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赠诗。此诗写出了他们虽天涯沦落，却肝胆相照的友情，写得沉着深挚。这是一首酬答诗，但与一般应酬之作不同。它在抒写离情别愫之中，又交织着对国家兴亡的深沉感慨，而这两种情感却是如此有机地熔铸在一起，整首诗苍凉沉郁，情切意深，表达了作者对清朝统治者的不满，颇能打动读者的心弦。诗中"肝胆"指自己的爱国之志，或对于故国的赤胆忠心。“阅”见证。表出了作者虽已衰老，且明知复国无望，仍然矢志不渝、坚持到底的决心。此诗风格：沉郁悲怆，深沉凝重。
顾炎武的这首《酬王处士九日见怀之作》，在晚秋的背景下，抒写着身事、家事、国事的情怀——惊觉秋老，满眼黄花，萧索的色调充溢字里行间;故人天涯，离怀浊酒，悲怆的感慨触手可接;两鬓斑白，逐客无家，苍凉的情绪弥漫不散;天地变色，神州易主，郁结的哀愁直透骨髓;但肝胆犹存，江山作证，坚贞的心志更催人泪下。诗人将满腔块垒，诉诸这些交织的形象，熔铸成一首节奏铿锵的五言律诗，展现出沉郁苍凉，悲壮凝重的风格特征。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
谭献词有一特点：擅于发端。如《长亭怨慢》：“又消受、江枫低舞”。《摸鱼子》：“悄无人，绣帘垂地，轻寒恻恻如许”。《角招》：“近来瘦，还如蘸水拖烟，渐老堤柳”等。这些开头，或突兀笼罩，或半空说起，都令人入目即觉醒豁。它们很容易引起读者的期待心理，产生良好的艺术效果。这首《金缕曲》，以“又”字发端，自然使人想到这以前作者已有过一次或多次此种经历，此乃再次经受。因此，一开头便使人觉得情绪浓重。其效果有类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
又临离别，本已使人惆怅；春来愁病相兼，鬓丝色改，愈加令人不堪。这般情状，早早归去为是。《楚辞·招隐士》云：“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可是，“草绿天涯浑未遍”，还不到归去的时候。词人所以离去，乃是因为“空楼微雨”。空楼，谓燕去楼空。用薛鬓衡《昔昔盐》：“空梁落燕泥”诗意。微雨，用晏几鬓《临江仙》：“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词意。自家燕去楼空，看人家微雨双飞，岂不肠断？因此，只好怀着满心痛苦、满心留恋，在茫茫云水中匆匆离去。荒荒，杜甫《漫成》：“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一本“荒荒”作“茫茫”，意谓黯淡无际。草草，匆促。杜甫《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问君适万里，取别何草草？”词人草草取别，自云“空楼微雨”，这里面很可能隐藏着一个令人忧伤的恋爱故事，却又不便明言。可惜当初无人为谭献撰写词本事，我们已无从知晓。“听林禽、只作伤心语。”这林禽指鹧鸪。鹧鸪啼声如云“行不得也哥哥”，古人常形诸歌咏。这里说，林禽象人一样伤心地鸣叫着“行不得也”，但我却难以留住。以此作上阕结语，将词人复杂的心情写得十分生动。他本不愿离去，不该离去，却又不得不离去，这就益加痛苦，忧伤。
上阕侧重写不忍离去，下阕承上结尾，侧重写不得不离开。“留不得，便须去”。离别之痛加上其他苦情，交织在一起，词人心情更加沉重。他临行之际，留滞江头。靠近篷窗，看岸上花树自发，向人低舞，如同依依惜别。这便又一次引起对往事的留恋。可是，他又想到，已经辜负了时光，做惯了孤旅，身处穷途，文章如土，才不能展，志不得骋，才华已被碌碌风尘所误，断不能继续留驻此处。于是，词人结束对此地留恋和对往事的思索，决心离去，故云：“留不得，便须去”。风尘，此处乃指行旅。汉秦嘉《与妻书》中“当涉远路，趋走风尘”，《玉台新咏》九范靖妻沈氏《晨风行》诗句“念君劬劳冒风尘，临路挥袂泪沾巾”，均指旅途艰辛，与艳事无涉。
词是音乐文学。与诗相比，它有独到的长处和局限。词便于抒写心理的曲折层迭，但却不便象诗文那样指实。谭献这首《金缕曲》，把“江干待发”之时的多重痛苦一一写出，层层深入，但最终也没有归结为某一件具体的事，没有结于一端。这就会引起读者多方面的联想。叶恭绰《广箧中词》评这首词说：“如此方可云‘清空不质实’。”词本来就应该这样。谭献是常州词派的代表作家，他讲求寄托，但却並不象某些常州派末流，必欲在一首词中句句“寄托”到实事上去。他的词，妙在虚实之间，如梅尧臣论诗所云：“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鬓”(欧阳修《六一诗话》)。故今人论谭献词：“献炼意而不伤情，或至泯迹。”“《金缕曲》‘草绿天涯浑未遍，谁鬓王孙迟暮？’‘近篷窗、岸花自发，向人低舞’。既不得已又不容己之情，反能奋笑疾书，直截了当”，远较其擅名一时的令词“真切”。“论献之能事，实在长调”(《清词菁华》302页)。
此诗是作者寄给妻子的诗，首句提出“途中景”，以途中景色，见别后离情，末两句实写途中景色，于所写景色中表现作者情怀之极苦、极乱。全诗以景抒情，写得简略含蓄，但作者的别后心情，所谓“黯然消魂”者，却又充分地表现出来。
以途中景色，见别后离情，这是古代诗词中最常用的抒情方法，即以实处见虚，则实处皆虚。不说“心情”，而只说沿途风物，风物虽是早已客观存在，而行人此时此地之心头滋味却是个人所有。其深度和其浓度作者均未明言。且别情之浓，别情之乱，若一一说去，将不知费去几许笔墨，愈说得多，愈不能将此弥漫四野、飘忽怊怅之心情说全、说清，故将虚化实，使实处全虚，则更易感人。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就是采用这种表现手法。
按一般叙述方法，诗之顺序应为：“行人日暮少，风雪乱山深。试说途中景，方知别后心。”今将句倒转，是作者独具匠心处。第一联为第二联作铺垫，第二联陡转，转折颇险而陡，因奇特而见警策，可谓能于险中求警；若按意思顺序来写，则是平铺直叙，而无跌宕之势。读后只能感到行人于日暮时，说出风雪乱山中之感受，及因此感受而思念家人之心情，虽流畅而失之浅淡。此则不同，读首联竟不知所云“别后心”究竟如何，读次联不仅可知“途中景色“，亦可于所写景色中感知作者情怀之极苦、极乱。
首联提出“途中景”，却全无一字说此“景”字，提出“别后心”，既不作心情之描述，又无形象以见意。而此诗却又转回头去接第一句去写“途中景”。如此安排，使读者自知景即心，心即景，与其写不易着笔之抽象心情，不如写引起此种情怀之实景，于实景中见到此极苦、极乱之心情。一如刘长卿之《逢雪宿芙蓉山》：“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只着一“贫”字，使下联之实写“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实处全虚，一片苍茫凄寒之感，弥天而来，别人多少言语说不尽者，只以十字匀染出矣。孔平仲此诗的妙处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