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经过孔子的这一指点,松柏之美,便象征着一种高尚的人格,而成为中国文化之一集体意识。中国诗歌亦多赞叹松柏之名篇佳作。尽管如此,陶渊明所写《饮酒》第八首“青松在东园”,仍然是极有特色。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青松之姿,挺秀而美。生在东园,却为众草所掩没。可见众草之深,其势莽莽。青松之孤独,也不言而喻。“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殄者,灭绝也。,异类,指众草,相对于青松而言。枝者,谓枝干。岁寒,严霜降临,众草凋零。于是,青松挺拔之英姿,常青之秀色,乃卓然出现于世。当春夏和暖之时节,那众草也是青青之色。而况草势甚深,所以能一时掩没青松。可惜,众草究竟经受不起严霜之摧残,终于是凋零了。“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倘若青松多了,蔚然连成松林,那么,它的与众不同,便难以给人以强烈印象。只是由于一株青松卓然独立于天地之间,人们这才为之诧异了。以上六句,构成全诗之大半幅,纯然出之以比兴。正如吴瞻泰《陶诗汇注》所说,是“借孤松为己写照。”青松象征自己坚贞不渝之人格,众草喻指一班无品无节之士流,凝霜则是譬比当时严峻恶劣之政治气候,皆容易领会。唯“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两句,意蕴深刻,最是吃紧,应细心体会。一株卓然挺秀之青松,诚然令人惊诧。而其之所以特异,乃在于众草不能有青松之品质。倘园中皆是青松,此一株自不足为奇了。一位人格高尚之士人,自亦与众不同。其实,这也是由于一班士人自己未能挺立人格。若士流能如高士,或者说人格高尚蔚然而为一代士风,则高士亦并非与众不同。依中国文化传统,“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人人都具备着挺立人格的内在因素。“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人人都可以挺立起自己的主体人格。可惜士人往往陷溺于私欲,难能“卓然见高枝”。正如朱熹所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附录引)渊明少无适俗韵,晚抱固穷节,自比青松,当之无愧。最后四句,直接写出自己。“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寒柯,承上文“凝霜”而来。下句,陶澍注:“此倒句,言时复为远望也。”说得是。渊明心里爱这东园青松,便将酒壶挂在松枝之上,饮酒、流连于松树之下。即使不到园中,亦时常从远处来瞻望青松之姿。挂壶寒柯,这是何等亲切。远望松姿,正是一往深情。渊明之心灵,分明是常常从青松之卓然高节,汲取着一种精神上的滋养。庄子讲的“与物有宜”,“与物为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分别见《庄子·大宗师》、《德充符》、《天下》篇),正是此意。“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结笔两句,来得有点突兀,似与上文无甚关系,实则深有关系。梦幻,喻人生之短暂,翻见得生命之可珍惜。绁者,捆缚也。尘羁即尘网,谓尘世犹如罗网,指的是仕途。生命如此有限,弥可珍惜,不必把自己束缚在尘网中,失掉独立自由之人格。这种坚贞高洁的人格,正有如青松。这才是真正的主体品格。
渊明此诗之精神境界与艺术造诣,可以喻之为一完璧。上半幅纯用比兴,赞美青松之高姿。下半幅纵笔用赋,抒发对于青松之知赏,以及珍惜自己人格之情怀。全幅诗篇浑然一体,实为渊明整幅人格之写照。全诗句句可圈可点,可谓韵外之致味之而无极。尤其“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二句,启示着人人挺立起高尚的人格,则高尚的人格并非与众不同,意味深远,极可珍视。《诗·小雅·裳裳者华》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只因渊明坚贞高洁之人格,与青松岁寒不凋之品格,特征相似,所以此诗借青松为自己写照,境界之高,乃是出自天然。
《华山畿》是南朝时流行在长江下游的汉族民歌。相传当时有个女子,在哀悼为她殉情而死的恋人时,唱了一首歌。歌的开头一句便是这句惊风雨、泣鬼神的“华山畿”,后来用它作为歌调的名称。《乐府诗集》中共二十五首以此为名的歌曲。
这首诗首联借助杜诗句意与冯谖弹铗之典,写彭民望英雄失路、无所依托的悲愤情怀。颔联以秋风、夜雨、短褐、梦寒等构成凄清境界,表达对友人穷困孤寂生活的无限同情。颈联尾联则抒发人情淡薄之慨,同时也流露出自己无力援手的无奈。
诗的首句如急雨飙风,拔地而起,气势磅礴,化用杜甫《短歌行赠王郎司直》起句“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表达彭民望英雄失路、托足无门的悲哀,及其胸中万丈勃然不可磨灭之气,睥睨天下的豪兴,一下子提起了全篇。严羽《沧浪诗话·诗法》说:“对句好可得,结句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诗发端气魄宏大,即能笼罩全诗,使通篇灵活而有生气。对句承出句而来。说彭民望有如此才识,自当回翔公卿,出将入相,现在却失意而归,难遇识家。诗用冯谖典,一是说他有冯谖那样的高才;一是说他目前穷愁潦倒,仍需求助于人,但世无孟尝君那样识才大度的人,使他仍然屈居底层,无人简拔。这样,用一个典,既为彭民望占身份,又写出彭民望的处境,又贯注了自己深深的同情。
颔联承上句,彭民望失意而归,如今已是秋风萧飒之际,他定然无力裁衣,身着粗布短服,生计艰难;而僻处一隅,落落无偶,在瑟瑟夜雨中,无比凄凉,梦中犹有寒意。这两句对偶极工,把所怀对象放入特定的环境中,把气候之寒冷与人之孤寒融合在一起,又用“犹”、“亦”两个虚字加重语气,使全联融入深沉的情中。而“秋风”、“夜雨”正是诗人们常用以写湖南的掌故,李东阳信手拈来以怀在湖南的彭民望,使诗工中见巧,大中见细,自然而见圆熟。李东阳学唐诗的宏大与宋诗的精巧,这联是他成功地运用。
颈联在景语中渗人情语,设身处地,从彭民望出发,写他所见所思。诗说,在秋风中,落叶纷飞,他定然由此而生悲,叹年华流逝,回思已往,看尽了世情冷暖,知心朋友,寥寥无几。一句景,一句情,但景中有情,情中见景,语调低沉,是写彭民望,也是诗人在抒发自己的喟叹。
尾联归到自己,说彭民望已失意而归,但自己为了衣食计,仍然淹滞京城,虚糜岁禄,无法与彭民望相对共慰寂寥。诗用“苜蓿盘”典,一是说自己清贫,无法资助他;一是说自己位卑,无法援引他,透出无可奈何的怅惘来。同时,李东阳也是在自叹,自己满腹经纶,未被赏识简拔,也许彭民望的现在正是自己的将来。
李东阳在所著《麓堂诗话》中说:彭民望与他初交时,对他的诗未深许。及失志归,李东阳写了这首诗寄给他,彭民望读后潸然泪下,为之悲歌数十遍不休,对儿子说:“西涯所造,一至此乎!恨不得尊酒重论文耳!”李东阳作诗话时已居高官、执诗坛牛耳多年,所以在这儿举此事标榜自己在诗歌上的造诣。这首诗最成功的是恰如其分地把彭民望的处境、抱负形诸于诗,自然、诚挚地流露了自己的情感。古人说诗能移情夺志,彭民望之所以读后流泪,是因为在诗中看见了真实的自己,一股知己之感油然而生,在这种情况下,诗的工拙已经是第二位。
名为《墨池记》,着眼点却不在“池”,而在于阐释成就并非天成,要靠刻苦学习的道理,以此勉励学者勤奋学习。文章以论为纲,以记为目,记议交错,纲目统一,写法新颖别致,见解精警,确是难得之佳作。
本文意在写论,但发议之前,又不能不记叙与墨池有关的材料。否则,议论使无所附丽,显得浮泛,说教空洞。如记之过详,又会喧宾夺主,湮没题旨。故作者采用了记议结合,略记详论的办法,以突出文章的题旨。开头,大处落笔,以省险的笔墨,根据荀伯子《临川记》所云,概括了墨池的地理位置、环境和状貌: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同时,又根据王羲之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指出墨池得名的由来。其实,有关墨池的传说,除《临川记》所述之外,还有诸种说法,因本文的目的在于说理,不在于记池,所以皆略而未提。文辞之简略,可谓惜墨如金。对于墨池的记叙,虽要言不烦,却铺设了通向议论的轨道。接着文章由物及人,追述王羲之退离官场的一段生活经历。据《晋书》记载,骠骑将军王述,少时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述为杨川刺史,羲之成了他的部属。后王述检察会稽郡刑改,羲之以之为耻,遂称病去职,并于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来做官。对于王羲之的这一段经历,作者只以“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强以仕”一语带过,略予交代,随之追述了王羲之随意漫游,纵情山水的行踪:“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恣肆,而又尝自休于此邪?”这一段简略追述,也至关重要。它突出了王羲之傲岸正直、脱尘超俗的思想,这是王羲之学书法的思想基础和良好的精神气质,不能不提。从结构上讲,“又尝自休于此邪”一语,用设问句式肯了王羲之曾在临川学书,既与上文墨池挂起钩来,又为下文的议论提供了依据。随后,在记的基础上,文章转入了议:“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虞和《论书表》云:“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庾翼,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书十纸,过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说明王羲之晚年己与“草圣”张芝并驾齐驱,可见“羲之之书晚乃成”之说有事实根据,令人信服。那么,羲之书法所以“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专心致志,勤学苦练的结果,而不是天生的。至此,原因,在于缺乏勤奋精神,进一步说明了刻苦学习的重要性。最后,又循意生发,引申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上去,指出“深造道德”,刻苦学习也是不可少的.就这样,正面立论,反面申说,循意生发,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文章的题旨。然而,作者对题旨的开拓并未就此止步。在简略记叙州学教授王盛向他素文的经过以后,文章再度转入议论:“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这虽是对王君用心的推测,实则是作者作记的良苦用心.接着,又随物赋意,推而广之,进一步议论道:“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作者由王羲之的善书法之技,推及到“仁人庄士”的教化、德行,勉励人们不仅要有“一能”,更要刻苦学习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从而把文意又引深一层。曾巩是“正统派”古文家,文章的卫道气息较浓厚,这里也明显地流露了他卫道的传统思想。
在宋代以“记”为体裁的说理散文中,象《墨池记》这样以记为附,以议为主的写法还是不多见的。《醉翁亭记》的思想意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但这种"意“,不是靠发“议”表达出来的,而是随着山水相映、朝暮变比、四季变幻的自然景物描写透露出来的;《岳阳楼记》的重心不在记楼,在于敞露个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在抒情方式上,作者采用的是触景生情的方法,因而文章铺排笔墨,以较乡的篇幅写了岳阳楼变幻莫测的景色.而《墨池记》用于记“池”的文字较少,议论文字却很多。它不是在记叙之后再发议论,而是记事、议论错杂使用,浑然一体。尽管议多于记,却无断线风韵,游离意脉之弊,读来觉得自然天成。可以说《墨池记》脱尽了他人窠臼,辟出了自家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