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赠诗。此诗写出了他们虽天涯沦落,却肝胆相照的友情,写得沉着深挚。这是一首酬答诗,但与一般应酬之作不同。它在抒写离情别愫之中,又交织着对国家兴亡的深沉感慨,而这两种情感却是如此有机地熔铸在一起,整首诗苍凉沉郁,情切意深,表达了作者对清朝统治者的不满,颇能打动读者的心弦。诗中"肝胆"指自己的爱国之志,或对于故国的赤胆忠心。“阅”见证。表出了作者虽已衰老,且明知复国无望,仍然矢志不渝、坚持到底的决心。此诗风格:沉郁悲怆,深沉凝重。
顾炎武的这首《酬王处士九日见怀之作》,在晚秋的背景下,抒写着身事、家事、国事的情怀——惊觉秋老,满眼黄花,萧索的色调充溢字里行间;故人天涯,离怀浊酒,悲怆的感慨触手可接;两鬓斑白,逐客无家,苍凉的情绪弥漫不散;天地变色,神州易主,郁结的哀愁直透骨髓;但肝胆犹存,江山作证,坚贞的心志更催人泪下。诗人将满腔块垒,诉诸这些交织的形象,熔铸成一首节奏铿锵的五言律诗,展现出沉郁苍凉,悲壮凝重的风格特征。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
谭献词有一特点:擅于发端。如《长亭怨慢》:“又消受、江枫低舞”。《摸鱼子》:“悄无人,绣帘垂地,轻寒恻恻如许”。《角招》:“近来瘦,还如蘸水拖烟,渐老堤柳”等。这些开头,或突兀笼罩,或半空说起,都令人入目即觉醒豁。它们很容易引起读者的期待心理,产生良好的艺术效果。这首《金缕曲》,以“又”字发端,自然使人想到这以前作者已有过一次或多次此种经历,此乃再次经受。因此,一开头便使人觉得情绪浓重。其效果有类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
又临离别,本已使人惆怅;春来愁病相兼,鬓丝色改,愈加令人不堪。这般情状,早早归去为是。《楚辞·招隐士》云:“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可是,“草绿天涯浑未遍”,还不到归去的时候。词人所以离去,乃是因为“空楼微雨”。空楼,谓燕去楼空。用薛鬓衡《昔昔盐》:“空梁落燕泥”诗意。微雨,用晏几鬓《临江仙》:“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词意。自家燕去楼空,看人家微雨双飞,岂不肠断?因此,只好怀着满心痛苦、满心留恋,在茫茫云水中匆匆离去。荒荒,杜甫《漫成》:“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一本“荒荒”作“茫茫”,意谓黯淡无际。草草,匆促。杜甫《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问君适万里,取别何草草?”词人草草取别,自云“空楼微雨”,这里面很可能隐藏着一个令人忧伤的恋爱故事,却又不便明言。可惜当初无人为谭献撰写词本事,我们已无从知晓。“听林禽、只作伤心语。”这林禽指鹧鸪。鹧鸪啼声如云“行不得也哥哥”,古人常形诸歌咏。这里说,林禽象人一样伤心地鸣叫着“行不得也”,但我却难以留住。以此作上阕结语,将词人复杂的心情写得十分生动。他本不愿离去,不该离去,却又不得不离去,这就益加痛苦,忧伤。
上阕侧重写不忍离去,下阕承上结尾,侧重写不得不离开。“留不得,便须去”。离别之痛加上其他苦情,交织在一起,词人心情更加沉重。他临行之际,留滞江头。靠近篷窗,看岸上花树自发,向人低舞,如同依依惜别。这便又一次引起对往事的留恋。可是,他又想到,已经辜负了时光,做惯了孤旅,身处穷途,文章如土,才不能展,志不得骋,才华已被碌碌风尘所误,断不能继续留驻此处。于是,词人结束对此地留恋和对往事的思索,决心离去,故云:“留不得,便须去”。风尘,此处乃指行旅。汉秦嘉《与妻书》中“当涉远路,趋走风尘”,《玉台新咏》九范靖妻沈氏《晨风行》诗句“念君劬劳冒风尘,临路挥袂泪沾巾”,均指旅途艰辛,与艳事无涉。
词是音乐文学。与诗相比,它有独到的长处和局限。词便于抒写心理的曲折层迭,但却不便象诗文那样指实。谭献这首《金缕曲》,把“江干待发”之时的多重痛苦一一写出,层层深入,但最终也没有归结为某一件具体的事,没有结于一端。这就会引起读者多方面的联想。叶恭绰《广箧中词》评这首词说:“如此方可云‘清空不质实’。”词本来就应该这样。谭献是常州词派的代表作家,他讲求寄托,但却並不象某些常州派末流,必欲在一首词中句句“寄托”到实事上去。他的词,妙在虚实之间,如梅尧臣论诗所云:“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鬓”(欧阳修《六一诗话》)。故今人论谭献词:“献炼意而不伤情,或至泯迹。”“《金缕曲》‘草绿天涯浑未遍,谁鬓王孙迟暮?’‘近篷窗、岸花自发,向人低舞’。既不得已又不容己之情,反能奋笑疾书,直截了当”,远较其擅名一时的令词“真切”。“论献之能事,实在长调”(《清词菁华》302页)。
此诗是作者寄给妻子的诗,首句提出“途中景”,以途中景色,见别后离情,末两句实写途中景色,于所写景色中表现作者情怀之极苦、极乱。全诗以景抒情,写得简略含蓄,但作者的别后心情,所谓“黯然消魂”者,却又充分地表现出来。
以途中景色,见别后离情,这是古代诗词中最常用的抒情方法,即以实处见虚,则实处皆虚。不说“心情”,而只说沿途风物,风物虽是早已客观存在,而行人此时此地之心头滋味却是个人所有。其深度和其浓度作者均未明言。且别情之浓,别情之乱,若一一说去,将不知费去几许笔墨,愈说得多,愈不能将此弥漫四野、飘忽怊怅之心情说全、说清,故将虚化实,使实处全虚,则更易感人。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就是采用这种表现手法。
按一般叙述方法,诗之顺序应为:“行人日暮少,风雪乱山深。试说途中景,方知别后心。”今将句倒转,是作者独具匠心处。第一联为第二联作铺垫,第二联陡转,转折颇险而陡,因奇特而见警策,可谓能于险中求警;若按意思顺序来写,则是平铺直叙,而无跌宕之势。读后只能感到行人于日暮时,说出风雪乱山中之感受,及因此感受而思念家人之心情,虽流畅而失之浅淡。此则不同,读首联竟不知所云“别后心”究竟如何,读次联不仅可知“途中景色“,亦可于所写景色中感知作者情怀之极苦、极乱。
首联提出“途中景”,却全无一字说此“景”字,提出“别后心”,既不作心情之描述,又无形象以见意。而此诗却又转回头去接第一句去写“途中景”。如此安排,使读者自知景即心,心即景,与其写不易着笔之抽象心情,不如写引起此种情怀之实景,于实景中见到此极苦、极乱之心情。一如刘长卿之《逢雪宿芙蓉山》:“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只着一“贫”字,使下联之实写“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实处全虚,一片苍茫凄寒之感,弥天而来,别人多少言语说不尽者,只以十字匀染出矣。孔平仲此诗的妙处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