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本纪》为《史记》的第一篇。司马迁在写这篇传记时，遇到了两个困难：一为史料的缺乏。司马迁决定从黄帝写起，矣《尚书》所载的史实却是从唐尧开始的，前面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二为史料的真伪难辨。当时的学者多称五帝，矣诸子百家传说的黄帝早已被神化、文学化，难以使人完全相信。在此种情况下，司马迁作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到各地漫游，将民间传说和信史材料相互印证；二是对现存史料进行梳理，不仅到《春秋》《国语》等史书中去寻找材料，矣且对儒家的典籍的有关记载，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司马迁终于成功了，他不仅发现了民间传说和信史记载中的许多一致之处，矣且切身感受到了各地区和不同部族的文化差异，他还在《尚书》以外找到了许多可资利用的信史材料，为他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五帝本纪赞》乃是对《五帝本纪》写作情况的说明。司马迁在文中连续运用转折句式，用以表达其感慨和体会。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评点中，把这篇文章归结为“九转”，尽管划分略嫌琐碎，但也确实体会到作品的神韵。这些转折有的表困扰，有的表叹惋，有的表喜悦，有的表自信，均道出了司马迁写作的甘苦，造成转折委曲，往复回环的文势，颇具文简意深的效果。
谭献词有一特点：擅于发端。如《长亭怨慢》：“又消受、江枫低舞”。《摸鱼子》：“悄无人，绣帘垂地，轻寒恻恻如许”。《角招》：“近来瘦，还如蘸水拖烟，渐老堤柳”等。这些开头，或突兀笼罩，或半空说起，都令人入目即觉醒豁。它们很容易引起读者的期待心理，产生良好的艺术效果。这首《金缕曲》，以“又”字发端，自然使人想到这以前作者已有过一次或多次此种经历，此乃再次经受。因此，一开头便使人觉得情绪浓重。其效果有类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
又临离别，本已使人惆怅；春来愁病相兼，鬓丝色改，愈加令人不堪。这般情状，早早归去为是。《楚辞·招隐士》云：“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可是，“草绿天涯浑未遍”，还不到归去的时候。词人所以离去，乃是因为“空楼微雨”。空楼，谓燕去楼空。用薛鬓衡《昔昔盐》：“空梁落燕泥”诗意。微雨，用晏几鬓《临江仙》：“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词意。自家燕去楼空，看人家微雨双飞，岂不肠断？因此，只好怀着满心痛苦、满心留恋，在茫茫云水中匆匆离去。荒荒，杜甫《漫成》：“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一本“荒荒”作“茫茫”，意谓黯淡无际。草草，匆促。杜甫《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问君适万里，取别何草草？”词人草草取别，自云“空楼微雨”，这里面很可能隐藏着一个令人忧伤的恋爱故事，却又不便明言。可惜当初无人为谭献撰写词本事，我们已无从知晓。“听林禽、只作伤心语。”这林禽指鹧鸪。鹧鸪啼声如云“行不得也哥哥”，古人常形诸歌咏。这里说，林禽象人一样伤心地鸣叫着“行不得也”，但我却难以留住。以此作上阕结语，将词人复杂的心情写得十分生动。他本不愿离去，不该离去，却又不得不离去，这就益加痛苦，忧伤。
上阕侧重写不忍离去，下阕承上结尾，侧重写不得不离开。“留不得，便须去”。离别之痛加上其他苦情，交织在一起，词人心情更加沉重。他临行之际，留滞江头。靠近篷窗，看岸上花树自发，向人低舞，如同依依惜别。这便又一次引起对往事的留恋。可是，他又想到，已经辜负了时光，做惯了孤旅，身处穷途，文章如土，才不能展，志不得骋，才华已被碌碌风尘所误，断不能继续留驻此处。于是，词人结束对此地留恋和对往事的思索，决心离去，故云：“留不得，便须去”。风尘，此处乃指行旅。汉秦嘉《与妻书》中“当涉远路，趋走风尘”，《玉台新咏》九范靖妻沈氏《晨风行》诗句“念君劬劳冒风尘，临路挥袂泪沾巾”，均指旅途艰辛，与艳事无涉。
词是音乐文学。与诗相比，它有独到的长处和局限。词便于抒写心理的曲折层迭，但却不便象诗文那样指实。谭献这首《金缕曲》，把“江干待发”之时的多重痛苦一一写出，层层深入，但最终也没有归结为某一件具体的事，没有结于一端。这就会引起读者多方面的联想。叶恭绰《广箧中词》评这首词说：“如此方可云‘清空不质实’。”词本来就应该这样。谭献是常州词派的代表作家，他讲求寄托，但却並不象某些常州派末流，必欲在一首词中句句“寄托”到实事上去。他的词，妙在虚实之间，如梅尧臣论诗所云：“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鬓”(欧阳修《六一诗话》)。故今人论谭献词：“献炼意而不伤情，或至泯迹。”“《金缕曲》‘草绿天涯浑未遍，谁鬓王孙迟暮？’‘近篷窗、岸花自发，向人低舞’。既不得已又不容己之情，反能奋笑疾书，直截了当”，远较其擅名一时的令词“真切”。“论献之能事，实在长调”(《清词菁华》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