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
这首诗通过对早秋自然环境的描写，表现了诗人羁旅他乡，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以及渴望归乡的急切心情。这首诗设喻新奇巧妙，结构严整，感情真挚，格调高远。
首联“岁落众芳歇，时当大火流”。“众芳歇”中“芳”指花，就是说很多的花儿已经凋落了。在自然界中，花草之类，逢春而荣，遇秋而衰，这是自然规律。“大火”指星名，二十八星宿之一，也就是“心宿星”，居于正南，“流”指向下行，这里点出了时至七月了。诗歌开头两句借自然景物含蓄地表明了诗歌所描写的季节——早秋。从律诗的结构来说，这一联是起。
接着进入颔联，承接首联的“早秋”。“霜威出塞早，云色渡河秋。” “威”就是威力、威风，在此指秋霜很浓。“出塞”、“渡河”是地域位置。“塞”指边塞。“河”指黄河。这两句直接描写了太原早秋的自然气候。特别要注意的是诗人为了更好地表现太原自然地理条件的特点，除了用词语描写外，诗人还运用了镶嵌的修辞手法，也就是在两句末镶嵌了“早”、“秋”两字，巧妙点题。
所谓镶嵌的修辞手法，谭永祥教授在《汉语修辞美学》中说过：“将特定的字、词镶嵌在特定的文句中，以便收到多种表达效果，这种修辞手法叫‘镶嵌’。”同时又说：“将特定的字、词置于句首或句尾者叫‘镶’，置于句中者叫‘嵌’。”这种修辞手法的表达效果不但具有突出和强调意义的作用，而且在是文章增强趣味性和视觉的感染性。在这首诗歌中，标题中“早秋”在诗句中得到形式和内容上的照应，而且把两句通过“早”和“秋”联系起来，不但强调了诗人所描绘的“早秋”景色特点，而且在形式上得到相照应，形成对偶，使之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进入颈联，这一联转写作者自己。“梦”指作者的归乡之梦，“边城”指太原。对于一个远行在外作客他乡的游子来说，一到夜晚“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思归之情悠然而生，但是这个愿望不能马上实现，只能绕着边城的月亮来旋转。“故国”指故乡。虽然归家的愿望不能立即实现，但是却归心似箭，诗人的那颗心早已飞回了故乡的家园。
尾联是合。“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悠悠”就是本是忧郁的意思，但也有情悠悠，思悠悠之意。同时，联系上一句“思归若汾水”来看，“悠悠”也有绵延不断的意思。这两句的意思是说，我思念归家之情时时刻刻萦绕心头，就如同汾河水一样，没有一天断绝过啊。以水喻情，这是古代诗歌中常用的方法，也是“流水”这一意象所蕴含的意义之一。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张说的“闻道神仙不可接，心随湖水共悠悠”；李白的“孤帆远影碧山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在这首诗里，诗人为了强调自己的“思归”之情的深远，也通过日夜不停的汾河水不停流淌为喻，形象而生动地表现出了自己日夜思归的情怀。
在艺术手法上，这首诗注重了文题相映，特别是在颔联运用镶嵌的修辞手法，在两句的末尾分别用了“早”、“秋”两个字，匠心独运地点题并照应诗题。其次，后两句运用了明喻的修辞手法，生动形象地把抽象的思归之情形象化，以水喻情，连绵不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思归不断的情怀。
此诗以感怀发端。诗人多年来仕途奔波，宦海沉浮，阅历既多，自以为是谙练世情，老马识途了，但又觉得政治风云变幻莫测，首联用“似觉”点出对前途把握不定的心理状态，显示出茫茫身世之感。在旧岁将尽的年终，诗人看到年复一年，时光流逝，而自己却功业未就，老大无成，兴起了岁月蹉跎、流年虚度的嗟叹。次句的“空更”，语意深切，表达了诗人当时无任凄惘的心境。
颔联先写思亲，佳节思亲，是人情之常，辗转客程，失去了家人团聚的欢乐，便到梦境中去寻求。却被爆竹声惊醒了。“爆竹”这一含有特定意义的形象，渲染了节日气氛，起了以景增情的作用。接着又用“残灯”、“永夜”，刻画环境的凄凉。在漫漫长夜中，独自伴着昏暗欲灭、摇曳不定的灯光，窗外又不时传来辞岁的爆竹声，叫人心碎。旅况的孤寂索寞，自然涌出“客愁新”的心情，以景衬情，颇见匠心。
“客愁”而说“新”，暗示已有旧愁，旅次逢岁末，又添了新愁。新愁承“乡梦”而来，愁的内涵，不言而喻。旧愁乃是诗人自叹：“无端却被东风误”（《自恩平还题嵩台宋隆馆二绝》），可以从作者贬谪僻地的生活背景悟出，亦不觉晦涩。
颈联用拟人手法写天气，宋人诗词常用这种写法，如姜夔《点绛唇・丁未冬过吴松作》词：“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此联上句描绘雪意浓酣，垂垂欲下的客中实景，进一步映衬游宦在外的艰辛和漂泊羁旅的寂苦，下句联想到腊尽春来，写出春回大地的旖旎风光。从岁末欲雪到春光明媚，时间上有一个大的跨度。诗人运用对偶，把不同时间的意象组合在一起，在回环对比中，增加了境界之美，也表达了他想以未来欢乐的憧憬消解当前旅愁的愿望。作者在长期贬谪之后，盼来了重新起用的机会。他对这次临安之行充满了希望，残冬将尽春天正向他走来，可以尽情领略“桃红柳绿”的春色，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了。
然而诗人毕竟摆脱不开现实生活的羁绊，绵绵的乡愁使诗人展开想象，在空间上来了一个大的跳跃。诗的尾联，从对方落笔，将不尽的情思，浓缩在“想得”语之中。说儿女们围坐在地炉边，念叨着自己，这比直说自己如何想念家人，倍加生动亲切。白居易的“想得闺中深夜坐，还应说着远行人。”（《邯郸冬至夜思家》情景与此相似，惟黄公度借天真小儿女之口说出，更为动人。
作者以情出景，以景喻情，虚实结合，情景相生。在时地的跨度中，开拓了诗的意境，虽无大波澜，但用词鲜明，质朴真切。诗人入朝之后，因秦桧党羽仍然把持朝政，只得了个考功员外郎的闲职，没过多久，就赍志以殁，终年才四十八岁他所憧憬的春天，终于没有来临。
“诗囚”句，元好问《放言》“韩非死孤愤，虞卿著穷愁，长沙一湘累，郊岛两诗囚”。诗囚，“为诗所囚”，指孟郊、贾岛作诗苦吟，讲求炼字铸句，把诗看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好像成为诗的囚徒一般。孟郊以穷愁为诗，至死不休，处高天厚地之大，而自我局限于穷苦之吟，真似一个诗中的累囚。“诗囚”二字，与“高天厚地”形成藐小与巨大的强烈对比，亦可见好问之别具匠心，造句用语新颖别致。“死不休”的夸饰手法，亦比“死方休”、“死即休”来得巧妙，勾勒穷愁不断，极深刻独到。
这首诗是评论孟郊的诗，元好问认为他根本不能与韩愈的诗相提并论。孟郊与韩愈同为中唐韩孟诗派的代表，但有不同。孟郊一生沉落下僚，贫寒凄苦，郁郁寡欢，受尽苦难生活的磨难，将毕生精力用于作诗，以苦吟而著称。孟郊的才力不及韩愈雄大，再加上沦落不遇的生活经历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视野，使得他的怪奇诗风偏向个人贫病饥寒，充满幽僻、清冷、苦涩意象，被称为“郊寒”。而韩愈的诗歌虽有怪奇意象，但却气势见长，磅礴雄大，豪放激越，酣畅淋漓。司空图说他“驱架气势，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
韩愈的这种气势雄浑，天然化成的诗歌风格正是元好问所崇尚的，而孟郊的雕琢和险怪的风格正是元好问所批判的。因此，元好问认为孟郊和韩愈不能相提并论，韩愈的作品如江山万古长存，与孟郊比，一个如在百尺高楼，一个如在地下。不过，在诗中元好问对孟郊也有同情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