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而导致失败,红军主力不得已被迫作战略转移。陈毅因伤奉命留下,担负起领导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进行游击战争的重任。当时形势如黑云压顶,敌强我弱,赣南游击队在敌人重兵围攻中,斗争万分艰苦。《梅岭三章》便是陈毅同志被困梅山,自料难免牺牲的情况下写成的一组带有绝笔性质的诗篇。
第一首诗的前两句用倒接法。照理说诗意顺序应是先写革命事业的开创自然是备极艰难,总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再谈如今自己面临即将来到的牺牲的心情。但做诗要是顺着这个意思去写,就显得太平实。诗人把“断头今日意如何”一提前,恰似晴空中的一声惊雷,把一个革命者面对牺牲的情景一下子推到了读者面前,给整个组诗造成了一种苍茫悲壮的基调。对读者来说,则能产生一种凝精聚神,急欲一读的强烈效果。再说这一组诗主要在于抒写一个革命者面对牺牲的胸怀,而不在于述说革命创业的艰难,所以这一提前又有侧重意义。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开头对整个组诗起到了大气包举,笼照全篇的作用。所以这是一个发端突兀,豪气凌云的极好的起句。后两句以“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作结,是对前面自问式起句的呼应,也可以说是自答之词。但这里丝毫没有议论式的叙说,而是以一种奇特的悬想,形象地表明了陈毅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至死不渝的心迹,即使化作鬼魂,也要在九泉之下带领雄兵十万,将反动的统治者彻底埋葬!这个结句犹如空谷中一声惊天动地的长鸣,壮怀激烈,使人拍案叫绝,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一个视死如归,正气凛然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昂然挺立在读者的面前。
第二首“南国烽烟正十年”,是抒写壮志未酬,死难瞑目的情怀,以及对战友满怀激情的鼓励。“此头须向国门悬”句,化用春秋时期吴越争霸中伍子胥的故事,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悲壮之感。接下来两句文气渐缓。结句“捷报飞来当纸钱”尤为精绝,不仅与上首诗紧密呼应,而且从这一出人意表的想象中,透露着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在临危之际,对革命事业仍然充满乐观主义的坚定信念。宋人陆游放翁在临终之际,给他的子女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绝笔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如以此与陈毅的这首诗相比,则陆游虽对国家的统一表示坚信不移,但细味诗意却悲而不壮。陈毅此诗则于抑扬跌宕中尤显其悲壮,感人至深。
第三首“投身革命即为家”,表达了诗人面对死亡的坦荡胸怀和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坚定信念。陈毅早年投身革命,从此就成了共产主义事业的急先锋,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英勇奋进,义无反顾。艰苦的斗争生活锤炼出坚定的革命意志,从战友们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血雨腥风应有涯”,反动派对人民的血腥屠杀总有一天要结束,人民终究会得到解放,光明的社会总归会到来,共产主义的理想必定会实现!为了革命的胜利,个人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就是对第一首自问式起句的最后回答。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何等壮烈的气概!
在陈毅光辉的一生中,有20多年的时间是在铁马金戈的枪林弹雨中度过的,而赣南的三年游击战,正如陈毅自己说的那样,“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梅岭三章》可以说是反映这一历史阶段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杰作。诗人以其崇高的革命情操,临危而斗志弥坚的豪迈胸怀,谱写成这一不朽的壮烈诗篇。三章比秋月,一字偕华星。它犹如挂在夜空中的皎洁明亮的秋月,它的一字一句犹如黑夜灿烂的明星,将永远激励人们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奋勇前进。
开头的“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似乎是写眼前景,——他们会饮的大明湖水亭外不也正有千余株杨柳,枝条低拂水际吗?但第四句的“江干”(长江边上)一词却暗示了此首所写仍是第一首所歌吟的“白下门”,诗人只是从眼前的景色联想到南京的杨柳罢了。
其下四句则曲折地显示南京的破败与荒凉。把“荷”与“镜”联系起来,出于梁代诗人江从简的《采莲词》:“持荷欲作镜,荷暗本无光。”寻是讽刺当时宰相何敬容的无能的,以“荷”影“何”。王士禛却只是利用“荷”与“镜”的这种关联,由“浦里青荷”想到了妇女用的镜子。“中妇”一词出于陈后主《三妇艳词》的“大妇上高楼,中妇荡莲舟,小妇独无事,……”是妯娌三人的中间一人,并不意味着她已经到了中年。诗题为“三妇艳”,这当然也是一位艳妇。
第四句则出于古乐府《黄竹子》:“江干黄竹子,堪作女儿箱。”所以,这两句是说,在南京,伴随着万千杨柳的,是可以使人想到年轻,漂亮的妇人所用镜子和少女箱子的青荷与黄竹。南京本是有许多美丽的女性的地方,她们也常见于诗人的歌咏;而今却只能由青荷而想象对镜的“中妇”,由黄竹而想象使用箱子的少女,却再也见不到那许多美艳的妇女了。
“隋堤”本指隋炀帝所开通的运河堤岸,在堤上筑有供其行幸所用的道路,路边植有很多柳树。这里借指南京杨柳众多的水边大道。第六句“不见琅琊大道王”下有王士禛自注:“借用乐府语。”“乐府”指古乐府《琅琊王歌》:“琅琊复琅琊,琅琊大道王,阳春二三月,单衫绣裲裆。”此处以“琅琊大道王”借指穿着华美衣衫的贵家少年。总之,以前在南京经常看得到的艳丽妇女、贵游子弟,现在是再也看不到了;只有行将摇落的大片杨柳,伴随着青荷与黄竹,满目荒凉。
末两句则用唐代白居易《杨柳枝词》的典故。白居易的原诗是:“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永丰坊为唐代东都洛阳的坊里名,白居易曾寓居洛阳。又据孟启《本事诗》:“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即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国为《杨柳》之词以托意。”孟启听说是否可靠姑且不论,它在古代文人中却广泛流行。因此这两句是说:像过去那样的生长着娇嫩的杨柳——丰艳的青年女性——却令人深感青春的浪费、夭瘀的悲惨场所,现在也已成了值得羡慕的“风景地”,倘若有幸经过,就应“含情重问”。因为那里还有青春,虽然是悲凉的青春;而今却已压根儿没有青春了。——此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洛阳”实暗寓南京。洛阳为唐代的第二个首都,南京则为明代的第二个首都。
这是一首怀古伤今之作。首联点题,写寒秋匹马渡白沟之景,意境苍凉寥廓;颔联怀古,遥想白沟的历史地位与辽金风物,不无赞誉之意,感情为之一扬;颈联转写眼前之景,意象雄阔而悲凉,感情因之而压抑;尾联首句呼应颔联,写出昔盛今衰之感,次句抒发走投无路之悲,寓有故国之思。这首诗诗句凝炼,颇有杜诗的沉郁苍劲之风,给人一种悲壮之美。
首联点明了季节、地点和旅途路线。诗人由蓟门返乡,只身单骑渡过白沟,正值寒冷的落霜季节。蓟门即蓟丘,在当时大都,古代不少诗人,如陈子昂、高适等都曾在此慷慨悲歌,怀古吊今。刘因由蓟门返家。由于白沟所包含的特殊历史问题,自然很容易触发起诗人对历史和现实的无边遐想:兴衰、治乱、荣辱、兴亡、华夷之别……使诗人怀古伤今,心潮滚滚,悲愤难平。寥廓萧瑟的霜天,寒碧呜咽的河水,仿佛也带着历史耻辱的印记,与诗人一起产生了悲愁满腔的共鸣。在这苍茫的秋水长天,寒凝大地的虚空中,羁旅行役、匹马风尘的诗人,是何等的孤独寂寞。“蓟门”、“白沟”、“霜落”、“水天愁”、“匹马”等意象,构成了一种苍凉肃杀的境界、凝重压抑的氛围。
唐时所设军事地理单位,以驻守人员之多寡分为上、中、下三镇,这里以上镇泛指边界,中州泛指中原。颔联极为含蓄,但又高度概括地透露出“水天愁”的原因所在:这里从战国时的燕赵,到唐宋盛世,一直是北方军事重镇。汉代李广,晋代刘琨,唐代张守硅,后周郭荣等人,都曾在这一带抗击匈奴、奚、契丹等外族的入侵,为华夏民族建立了保卫边疆的不朽功勋。自宋代与辽金对峙,这里既是两国的边界,又是华夏汉族与辽金夷族在风俗文化方面的分水岭。一个“异”字,含蓄地表露了诗人华夷之别的思想。可现在,华夏沦丧,蒙古入主中原,这里已成为元朝的畿辅腹地,华夷之大防不复存在了,令诗人感到“水天愁”。
颈联和首两句一样,是“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黄云滚滚弥漫天空,笼罩着古代边戍之地,孤零零的城堡、落日残照、西风萧索、孤雁南飞,茫茫旷古之思,秋容古淡之景,诗人孤身独骑,遐思渺渺,羁旅风尘,恨无知音,恰似孤雁飘零,何处归宿。表现了诗人无限的孤独惆怅。
尾联顺承此意:“四海知名半凋落,天涯孤剑独谁投?”天下有名于时,与自己相知及交游的朋友,或逝或隐,多已离去,自己孑然一身,书剑飘零天涯,纵然满怀幽思忠愤,亦无处倾诉,无人知晓自己的心曲了。“凋落”、“孤独”尽发悲凉凄怆之情,颇有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胸臆。
这首诗既有历史的深远感,又有现实的寂寥感,首联和颈联皆写景,但景中寓情,颔联和尾联抒情,前者抒国家民族之情,故含蓄幽远;后者写个人身世之情,故淋漓酣畅。而国家民族与个人身世,又有因果内在联系,很好地烘托了诗人的内心世界。
本文选自《论语·微子》,是一段较富文学性的文字。文中写孔子和学生子路周游列国途中,遇到两位隐士长沮和桀溺。孔子使子路向对方问路。隐士冷言相待,于是在隐者和子路之间便展开了一段情味隽永的对话。
子路首先向长沮打听渡口,这个“渡口”本身就很有象征意味。所以长沮在得知问路者是孔子弟子时,便在“渡口”上借题发挥,大作引申文章。结论是,孔子积极参予政治改革,到处奔波以宣传自己的救世主张,孔子理应是最清楚“渡口”在什么地方的人。这就从侧面形象地对孔子企图救世的举动表示了反对。此后,当子路以同样的问题“问于桀溺”的时候,桀溺又从现实实际出发,直截了当地规劝子路“从辟人之士”是毫无前途的,只有“从辟世之士”、一同做隐者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恰恰是孔子所不愿做的,但又不得不承认这确实道出了自己的心病。所以结尾处孔子怃然言之的一段话正明白地流露出了这种两难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