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时音乐正处于发展阶段，所以诗歌中关于音乐的诗也甚多。诸如白居易的《琵琶行》、韩退之的《听颖师弹琴》和李长吉的《李凭箜篌引》，皆称绝唱。温庭筠这首《郭处士击瓯歌》与它们并列，当毫无逊色。
郭处士，据《温飞卿诗集》补注说，即郭道源。唐武宗朝，以善击瓯名，率以邢（山西）瓯、越（浙江）瓯十二只，旋加减水其中，以箸击之。瓯，《洪武正韵》谓“今俗谓碗深者为瓯。”《正字通》说：“俗谓茶杯为瓯。”击瓯是民间的一种音乐，这在现在也还可见。由于它不是正规乐器，古所谓的“革金石丝竹土木匏”八音之内，就没有瓷或玻璃的席位。对于这种土乐器的演奏，比之于琵琶、箜篌，当然有更难好之处。那当然，描写起来也就相对地要更困难些的。
温庭筠本人就是一个大音乐家。他不仅善于能依律而填词谱曲，所谓“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而且还精于演奏，其水平之高，达到了“有丝即弹，有孔即吹，不必柯亭爨桐”，也就是说，即使是粗制滥造的乐器，他也可以奏出很美妙的音乐。因此可以说，温庭筠的诗，就不是一般的泛泛的谀词，而是行家对于这一音乐之美的鉴赏了。
诗的题目既是《郭处士击瓯歌》，所以他可以不必叙述，而从第一个音符写起。“佶傈金虬石潭古”，虬，无角龙。正因为它无角，不得登于天廷，所以它因长期抑郁而多暴厉之气。佶傈，耸动的样子。佶傈金虬，正是写金色的无角龙，在古潭里翻腾怒吼，搅得潭水发出了噌吰的声音。以水声来写瓯声，自然给人以亲切的感受。击瓯的第一乐章，可以想见是何等的激烈而宏伟。接着，“勺陂潋滟幽修语”，第二乐章由急转缓，由重移轻。从噌吰跳荡而转为轻波唼喋。又好像是独坐在幽篁里，听那微风拂过竹梢。陂，是水边逐步倾斜的坡岸。所以这里写的就不是水的拍击之声，因为无岸壁可拍，而是水波荡漾以进退的唼喋声，或是轻波逐戏的潋滟。“幽修”指的当是竹。所谓“幽篁”、“修竹”者是。人坐在幽篁里，亦即深竹丛中，一切的声音，都隔绝了，这里仿佛是王维“入定”的境界。但微风却闯了进来，拂动竹叶，发出切切嚓嚓的声响，有如小女子们在那里说着悄悄话。这个意境只有虽入定而又不甘寂寞的王维体察得出来，故他在他的《山居秋暝》中说：“竹喧归浣女”，这不止是写竹之喧，也含有她们的笑语声。这就不仅写出了轻音部，而且又都带有人间熟悉的生活情趣，使人听来，于分外宁静之中，还有一种亲切的感受。
第三乐章，手法一变，“湘君玉马上神云，碎佩丛铃满烟雨。”不是一句一个意境，而是用两句同写一个意境。乐声于沉静之中又飞扬了起来，有如湘君骑着宝马自天外远远而来。这个感觉极细，正是捉住了瓯声从轻而渐扬的音步。湘君身上的佩玉发出丁东之声，和着马脖子上的鸾铃锵锵。有轻有重，有急有徐，却又是如此的和谐。正因为从敲着盛水的杯子发出的声音吧，所以听来都带有水的滋润。不是响晴的天空那种爽朗的声音，而是仿佛从烟雨中发出的；因而都沾上了水的滋润。“碎佩丛铃满烟雨”，温庭筠确实是有着音乐家的耳朵。他是这样准确地捕捉到了乐声燥湿的质感，他又有着文学家的手，能把它换成立体声的画面传给了读者。这就使得千百年后的读者，也能通过他留下的非常富有特色的画面，而想象得到这支音乐的节奏：第一乐章是宏大的，第二乐章是宁静的，而到了第三乐章则飞越而悠扬，恰似音乐最好的结尾。
接着下面三段，用“吾闻”领起，一下转到了宫中，这是为了写演奏家的。武宗在位的时候，李德裕执政，郭道源曾充太常寺调音律官。那在晚唐，曾是一个开明的朝代。以后宣宗继位，朝政又趋于腐败。李德裕贬死，从郭道源流落到了民间看，他当也是一位耿介拔俗的艺术家。正是这样的思想渊源，才会被温庭筠引为同调。所以温庭筠这才用了更大的篇幅，用闪回、插叙的回忆笔法，来写他过去演奏的这一段光荣。这在文字的背后，那是寄托了对于李德裕的哀思与夫对现实的批判的。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用了“吾闻”，那当然是对于郭的传说又加上作者的想象，那么读者就要注意作者在这里的设想了，因为这里正是诗人可以有最大的自由，寓意传神，以表达他的言外之意的地方。因而在这里捕捉诗人的精神实质，读者也就有可能懂得他诗旨之所在了。这样，他虽然写的是别人，却很可以见设想者自己的精神的。或者说是抒情和对象的结合，是情与志的共同体。
这里第一段“三十六宫花离离，软风吹香星斗稀。玉晨冷磬破昏梦，天露未干香着衣”是写郭处士曾在宫中生活的情景。而且，他似乎还是一位道教之士。本来“处士”是对那些有德而隐居的人的一种尊称。按说对曾在宫中当过待诏的人是不当的。但唐朝由于姓李，很尊崇李家的道教，入宫后而又隐退的也大有人在，如和李白很要好的司马徽就是。郭道源既已出宫很久，那么尊之为“处士”自也可以。由于温庭筠没有进过皇宫，对皇宫里的生活只能根据传闻加以想象，所以用听说“三十六宫花离离”来展开他的叙述。如此众多的离宫，错落地隐在繁茂的花树丛中，这是多么富丽庄严的景象。既具体又有着高度的概括，使人产生了许多的联想。然而接着读下来的，仿佛郭处士正在这里深夜徘徊，给人一种幽冷孤独的意味。本来正如骆宾王《帝京篇》里说的：“汉家离宫三十六”，是言帝王所居宫殿之多，“花离离”，是花木披纷的世界。这是实写；但按中国诗歌的传统语境，花往往又是用以写美丽的女人的。花离离，对于皇宫来说，又是美女的世界。“离离”，除了有草木繁茂的意义外，用于人，也有“懒散、忧伤”的意义。在这样的深宫里，该囚禁了天下无数美色，而皇帝只有一个，是以有的从少女一直到头白都不得见皇帝一面的。“软风吹春星斗稀，玉晨冷磬破昏梦。”因为女子太多了，而一个皇帝又照顾不过来，所以在深宫里，固然有的地方笙歌达旦，和暖的春风软软地吹着，在这令人沉醉的春晨，金屋中有人正如《红楼梦》中薛大少说的：“洞房花烛朝慵起”。但也有的地方，则只能是伴着春风，独自对着星空，从稀到密，又从密等到了稀，良宵空待。更有的连这空待的幻梦也消灭了，就只有与青灯冷磬相伴，明知此生已矣，只希望修个来生。“天露未干香着衣”，使人想到了杜甫的“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这是爱的执着，同时也是对美的摧残。温庭筠把这一切都揉合在了一起，这就成了最典型的内宫写照。“香雾”也好，“香露”也好，这不止是具体地写了雾与露，更是写了这里的一个大的环境，使雾与露而香的，说明了这里的环境，至少也是在花树丛中或脂粉香中的。露与雾也因花气或脂粉之香气之重而被薰香了。
但是，“玉晨”似还有一说：据《上清紫晨君经》说，玉晨是上皇先生的精灵。因为郭道源是道士，故尔“玉晨冷磬破昏梦，天露未干香着衣”，也可以说是借重来指郭道源自己。说他用“冷磬”来惊破人们的“昏梦”。以“冷磬”对“昏梦”非常之妙。中国的俳优，即宫廷艺人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寓谏于滑稽之中，想必郭道源也是这样的，以滑稽谏，得罪了宣宗，这才遭到了朝廷的遗弃。那么，这“软风”、“冷磬”，也许更多的是在写在这里徘徊了一夜，因而让露水打湿了衣裳的郭道源的感觉了。这虽属纯客观的描写，但由于他写出了一个在这样富丽温柔而又幽森孤独的环境里，竟然竟夕起徘徊的他，这就是通过这样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使读者可以“以形传神”，从他那无言的客观的神态中，看到他那满怀心事的忡忡之情，这就把一个忧国忧民的志士形象，非常突出地立在了读者的眼前了。这样的歌颂郭之为人，既艺术，又得体。
接下来，写郭的艺术。“兰钗委坠垂云发，小响丁当逐回雪”，他在宫中击瓯，也许是为舞女伴奏，也许正是因他击奏的瓯声丁当，而使人幻发出如见疾风回雪之舞，她旋转的是的么疾速呀。以致云鬓松动，头上的兰钗都掉了下来。那丁当之声也许就是这首饰坠地时发出的声音。众多的首饰，纷纷坠落，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发出清脆的丁东声，如瓯如磬，似幻似真，倒也有趣。“晴碧烟滋重叠山，罗屏半掩桃花月。”乐声渐入轻微，仿佛是她停了下来，由于刚才旋转得太疾，乍歇下来，是以这时读者仿佛听到她喘息着，仿佛看到了她的脸色绯红，在罗屏半掩之中，恰如那桃花染就的一轮明月，白中透红。衬得她那细细的黛眉，也像晴天里那含烟的一弯远山。这真是太艳丽了，于是“太平天子驻云车，龙炉勃郁双蟠拏”，连经常接近声乐女色，享尽了人间富贵的太平天子，也不由得要停下车来，久久地注目而视。以至两边香炉中的御烟，因停得久了而如双龙样的纠结在了一起。“宫中近臣抱扇立，侍女低鬟落翠花。”那些执掌礼仪的中性太监们，也一个个地抱着羽扇而发呆。侍女们连发饰松脱了都不知道。大家都看、也许是听得太痴呆了。以至大家如醉如痴，君臣失仪，一切的威严、恐惧，在她的面前，都扫地以尽了，剩下的就只是对于音乐舞蹈的倾倒。则这音乐之美，中人之深，就可想而知了。
“乱珠触续正跳荡，倾头不觉金乌斜。”这时瓯击得如玉珠跳荡，他低着头那样入神地敲打着，不知道竟到了日已西斜的时分；然而人们似乎意犹未足。他不仅采用了声音的传统的写法，“以声写声”，而且还以意识来写声，写众人的痴呆，进一步把郭处士的才艺写得简直出神入化了。
这上面四段，下了偌大的气力，从各方面来写郭道源：写他的音乐奇才，写他的忧国忧民，但这实在不是赞美他的技艺，而只不过是用作铺垫，为的是写其才志如此，竟无可用。所以他最后说：“我亦为君长叹息，缄情寄远愁无色。”
也许郭道源对朝廷还抱有幻想，所以他最后说：“莫沾香梦绿杨丝，千里春风正无力。”其实武宗不幸死于太监之手后，太监们怕再出一个像武宗似的英明的皇帝，所以这才特地选了一个懦弱而又酷好声色的李忱当皇帝，是为宣宗。温庭筠对于朝廷的这一套，他是太了解了。与他很亲近的太子永之死，武宗之死，宣宗之立，几乎在他的身心上，都留下了道道血痕。所以他这才在最后用《杨白华》的故事来劝他，说：莫做杨花梦，春风正无力，你是飘不到旧窠里去的。明末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曾感叹地说：“武宗不夭，德裕不窜，唐其可以复兴乎！”可惜的是，宣宗却反其道而行之。王夫之说；“唐之亡，宣宗亡之”。这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旧窠早已没有了。据《梁书》说：“杨华，少有勇力，容貌雄伟，魏胡太后逼通之。华惧及祸，乃率其部曲来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为作《杨白花》歌词，使宫人昼夜连臂蹋足歌之。”杨华，本名白花，奔梁后改名华。其歌词曰：“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谁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来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温庭筠用这样一个故事，非常含蓄，特别是以情歌里的单相思来写政治，郭道源当然懂。但别人就不好说他是对朝廷的不满了。
武宗当政时间不长，从公元841年至847年，则温庭筠已有三十多岁，正当壮年，从他娴熟音乐，也和郭道源因李德裕之故而一同沉浮着，他们当是知己，所以他才能对技艺写得这样的深切，对郭道源之情写得这样深挚，而对于时事的手法，又是这样的深沉。特别是最后，他这唤醒春梦的沉痛的语，表达出的是对同志的叮咛，而绝不是浪荡子的泛声。则这一首诗，实际是充满着对于理想的追求、对于同志无限深情的咏叹；同时也是对于时事最清醒的估计和鄙弃。总之归结起来，便是一阕对于人才沉沦的悲歌。正因为温庭筠对过去了的武宗的政治爱得那样深，对于当前宣宗之治是这样不信任，他既无限忠贞于过去，又十分洞察于现在，所以他才不为当世所用，也不肯为当世所用。这绝不是持什么“无特操……为当涂所薄”的论者们所可理解的。
此诗虽题为春望，但所望却是满目荒凉衰败景象，这样的景色正寄托着诗人遭贬谪后的身世凄凉之感，乃是以景写情之篇。
这首诗虽然极力地描绘了汉寿城遗址的荒凉、破败的景象，但是格调毫不低沉。在兴和废的转化之中，充分地表现了诗人发展变化的朴素辩证观点，使全诗充满了积极的进取精神。这首诗打破了一般律诗起、承、转、合的框框，首、颔、颈三联浑然一体，极力铺陈汉寿城遗址的荒芜、破败的景象，构成了全诗的整体层次。
“汉寿城边野草春”点明了“春望”的地点，含蓄而又凝炼地表现汉寿城已是一片废墟了。“野草春”三字让人产生联想，如果汉寿不是一片芜城，还象当年那样人烟辐辏，无比繁华，春日迟迟，一派生机的话，诗人怎么会用城边野草刚刚发芽来描绘它的春色呢。首联对句勾勒出来的景物颇多，有荒祠、有古墓、有射棘、有榛莽，唯独没有人烟。正因为此，诗人用“对”字组合起来的柯、墓、荆、榛之类愈多，便使人愈感荒凉。
“田中牧竖烧刍狗，陌上行人看石麟。”句虽有“牧童”和行人”出现，但也没有增添任何生气。牧竖烧刍狗予田中，说明坟山冷落，祭扫无人“田地荒芜，可牧牛羊。符人着石麟于陌止。是因为荆榛莽莽，别无可以观赏盼景物，唯古墓前石兽群尚可注目而已。
“华表半空经霹雳，碑文才见满埃尘。”句清楚地告诉人们汉寿城今非昔比，当年繁华的交通要道，如今已破败不堪了。当年指示路途的华表，如今已经被雷电轰击得半残，纵横的断碑，通体蒙尘，碑文依稀可辨。昔日繁华，今朝破败，尽在残缺华表，断裂石碑中显露了出来。诗人不惜耗费大量笔墨大写特写这样的破败和荒凉，完全是为着尾联的富有哲理性的议论作准备的。
“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则谈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即兴和废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诗人认为：兴和废不是永恒的，不变的；而是有兴就有废，有废就有兴，兴可以变成为废，废亦可以变成为兴的。这正如老子所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样，是具有朴素辩证法观点的。
这是一首咏物词。白石的咏物词所咏最多的是梅、柳，这是因为其中关合着他的一段“合肥情事”，他与合肥情侣相遇于合肥赤兰桥，其地多柳树，而分手时为梅开时节。夏承焘先生的考证即为：“白石客合肥，尝屡屡来往……两次离别皆在梅花时候，一为初春，其一疑在冬间。故集中咏梅之词亦如其咏柳，多与此情事有关。”（《姜白石词编年笺校行实考》）
张炎说：“诗难于咏物，词为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句，斯为绝妙。”（《词源》卷下）并标举了咏物词的几条原则：第一，求神似而不求形似；第二，结构上要能放能收，浑然天成；第三，所用典故必须符合题旨；第四，结句必须点明“一段意思”。若用以上原则衡量此词，可谓处处吻合。这首词在调下标明“赋潭州红梅”，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盛产红梅，以“潭州红著称于世。词中从咏红梅入手，但又不拘泥于纯粹写梅，写梅写人，即梅即人，人梅夹写，梅竹交映，含蕴空灵，意境深远，收放自如，达到似花非花，似人非人，花人合一的朦胧迷离的审美境界。
起句“人绕湘皋月坠时”，点明人物、地点、时间。湘皋，湘江岸边。屈原《离骚》：“步余马于兰皋兮。”注：“泽曲曰皋。”水滨江岸往往是情人幽会的理想场所，加之红梅掩映，更富诗情画意的美感。然而此刻词人写的不是相聚时的欢乐，而是写离别后的哀愁。一个“绕”字，写出百般无奈，万种离愁。绕者，徘徊也。“月坠”二字说明其“人”（抒情诗中的主人翁常常是作者自己）已在此徘徊良久。月坠湘皋，环境凄清，以此烘托心境，其愁苦悲凉可以想见。第二、三两句由人及梅，正面点题。林逋《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然词人不是写梅影映照于水面，而是写梅影浸透在水中，着一“浸”字，感情已很强烈，再以“愁”字形容涟漪，将涟漪拟人化了。王国维说：“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人间词话》）。愁人观物，触目皆是愁色，这在美学和修辞上叫做移情。诗人写梅多写其横，写其斜。如苏东坡《和秦太虚忆建溪梅花》诗云：“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词人这里不仅写其疏影横斜，而且突出一个“小”字。“花树小”，一作“花自小”。小字有娇小纤弱意。唯其娇弱，更显得楚楚可怜，让人顿起爱心。以上三句用写意的笔法，描绘出潭州红梅独特的品格风貌，奠定了全篇离别相思的基调。
“一春”三句既是写人，也是写梅。它既承上句，进一步写梅之愁，又从“幽事”渐渐逗引起无限伤心往事，暗暗点出心目中那个“人”来。梅的“一春幽事”是什么？是“嫁与车风春不管”，转眼间“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白石《暗香》）春残花落，惆怅自怜，除清风明月外，亦复谁知？“香远茜裙归”，是以茜裙女子的归去，象征梅花之飘零。茜裙，即红裙。香气被寒冷的东风吹远了，而落花仍依恋残枝，在树下回旋。此句充满了奇妙的想象，“香”犹花魂，缥缈而去；茜裙则是由花瓣幻化出来的形象，如在眼前。这个幻化出来的形象，即是白石魂萦梦牵的合肥情侣，这是白石一生的“情结”所在，所以看到了梅花，会马上联想到分离的情人。那时节春寒料峭，红梅绽放，他与穿着红裙的女子在江边分别。词人渐行渐远，回首岸边，只见那红裙渐远渐小，以至成为一个红点，就像江边的一朵红梅。……此时此刻，词人又深情地望着湘江边上的红梅，双眼渐渐模糊，幻化出当年江边的“茜裙”来。人耶？梅耶？真耶？幻耶？这样的描写，是写物而不凝滞于物，符合上面张炎所标举的第一个标准。
过片一笔宕开，以“鸥去”结束对往事的回忆。词中本咏红梅，为何一下子又扯到江鸥？此法即张炎所云“收纵联密”中的一个纵字，也就是说不拘泥于故实，而要从远处着笔。鸥是眼前的景物，符合湘皋这一特定地点。词人在江皋徘徊，惊起一滩鸥鸟；而鸥鸟的拍翅声又惊醒词人，使他从迷惘的回忆中回到当前。啊，这一切原来都是幻觉，往昔的情事就象鸥鸟一样飞去了。词写到此处，如果继续从远处着笔，则失其收纵自如之妙，于是“遥怜”二字又把它收回本题，并与上阕的“香远”遥相绾合，从而构成一体，深得“联密”之致。“花可可”，与前面的“花树小”遥相呼应。可可，小也，形容梅朵小如红点。“可可”和“依依”俱为叠字，且平仄相谐，声韵极美。
《词林纪事》引楼敬思语，说姜白石词“能以翻笔、侧笔取胜”。这首词上阕由梅及人，写己之相思，下阕始则宕开，几经翻转，写对方之相思。从对方写来，将两地相思系于一树红梅，故其相思之情，愈翻愈浓，益转益深。细细品味“遥怜”以下诸句，即可探知个中消息。“九疑”三句，看似写竹，实为写梅。
在词人看来，这红梅之红，分明是娥皇、女英二女的相思血泪染成的，也即自己恋人的相思血泪染成的。这里用湘妃的典故，既关合潭州湖南之地，又借斑竹暗喻红梅，以娥皇、女英对舜帝之相思，比作合肥恋人对己之相思，虽从对方写来，并以侧笔刻画，然却“用事合题”，非常精当。因为其中“相思血”三字，是牵合梅与竹的媒介。这也可见白石用典的妙处。前人用典，用其本意，有时显得呆板、平直；白石用典，只是取其所需，只取其大意，不拘泥于故实，用的非常灵活
这首词在审美价值上是创造了一种含蓄朦胧的美。清人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卷一中说：“所谓沈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此词没有像一般的咏物词那样，斤斤于一枝一叶的刻画，而是着重于传神写意。从空处摄取其神理，点染其情韵，不染尘埃，不着色相，达到“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张炎《词源》的妙境）。它通过“月坠”、“鸥去”、“东风”、“愁漪”以及“绿筠”的渲染烘托，通过“茜裙归”、“断魂啼”、“相思血”的比拟隐喻，塑造出一种具有独特风采的、充满愁苦、浸透相思情味的红梅形象，借以表达对心上人的深深眷恋。
武则天当政时期，搜刮民财，大规模地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佛寺。佛寺的规模超过宫阙。崇佛的工程兴起以后，每天要役使上万人，国库耗竭，民不聊生。
诗人对此义愤填膺，禁不住把怨刺之笔直接指出了武则天，尖锐地讽刺和揭露武则天崇奉佛教，劳民伤财的荒唐行径，有如痛斥弊政的檄文。
这首诗的主要特点是用诗来议论时弊。与诗人多次向武则天上呈的那些批评朝政得失的奏章大不相同，它所谈的虽然也是政治、社会问题，但不同于一般直陈其事的政论文，它既是政论，但又首先是诗，是诗与政论的结合。
开头四句标举懦家仁政爱民的思想，抨击武则天生事扰民的行为。借上古“仁德”之君来讽诫当代胡作非为的君主是中国古代诗歌习用的传统手法。因此陈子昂开宗明义地为全诗立论：上古道德之君从来不为一己谋利，而是处处关怀和扶助善良的平民百姓。
接着三、四两句引出古代著名的贤君与暴君的例子，进行正反对比。诗人以恳切而激烈的语气向当代最高统治者进言：尧一向以节俭著称，乘坐考究的车子决不是他所愿意；你大周皇帝本该励精图治，不去学习万代称颂的圣君尧，难道还去效法那亡国之君商纣王建造瑶台的奢侈行为吗？这里引入了具体的历史人物和有代表意义的事物（“黄屋”与“瑶台”），避免枯燥地直接说理。因而使议论具有了形象性，富有情韵，增强了感染力与说服力。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诗人援引佛教主张清净慈悲的教旨，指出崇佛者穷金玉、兴土木、残生灵，恰恰是悖离了佛家的本意。这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理有据地否定了当事者为自己辩解的借口。武则天是代李姓皇帝而立，建立武周政权的，她执政后急于欺骗民心，让百姓相信大周是“天命”所归。于是奸佞小人趁机而起，投其所好，伪造符箓图谶，宣扬这位女主是西方弥勒佛转世，这正迎合了武则天的迷信心理和政治需要。此后，兴建佛寺之风愈演愈烈。陈子昂针对此驳斥道：来自西方的佛教，本以清净慈悲为主，愈是清净愈见佛道的尊严；自称崇佛的人为什么反而要违背佛道，大兴土木，用金玉塑像造庙这种奢侈行为作为对爱好清净的佛的尊奉呢？这是全诗的第二处反问。
这个反问，比第一个反问更为有力。如果说，前一个反问中还带有劝导的成分，那末这个反问就完全是怒斥了。这一怒斥，揭穿了崇佛者的虚伪。“奈何”一词诘难有力，使对方没有辩解的余地。
“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以严格的工对对新建的座座佛寺的宏伟规模与奢华布局进行充分的描绘。
为了建造高耸云霄的庙宇寺院而将山林砍伐开采殆尽，为了做成金碧辉煌的图案花纹而搜尽了民间的珍珠宝物，给人民带来很大的苦难。这里只写建筑物的巨大耗费，而将百姓因此而遭受的深重苦难留给读者去想象和补充。接下去“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二句仍是对偶，但已由实化虚，从前面的描写重新转入议论。两句大意是：这些宏大精丽的巧妙工程，看来连鬼神也难以建成，人怎么竟把它们建成了呢？言外之意是：这些，耗费了多少百姓的血汗和生命。这是全诗浩繁的工程对统治者倒行逆施的第三处反问。这个反问由第一处的劝导和第二处的申斥，上升为愤激的控诉了。诗的最末二句：“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是警告统治者向“愚民”夸示宗教排场，足以造成无穷的后患；玩弄聪明的结果，徒然劳民伤财，使政治更加昏乱。这个结尾正面着笔，慷慨陈辞，说服力极强。以批判昏乱之“道”来呼应开头所歌颂的古圣人之“道”，使得篇章结构严密，说理透辟，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