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一句,突兀陡起,好像蓄积于内心的感情一下子迸发出来了。“不见”二字置于句首,表达了渴望见到李白的强烈愿望,又把“久”字放到句末,强调思念时间之长。杜甫和李白在兖州分手,已有整整十五年没有见面了。
紧接着第二句,诗人便流露出对李白怀才不遇、因而疏狂自放的哀怜和同情。古代一些不满现实的人也往往佯狂避世,象春秋时的接舆。李白即自命“我本楚狂人”(《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并常常吟诗纵酒,笑傲公侯,以狂放不羁的态度来抒发欲济世而不得的悲愤心情。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人却不得不“佯狂”,这实在是一个大悲剧。“佯狂”虽能蒙蔽世人,然而杜甫却深深地理解和体谅李白的苦衷。“真可”两字修饰“哀”,生动地传达出诗人无限叹惋和同情的心事。
这种感情在颔联中得到进一步展现。这两句用了一个“反对”,产生了强烈对比的艺术效果。“世人”指统治集团中的人,永王李璘一案,李白被牵连,这些人就叫嚷要将“乱臣贼子”李白处以极刑。这里“皆欲杀”和“独怜才”,突出表现了杜甫与“世人”态度的对立。“怜”承上“哀”而来,“怜才”不仅是指文学才能,也包含着对李白政治上蒙冤的同情。杜甫另有《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一诗,以苏武、黄公比李白,力言他不是叛臣,又用贾谊、孔子之典来写他政治抱负不能实现的悲剧。而这种悲剧也同样存在于杜甫的身上,他因疏救房琯而被逐出朝廷,也是“世人”的不公。“怜才”也是怜己。共同的遭遇使两位挚友的心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了,这就是杜甫深切哀怜的根本原因。
颈联宕开一笔,两句诗是对李白一生的绝妙概括,勾勒出一个诗酒飘零的浪漫诗人的形象。杜甫想象李白在飘泊中以酒相伴,酒或许能浇其块垒,慰其忧愁。这一联仍然意在写李白的不幸,更深一层地抒发了怀念挚友的绵绵情思。
深情的怀念最后化为热切的呼唤:“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诗意承上“飘零”而来,杜甫为李白的命运担忧,希望他叶落归根,终老故里,声声呼唤表达了对老友的深长情意。“匡山”,指绵州彰明(在今四川北部)之大匡山,李白少时读书于此,这时杜甫客居成都,因而希望李白回归蜀中正是情理中事。就章法言,开头慨叹“不见”,结尾渴望相见,首尾呼应,全诗浑然一体。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最大特色是直抒胸臆,不假藻饰。律诗往往借景抒情,或情景结合,胡应麟说:“作诗不过情景二端。如五言律体,前起后结,中四句,二言景,二言情,此通例也。”(《诗薮》)杜甫往往打破这种传统写法,“通篇一字不粘带景物,而雄峭沈著,句律天然”(同上)。这首诗就是用的倾诉心曲的写法,不装点景物,感情深厚,同样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采用这种写法必然要吸收口语、散文的成分入诗,首先是剥落华藻,语言质朴自然,如本诗语言看似平常,却写出了对友人的一往情深;其次是通过散文化使精工整饬的律体变得灵活多姿,便于传情达意,如此诗用虚字转折诗意,使对偶不切等。这种律诗改变了传统的妃青俪白、四平八稳的老调,增强了律诗的表现力。
这是一首写离情的小令。此曲,句依定格,首句不押韵。后四句押“鱼模”韵,其中“足”以入声作上声,“玉”以入声作去声。“苦”为上声,“去”为去声。北曲无入声,而上去声通押,故也无不合律全曲五句,前三句写外景,后二句由外入内,写画楼中的人。小令借景抒情,描写因离别而内心掀起的波澜,表达企盼离人早归的殷切之意。小令用语含蓄,使相思的凄苦表达得更为深沉。
开始两句写外景。从闺中人眼光望去,此时只见斜阳西下,由于春日雨多,水平堤岸。第三句继上文写景而又暗融抒情,句中“寒玉”一词是对清凉晶莹的溪水的一种比拟。如李群玉《引水行》:“一条寒玉走秋泉,引出深萝洞口烟。”曲中“寒玉”就是她见到的溪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这虽也在写景,但它仿佛一面在比喻离别前生活的平静,一面在描写因离别而内心掀起的波澜。离愁别恨似乎经风吹起了,写来情景交融,不露痕迹。第四句写闺中人,但它把楼上人的一切外部表象都略去了,而是在有限的文字内集中表达她为离别而痛苦的感情。“画楼”这个不定人物更能引起想象,通过她而反映了所有闺中人对离人的共同情绪。末句表达了她最后的一点希望。楼中人与离人正天各一方,而“催归”鸟的啼声更易引起她对远方人的思念。所以她要杜宇“莫啼归去”然而,从她对“催归”鸟声的敏感,正反衬其心中盼望离人归来的殷切之意。结尾情意惨切,而用语含蓄,仔细体味,必将引起内心强烈的震动。
此词作于元丰二年(1079)三月,为苏轼由徐州调至湖州途中。词中化用李商隐《无题》诗中“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句意,将积郁的愁思注入即事即地的景物之中,抒发了作者对徐州风物人情无限留恋之情,并在离愁别绪中融入了深沉的身世之感。
词的上片以感慨起调,言天涯流落,愁思茫茫,无穷无尽。“天涯流落”,深寓词人的身世之感。苏轼外任多年,类同飘萍,自视亦天涯流落之人。他在徐州仅两年,又调往湖州,南北辗转,这就更增加了他的天涯流落之感。这一句同时也饱含着词人对猝然调离徐州的感慨。“既相逢,却匆匆”两句,转写自己与徐州人士的交往,对邂逅相逢的喜悦,对骤然分别的痛惜,得而复失的哀怨,溢于言表。“携手”两句,写他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最后离开此地时依依惜别的动人一幕。“携手佳人”,借与佳人乍逢又别的感触言离愁。“和泪折残红”,写作者面对落花,睹物伤怀,情思绵绵,辗转不忍离去,同时也是写离徐的时间,启过拍“为问”三句。末三句由残红而想到残春,因问东风尚余几许,感叹纵使春光仍在,而身离徐州,与谁同春。此三句通过写离徐后的孤单,写对徐州的依恋,且笔触一波三折,婉转抑郁。
词的下片即景抒情,继续抒发上片未了之情。过片“隋堤三月水溶溶”,是写词人离徐途中的真景,将浩荡的悲思注入东去的三月隋堤那溶溶春水中。“背归鸿,去吴中”,亦写途中之景,而意极沉痛。春光明媚,鸿雁北归故居,而词人自己却与雁行相反,离开徐州热土,南去吴中湖州。苏轼是把徐州当成了他的故乡,而自叹不如归鸿。“彭城”即徐州城。“清泗与淮通”暗寓作者不忍离徐,而现实偏偏无情,不得不背鸿而去,故于途中频频回顾,直至去程已远,回顾之中,唯见清澈的泗水由西北而东南,向着淮水脉脉流去。看到泗水,触景生情,自然会想到徐州(泗水流经徐州)。歇拍三句,即景抒情,于沉痛之中交织着怅惘的情绪。徐州既相逢难再,因而词人欲托清泗流水把千滴相思之泪寄往徐州,无奈楚江(指泗水)东流,相思难寄,令词人不禁怅然若失。托淮泗以寄泪,情真意厚,且想象丰富,造语精警;而楚江东流,又大有“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意,感情沉痛、怅惘,读之令人肠断。
此词写别恨,采用了化虚为实的艺术手法。作者由分别之地彭城,想到去湖州途中沿泗入淮,向吴中新任所的曲折水路;又由别时之“和泪”,想到别后的“寄泪”。这样,离愁别绪更显深沉、哀婉。结句“流不到,楚江东”,别泪千点因春水溶溶而愈见浩荡,犹如一声绵长的浩叹,久远地回响在读者的心头。
此诗反映了在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下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全诗通过山中寡妇这样一个典型人物的悲惨命运,透视当时社会的面貌,语极沉郁悲愤。诗人把寡妇的苦难写到了极至,造成一种浓厚的悲剧氛围,从而使人民的苦痛,诗人的情感,都通过生活场景的描写自然地流露出来,产生了感人的艺术力量。
此诗的“夫因兵死守蓬茅”,就从这兵荒马乱的时代着笔,概括地写出了这位农家妇女的不幸遭遇:战乱夺走了她的丈夫,迫使她孤苦一人,逃入深山破茅屋中栖身。
“麻苎衣衫鬓发焦”一句,抓住“衣衫”、“鬓发”这些最能揭示人物本质的细节特征,简洁而生动地刻画出寡妇那贫困痛苦的形象:身着粗糙的麻布衣服,鬓发枯黄,面容憔悴,肖其貌而传其神。从下文“时挑野菜”、“旋斫生柴”的描写来看,山中寡妇应该还是青壮年妇女,照说她的鬓发色泽该是好看的,但由于苦难的熬,使她鬓发早已焦黄枯槁,显得苍老了。简洁的肖像描写,衬托出人物的内心痛苦,写出了她那饱经忧患的身世。
然而,对这样一个孤苦可怜的寡妇,统治阶级也并不放过对她的榨取,而且手段是那样残忍:“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此处的“纳税”,指缴纳丝税;“征苗”,指征收青苗税,这是代宗广德二年开始增设的田赋附加税,因在粮食未成熟前征收,故称。古时以农桑为本,由于战争的破坏,桑林伐尽了,田园荒芜了,而官府却不顾人民的死活,照旧逼税和“征苗”。残酷的赋税剥削,使这位孤苦贫穷的寡妇无以为生。
“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只见她不时地挖来野菜,连菜根一起煮了吃;平时烧柴也很困难,燃生柴还要“带叶烧”。这两句是采用一种加倍强调的说法,通过这种艺术强调,渲染了山中寡妇那难以想象的困苦状况。最后,诗人面对民不聊生的黑暗现实,发出深沉的感慨:“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深山有毒蛇猛兽,对人的威胁很大。寡妇不堪忍受苛敛重赋的压榨,迫不得已逃入深山。然而,剥削的魔爪是无孔不入的,即使逃到“深山更深处”,也难以逃脱赋税和徭役的罗网。“任是”、“也应”两个关联词用得极好。可以看出,诗人的笔触象匕首一样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罪恶本质。
诗歌是缘情而发,以感情来拨动读者心弦的。《山中寡妇》之所以感人,正在于它富有浓厚的感情色彩。但诗并不直接抒情,而是把感情诉诸对人物命运的刻画描写之中。
诗人把寡妇的苦难写到了极至,造成一种浓厚的悲剧氛围,从而使人民的苦痛,诗人的情感,都通过生活场景的描写自然地流露出来,产生了感人的艺术力量。最后,诗又在形象描写的基础上引发感慨,把读者的视线引向一个更广阔的境界,不但使人看到了一个山中寡妇的苦难,而且使人想象到和寡妇同命运的更多人的苦难。这就从更大的范围、更深的程度上揭露了残酷的剥削,深化了主题,使诗的蕴意更加深厚。
这篇文章作者模仿了柳宗元的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并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心态,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文章虽为记亭而作,但苏舜钦更借此抒发胸中丘壑,因而沧浪亭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在文中成为推进内容发展的关键。文章总体不仅叙事写景,更有抒情议论;文章各个部分不仅作现状的描述,更注重于表现事件和思维的发展过程。总之,文章的布局及表现方式都出于抒写感情的需要,这篇文字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横遭迫害的文人的心灵历程。
文章第一部分重在记叙,但在写构亭之前,以主要笔墨叙述了一个对高爽虚辟之地由“思得”、“不可得”而终于“得之”的过程。士居偏狭不能出气,欲得高爽之地。这与其说是感官上的需要,不如说更是心理上的需要。因而,对寓居之地的寻求,正是作者心理情态的反映。它说明,愤懑和抑郁长久沉重地压在作者的心头,但他又不甘被苦闷压倒,力图从这一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和他以前的许多文人一样,他也只能从政治环境转向大自然,从山水草木中获取感情的补偿。而孙承祐所遗下的池馆,以它环境之美,以它“旁无民居”的幽僻,让作者一下子捕获到了与其心灵所需相契之点。这一段写景,作者采用移步换景的表现方法,以“顾”、“得”、“趋”等字真切地写出了他被自然环境深深吸引的情态。而对于具体筑亭之事文中仅以“构亭北碕”一语带过。亭名“沧浪”,取义于先秦民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歌词寓含着洗濯政治污浊之意,但作者也无意在这点上展开,因为当他把大量笔墨用于抒情议论时,亭名的这一层含义已不言而喻,不需再赘述了。
这一佳地既然是作者在心情郁闷的情况下努力求索所致,因而他抒写自己从中获得的情趣,决非一般的赏心悦目。他一方面极写内心的舒坦自在,强调了他与大自然的息息相通;另一方面,与上文“旁无民居”之语相呼应,再次强调了连野老也不至的宁静。这显然不同于陶渊明,“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二首》)那种乡居生活的乐趣。这是苏舜钦从他蒙受不白之冤的经历出发而产生的特殊心态。这种不仅要摆脱政事,甚至要摆脱一切人间往来唯与“鱼鸟共乐”的极端追求,是他心理上对黑暗现实所作出的逆向反应。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说明,这次政治打击在苏舜钦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沉重印记。
接着,文意深入一层。如果说,以上所写主要表现了“形骸既适则神不烦”。那么,随之提出的“观听无邪则道以明”,则表明作者从对景色的沉迷转为清醒的反思和冷静的自责:这充分说明,作者现时的感情状态固然是受大自然的感染而成,却又是主观追求和自觉体验的结果,是有意识的心理调整,而浑浊丑恶的官场纷争和美好宁静的大自然两相对照,尤觉今日闲逸自在的可贵,也就更能实现他所需要的心理平衡。文章的最后部分,从对往事的“返思”再上升到理性的思考,这是由个人的遭遇而引出的在普遍意义上对人生处世问题的探讨,但即便如此,其中仍充满作者自己的感情体验。他体会到“惟仕宦溺人为至深”,并坦率地表示,自己被废,并重新寻求到寄寓感情之物有了这两个外界条件,才使他有可能清醒地认识到内外得失之原,也才能从对仕宦的沉溺中完全得以解脱。作者的这一自我剖析是很客观,也是很深刻的。像苏舜钦这样的封建知识分子,要从精神上摆脱仕宦的羁缚,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需要经历一个心灵搏斗的艰苦过程。这段文字反复出现一个“胜”字,显现出不同精神力量的较量,这正是作者自我感受在文字上的反映。然而,这种解脱毕竟是在无奈的情况下对现实的消极反抗。事实上,封建社会中没有几个失意文人能以这样的感情寄托方式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
这篇文章清晰地留下了作者仿效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的痕迹。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与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西小丘记》等篇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作者并非作简单的模仿,而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他自己的心态,特别是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