帝为表彰他，给他建造府第，他拒绝说：“匈奴不灭，何以家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先有其国而后有其家的博大胸怀。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是指各党派和各界人士，要坚固地团结起来，不分军民和贫富，共同苏日。写出了中国共党人反对国民党的分裂活动，共同苏日救国的主张。“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苏。”写出了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唤起全国四万万民众，共同反侵略的决心。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表达全国人民的愿望，国家必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改革内部政治，实行民主，组织和团结全国人民一心苏日，苏日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中国一定要侵略者还我河山，维护中国主权，这样的志向和决心，将永志不忘；中国一定要严格治军整军，加强国防力量，保卫国家，特此告诉列祖列宗，请列祖列宗和皇天后土一起加以监督。这一层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党各派组成苏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坚持苏战到底的决心。
这篇“祭文”采用四言诗的形式，一方面概述了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创建大中华的丰功伟绩，一方面谴责了清政府近百年来丧权辱国的可耻行径，同时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收复国土、保卫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语言朴直，内涵丰厚，爱国报国卫国之情，充溢其间，浩荡正气，令人感奋。
全诗比兴并用、情景交融，是中国文学史上“悲秋”的名作。
这首诗的主题思想，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谓写“乐极哀来，惊心老至”，一谓“此辞有感秋摇落。系念求仙意， ‘怀佳人’句，一篇之骨”（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三）。张玉谷又补充说：“以佳人为仙人，似近、乎凿。然帝之幸河东，祠后土，皆为求仙起见，必作是解，于时事始合，而章义亦前后一线穿去”。诗中求仙之意不明说，只以“怀佳人兮不能忘”一句暗点，意趣含蓄，妙在其中。
全诗共有九句，可分作四层。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为第一层，点出季节时令特点。阵阵秋风卸白云而飞，岸边的树木已不复葱郁，然而纷纷飘坠的金色的落叶，为秋日渲染了一副斑斓的背景。大雁苍鸣，缓缓掠过樯桅。短短两句，清远流丽。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秋风百代情至之宗。”秋日乃惹人思情，虽有幽兰含芳，秋菊斗艳，然凋零的草木，归雁声声，勾起汉武帝对故去的“佳人”不尽的思念之情：“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此句写的缠绵流丽乃一诗之精华，正如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三：“此辞有感秋摇落系念仙意。怀佳人句，一篇之骨．．．”明人谢榛以为，《秋风辞》之起句，出于高祖刘邦的《大风歌》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四溟史话》】。仅从字面看，固然不错；但两者的境界和情韵，却颇为异趣。“大风起兮云飞扬”，苍莽辽阔，表现的是风云际会中崛起的雄主壮怀；“秋风起兮白云飞” ，则清新明丽，荡漾着中流泛舟，俯仰观赏的欢情，联系后句，其韵味更接近于《九歌.湘夫人》的“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为第二层，是作者的因景联想和中心情思，兰草的秀丽，菊花的清香，各有千秋，耐人品味。春兰秋菊自有盛时，作者观赏的情趣和心态可以相见。接着作者由对花木的观赏，引发起对佳人的怀念，这种由物到人的移情，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是常用的手法，如屈原《离骚》有“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句子。“怀佳人兮不能忘”里的“佳人”不仅仅局限在字面的本身，它也可以包容了作者对事业的追求心愿，正象屈原以美人比喻自身理想的高洁一样。
也有观点认为武帝于把酒临风之际，怀念的心中“佳人”是指那位“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北方“佳人”李夫人。李夫人死于元狩年间，武帝思念不已，竟至于信少翁之说，夜致其形貌于宫，在隔帷伫望之中，唱出了“是邪？非邪？立而望之，翩何姗姗其来迟” 的迷茫之歌。而今七、八年过去，武帝还是不能忘怀于她，终于在秋日白云之下，又牵念起这位隔世伊人了。这两句化用《九歌》人神相殊之境，写武帝对“佳人” 的生死相望之思，确有鲁迅先生所说那种“缠绵流丽”的韵致。
五、六、七句“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为第三层，是泛舟中流的生动描绘，诗情重又振起，竭力描写汉武帝泛舟中流、君臣欢宴景致。当楼船在汾河中流疾驶，潺缓的碧水，顿时扬起一片白色的波浪。在酒酣耳热之际，不禁随着棹橹之声叩舷而歌。“萧鼓鸣兮发棹歌”一句，正是武帝自作《秋风辞》放怀高歌的生动写照。其蹒跚的步履，朦胧的醉态和叩舷而歌额度自得之情，悠然可见。
八、九句“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为第四层，是作者此次行幸河东，乐极哀来的深沉感慨。过分的欢乐之后，又带给人哀怨的心绪，青春难再，老之将至，因而不得不及时行乐了。这一描状自然景物后的思想归结，仍没有摆脱了古代骚人墨客的低沉情调。正象汉武帝本人一样，既有平南越、斥匈奴、兴太学、崇儒术的文治武功，又有敬神仙、请方士，因横征暴敛至使“流民愈多，盗贼分行”的过错（见《汉书》卷四十六《石庆传》），所以这首《秋风辞》既有不少自然流畅，使人成诵难忘的秀句，又有叹息人生短暂的虚无色彩。
总结看来，首二句写秋景如画，三、四句以兰、菊起兴，融悲秋与怀人为一。以下各句写舟中宴饮，乐极生哀，而以人生易老的慨叹作结。
此诗虽是即兴之作，一波三折，抒写得曲折缠绵，毫无直泻无余之感。在清丽如画的写景中，轻轻拨动怀想家人的思弦；于泛舟中流的欢乐饮宴，发为逸兴遄飞的放怀高歌；然后又急转直下，化作年华不再的幽幽叹息，将这位一代雄主的复杂情思，书写的曲折而又缠绵。沈德潜《古诗源》卷二：“《离骚》遗响。文中子谓乐极哀来，其悔心之萌乎？”以“《离骚》遗响”观之，乃就文辞而言。沈德潜的评价非常切实。《秋风辞》之所以能以清新流丽之辞，与苍莽雄放的《大风歌》相敌并同流传百世，原因正在于此。
从第一句看“时候”，从第二句看“景象”。重视“霁”的理解。①善于摄取自然景物的特征，把晓行所见静与动的景致写得变幻神奇。②把云误当山峰，写得新颖、活泼，很有情趣。③语言质朴自然，明白如话，却把景物描摹得生动逼真。
作者以自己由错觉到获得真知的体会告诉人们：生活中，常有以假乱真的现象发生，但假象终究不能掩盖真实。我们想要不被假象所迷惑，就应全面深入地观察事物，以明辨真伪。（第一层指明其中的道理，第二层应表明我们的态度。两个要点递进展开。）
诚斋体的突出特点就是善于巧妙地摄取自然景物的特征和动态。如《晓行望云山》：'霁天欲晓未明间,满目奇峰总可观。却有一峰突然长,方知不动是真山。'
《晓行望云山》，描写的是自己的新鲜感觉，展现的是诗人的心灵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