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前四句写国家近来经常发生战乱,朝廷着急赏功平乱,因此武将多在高位,当时的地方长官也多是由武将担任。如今安史之乱已平,因此朝廷开始简用文人,意在提醒路使君重视这一次的简用。
接下来两句说现在国家急需贤能的良臣,你应该很快被提拔的。朝廷由武臣兼领到简用词人,这是一个新的转变,因此说“新”。这两句写得冠冕、大气,意在鼓舞路使君,为其行壮色。因为当时文人多不敢领郡,所以杜甫有“领郡辄无色”的话。这句是用古人期待路使君。下两句写战祸的惨烈后,说明官府对百姓的剥削。接下来四句承上句,说官吏应该廉洁,百姓也不要惧怕豪强,只要你能做一个被人敬仰的刺史,我即便穷途潦倒也没有关系。
诗的最后两句点明送别的时间和地点,在秋天的大江畔。这个场景别有深意,一方面,诗人希望路使君能够听从自己的劝谏,做一个为国为民的廉吏;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对国事的担忧,“回首大江”这个场景极具感染力。
杜甫赠人之作,对于“为民上者”都各有殷切的期望,归结于爱国爱民。在送路使君之前一年,送严武入朝有诗,其结句云:“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直以大义相要。王嗣奭云:“公与严公交契厚矣,十韵不及私情,而结以‘临危莫爱身’,道义之交如此。”在送路使君后,赠王契侍御也有诗,长达四十韵,有句云:“要闻除猰㺄,休作画麒麟。”《镜铨》注云:“上句勉其立功,下句戒其尸位。”又送高常侍云:“今日朝廷须汲黯”。汲黯乃汉武帝时直臣,汉武帝称之为“社稷之臣”。杜公深感自己生平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未能实现,惟有寄希望于国之重臣以及地方官吏。故每当送人入朝或赴任时,无论亲疏,总是或显或隐、或直或婉地通过所赠诗篇而致其恳切期望之至意。故读送路使君诗而联想及诗人在蜀中的其他赠送之作,就可以明白诗人其爱国爱民的一片苦心了。
篇末两联,自是谦己而尊人,感物而寓意。“霄汉瞻佳士,泥涂任此身”。身在泥涂,哪还有什么作为, “诗酒尚堪驱使在”,也只有任运而行;瞻佳士于霄汉,或当大有作为,也可引以自慰了。 “秋天正摇落,回首大江滨”。点出了季节和地方,感慨万端,馀情不尽,托情于景,以景写心,尺幅中有千里之势,篇终接混茫,读者当于反复咏诵之中有所自得。此诗首四句起,末四句结,中间八句为腹心,“众寮宜洁白”一联,尤为重要。此诗结构谨严,语言质朴,对仗精工,而内涵力量甚大,境界很高,气浑旨深。
文章不作一味的奉迎,在歌功颂德的同时,也意存讽劝。登上阅江楼,览“中夏之广,益思有以保之”;见“四隀之远,益思所以柔之”;见“万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就是登览中处处想着国家社稷人民,既“元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阅夫长江而已”。至于那些“留连光景之辞,皆略而不陈”。文章确实写得庄重典雅,委婉含蓄,是一篇颇具时代特色而又有分寸的应制文字。
阅江楼,在今南京狮子山,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诏令所建,建成后,朱元璋常登临其上览胜。本文即为宋濂奉诏所写的一篇歌颂性的散文。
宋濂为明初文官中的重臣,朱元璋颁发的诏令多出其手,实为皇帝的左右手。本文既为奉诏而作,其中自不免存在一些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但作者又能援引历史上,特别是六朝覆灭的事实,巧妙地达到了“以史为鉴”的目的。寓规劝于叙事,当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宋濂为一代宗师,而且常为明太祖草诏,故其文风庄重浑厚,语言简洁得体。本文堪称代表作之一。文中虽多有歌功颂德的套语,但应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明太祖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转战南北,终于推翻了腐朽残暴的元政权,而且在即位后确实采取了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应该说是顺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文中提到的“拔诸水火,而登于衽席”,确实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实际,不能单纯地把它看作是“陈词滥调”。至于写到皇帝在登楼时的种种心理活动,虽然是在赞扬“一统之君”,但颇有弦外之音,即为皇帝敲响警钟,暗寓皇帝要处处关心国事民疾,而不应为观赏胜景而登临。特别是在第三段中,作者援引了古代楼阁的往事陈迹,说明了历史上朝代兴亡的教训,更直截了当地表现出规劝之意。
全文有叙有议,骈散兼备,更显出作者非凡的功力。“声教所暨,罔间朔南,存神穆清,与天同体”,“登览之顷,万象森列,千载之秘,一旦轩露”之类的四字句,读起来铿锵有力,颇具音韵美。“江汉之朝宗,诸侯之述职,城池之高深,关阨之严固”等五字的排比句,又把当地的气象万千的场面尽摄眼底。特别是第二段中的“三思”,更是把人的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确实功力不凡。
阅江楼。
雄视吴楚阅江楼,评说成败帝王侯。
云锦绝技惊天下,金陵官话撰石头。
友好远航垂青史,共和首义傲亚洲。
诗文书画历代秀,稻作玉雕岁月稠。
南通州余西古镇精进书院任侠家作于南京陋室,2011年3月18日。
《九歌·湘夫人》是《楚辞·九歌》组诗十一首之一,是祭湘水女神的诗歌,和《九歌·湘君》是姊妹篇。
此诗写湘君企待湘夫人而不至,产生的思慕哀怨之情,诗以湘君思念湘夫人的语调去写,描绘出那种驰神遥望,祈之不来,盼而不见的惆怅心情。全诗写男子的相思,所抒情意缠绵悱恻;加之作品对民间情歌直白的抒情方式的吸取和对传统比兴手法的运用,更加强了它的艺术感染力,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句“帝子降兮北渚”较为费解。“帝子”历来解作天帝之女,后又附会作尧之二女,但毫无疑问是指湘水女神。一般都把这句说成是帝子已降临北渚,即由《湘君》中的“夕弭节兮北渚”而来;但这样便与整篇所写湘君盼她前来而不见的内容扞格难合。于是有人把这句解释成湘君的邀请语(见詹安泰《屈原》),这样文意就比较顺畅了。
歌辞的第一段写湘君带着虔诚的期盼,久久徘徊在洞庭湖的山岸,渴望湘夫人的到来。这是一个环境气氛都十分耐人寻味的画面:凉爽的秋风不断吹来,洞庭湖中水波泛起,岸上树叶飘落。望断秋水、不见伊人的湘君搔首蹰躇,一会儿登临送目,一会儿张罗陈设,可是事与愿违,直到黄昏时分仍不见湘夫人前来。这种情形经以“鸟何萃兮苹中,罾何为兮木上”的反常现象作比兴,就更突出了充溢于人物内心的失望和困惑,大有所求不得、徒劳无益的意味。而其中“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更是写景的名句,对渲染气氛和心境都极有效果,因而深得后代诗人的赏识。
第二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湘君的渴望之情。以水边泽畔的香草兴起对伊人的默默思念,又以流水的缓缓而流暗示远望中时光的流逝,是先秦诗歌典型的艺术手法,其好处在于人物相感、情景合一,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以下麋食中庭和蛟滞水边又是两个反常现象,与前文对鸟和网的描写同样属于带有隐喻性的比兴,再次强调爱而不见的事愿相违。接着与湘夫人一样。他在久等不至的焦虑中,也从早到晚骑马去寻找,其结果则与湘夫人稍有不同:他在急切的求觅中,忽然产生了听到佳人召唤、并与她一起乘车而去的幻觉。于是作品有了以下最富想像力和浪漫色彩的一笔。
第三段纯粹是湘君幻想中与湘夫人如愿相会的情景。这是一个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神奇世界:建在水中央的庭堂都用奇花异草香木构筑修饰。其色彩之缤纷、香味之浓烈,堪称无与伦比。作品在这里一口气罗列了荷、荪、椒、桂、兰、辛夷、药、薜荔、蕙、石兰、芷、杜衡等十多种植物,来极力表现相会处的华美艳丽。其目的,则全在于以流光溢彩的外部环境来烘托和反映充溢于人物内心的欢乐和幸福。因此当九嶷山的众神来把湘君的恋人接走时,他才恍然大悟,从这如梦幻般的美境中惊醒,重新陷入相思的痛苦之中。
最后一段与《湘君》结尾不仅句数相同,而且句式也完全一样。湘君在绝望之余,也像湘夫人那样情绪激动,向江中和岸边抛弃了对方的赠礼,但表面的决绝却无法抑制内心的相恋。他最终同样恢复了平静,打算在耐心的等待和期盼中,走完相恋相思这段好事多磨的心理历程。他在汀洲上采来芳香的杜若,准备把它赠送给远来的湘夫人。
从情感的结构角度看,这首诗是以“召唤方式”呼应“期待视野”。《湘夫人》既然是迎神曲,必然是以召唤的方式祈求神灵降临。全诗以召唤湘夫人到来作为出发点,以期待的心理贯穿其中。诗的前半段主要写湘君思念湘夫人时那种望而不见、遇而无缘的期待心情。中间经历了忧伤、懊丧、追悔、恍惚等情感波动。这些都是因期待而落空所产生的情绪波动。诗的后半段是写湘君得知湘夫人应约即将到来的消息后,喜出望外,在有缘相见而又未相见的期待心情中忙碌着新婚前的准备事宜。诗的末尾,湘夫人才出现,召唤的目的达到,使前面一系列的期待性的描写与此呼应。实际上,后半段的描写不过是湘君的幻想境界。出现这种幻象境界,也是由于期待心切的缘故。整首诗对期待过程的描写,有开端,有矛盾,有发展,有高潮,有低潮,有平息。意识线路清晰可见。
这首诗还有着明暗对应的双层结构方式。主人公情感的表现,有明有暗,明暗结合。抒情对象既可实指,又有象征性。在描写实境时,主人公的情感是表层性的,意旨明朗,指事明确,语言明快,情感色泽清晰,高低起伏,强弱大小,都呈透明状态。如诗的后半段写筑室建堂、美饰洞房、装饰门面、迎接宾客的场面,就属于表层性的,即明写。从“筑室兮水中”至“疏石兮为芳”,是从外到里、由大到小;从“芷葺兮荷屋”至“建芳馨兮庑门”,又由里到外。线路清楚,事实明白,情感的宣泄是外露的,是直露胸臆的方式,淋漓酣畅,无拘无束,少含蓄,情感的流动与外在形式同步。
从深层结构看,这首诗又有着寓情于景的表情法。景物不是原来的样子,如“鸟何”、“罾何”、“麋何”、“蛟何”等句;或是带上感情色彩的景物,如秋风、秋水、秋叶的描写。情感的流动较蕴藉、含蓄、深沉,如海底暗流,不易发觉。因此需要通过表层意象加以领会。
这种双层结构,明暗对应,相辅相成,构成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这种结构的优点是:可以增大情感的容量,使情感的表现呈立体状。
另外,全诗所描写的对象和运用的语言,都是楚化了的,具有鲜明的楚国地方特色。诸如沅水、湘水、澧水、洞庭湖、白芷、白薠、薜荔、杜蘅、辛夷、桂、蕙、荷、麋、鸟、白玉等自然界的山水、动物、植物和矿物,更有那楚地的民情风俗、神话传说、特有的浪漫色彩、宗教气氛等,无不具有楚地的鲜明特色。诗中所构想的房屋建筑、陈设布置,极富特色,都是立足于楚地的天然环境、社会风尚和文化心理结构这个土壤上的,否则是不可能作此构想的。语言上也有楚化的特点。楚辞中使用了大量的方言俗语,《湘夫人》也不例外,如“搴”(动词)、“袂”、“褋”(名词)等。最突出的是“兮”字的大量运用——全诗每句都有一个“兮”字。这个语气词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啊”字。它的作用就在于调整音节,加大语意、语气的转折、跳跃,增强语言的表现力。《湘夫人》以方言为主,兼有五七言。句式变化灵活。这种“骚体”诗,是继《诗经》后新出现的自由诗,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是一次了不起的创新。
综上所述,《湘君》和《湘夫人》是由一次约会在时间上的误差而引出的两个悲剧,但合起来又是一幕两情相悦、忠贞不渝的喜剧。说它们是悲剧,是因为赴约的双方都错过了相会的时间,彼此都因相思不见而难以自拔,心灵和感情遭受了长时间痛苦的煎熬;说它们是喜剧,是由于男女双方的相恋真诚深挚,尽管稍有挫折,但都没有放弃追求和期盼,所以圆满结局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当他们在耐心平静的相互等待之后终于相见时,这场因先来后到而产生的误会和烦恼必然会在顷刻间烟消云散,迎接他们的将是湘君在幻觉中所感受的那种欢乐和幸福。
这两篇作品一写女子的爱慕,一写男子的相思,所取角度不同,所抒情意却同样缠绵悱恻;加之作品对民间情歌直白的抒情方式的吸取和对传统比兴手法的运用,更加强了它们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尽管这种热烈大胆、真诚执着的爱情被包裹在宗教仪式的外壳中,但它本身所具有强大的生命内核,却经久不息地释放出无限的能量,让历代的读者和作者都能从中不断获取不畏艰难、不息地追求理想和爱情的巨大动力。这可以从无数篇后代作品都深受其影响的历史中,得到最好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