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哀”,《文选》六臣注吕向注云:“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这是望文生义。元人李冶《敬斋古今黈》云:“人之七情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殊,今而哀戚太甚,喜、怒、乐、爱、恶、欲皆无有,情之所系惟有一哀而已,故谓之七哀也。”亦颇牵强。《七哀》是乐府歌辞,今人余冠英说:“所以名为‘七’哀,也许有音乐上的关系,晋乐于《怨诗行》用这篇诗(指曹植《七哀》)为歌辞,就分为七解。”(《三曹诗选》)较有道理,可以参考。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西京,指长安。东汉都城洛阳,洛阳在东,长安在西,故称长安为西京。豺虎,指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人。长安乱得不成样子,是因为李傕、郭汜等人正在作乱,他们大肆烧杀劫掠,百姓遭殃。这两句写社会的动乱。诗人正是在这种动乱之中离开长安的,这里交代了诗人离开长安的原因。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这里点出诗人离开长安以后的去向。“复”,值得注意,这说明诗人的迁徙不是第一次。公元190年(初平元年),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驱使吏民八百万人入关,诗人被迫迁移到长安,此时为了避难,又要离开长安。这个“复”字不仅表现了眼前凄楚的情况,而且勾起了悲惨的往事,蕴涵着无限的感慨和哀伤。“中国”,中原地区。我国古代建都黄河两岸,因此称北方中原地区为中国。“荆蛮”,指荆州。荆州是古代楚国的地方,楚国本称为荆,周人称南方的民族为蛮,楚在南方,故称荆蛮。这两句是说,离开中原地区,到荆州去。这是因为当时荆州没有战乱,所以很多人到那里去避乱。王粲因为荆州刺史刘表,与自己是同乡,而且刘表曾就学于王粲的祖父王畅,两家有世交,所以去投靠他。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写离别时的情景。这两句是互文,“悲”的不仅有“亲戚",还有“朋友”;“相追攀”的也不仅有“朋友”,还有“亲戚”。诗人描写送别时的表情和动作,固然是为了表现诗人和亲戚朋友的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制造一种悲惨的气氛,使人感到这是一场生离死别。
诗人离开了长安,离开了亲戚朋友,一路上见到的景象触目惊心:“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见到的是累累的白骨,遮蔽了无垠的平原。这是“豺虎”作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场战乱造成的悲惨景象,曹操《蒿里行》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所咏是同样的情景,可以参阅。以上是“鸟瞰”,下面六句写的才是典型事例:“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泪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六句同样紧承“出门无所见”。诗人见到的不仅是“白骨蔽平原”,还有“饥妇人”弃子的事。妇人爱子,这是正常现象;妇人弃子,这是反常现象。这种反常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战乱。因此,诗人以惨绝人寰的事例深刻地揭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鲜明而生动,催人泪下。吴淇说:“‘出门’以下,正云‘乱无象’。兵乱之后,其可哀之事,写不胜写,但用‘无所见’三字括之,则城郭人民之萧条,却已写尽。复于中单举妇人弃子而言之者,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轻,最难割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他可知矣。”(《六朝选诗定论》卷六)张玉谷说:“‘出门’十句,叙在途饥荒之景,然胪陈不尽,独就妇人弃子一事,备极形容,而其他之各不相顾,塞路死亡,不言自显。作诗解此举重该轻之法,庶几用笔玲珑。”(《古诗赏析》卷九)都道出了这种写法的艺术特点。这种写法对杜甫是有影响的,所以何焯说:“‘路有饥妇人’六句,杜诗宗祖。”(《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
妇人弃子的惨景,使诗人耳不忍闻,目不忍睹。所以他“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这表现了诗人的哀伤和悲痛。诗人乘马继续向前行进。“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霸陵,是汉文帝刘恒的陵墓所在地,在今陕西长安县东。汉文帝是汉代的明君,史书上赞他“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汉书·文帝纪》),有所谓“文景之治”。诗人南登霸陵高处,回首眺望长安,自然会想起汉文帝及“文景之治”。如果有汉文帝这样的贤明君主在世,长安就会不如此混乱、残破,百姓不至于颠沛流离,自己也不至于流亡他乡。登霸陵,眺长安,诗人感慨万端。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连同上面两句,同为全篇的结尾。下泉,是《诗经·曹风》的篇名。《毛诗》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贤伯也。”“下泉人”,指《下泉》诗的作者。面对着汉文帝的陵墓,面对着动乱的社会现实,诗人才懂得《下泉》诗作者思念明王贤君的急切心情,因而从内心发出深深的哀叹。张玉谷说:“末日‘南登’‘回首’,兜应首段。‘伤心’‘下泉’,缴醒中段,收束完密,全篇振动。”(《古诗赏析》卷九)方东树也说:“‘南登霸陵岸’二句,思治,以下转换振起,沉痛悲凉,寄哀终古。”(《昭昧詹言》卷二)都指出了此诗结尾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写得悲凉沉痛,真切动人,是建安诗歌中的名作。方东树评为“冠古独步”,不是没有道理的。
诗人用故设悬疑的手法反映了中晚唐之际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唐朝中央政府对东南四十三州百姓疯狂盘剥的这一事实。
“汴水通淮利最多”,通济渠的开凿沟通了南北的交通,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生人为害亦相和”,这里是指运河的开通对老百姓来说,利和害是连在一起的,中晚唐以后,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祸害变得越发明显。
“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运河成了运输必不可少的渠道,可怜四十三州的百姓一年的劳动果实全都通过这条运河被输往唐王朝的府库,从此陷进了深重的灾难之中。
此诗虽咏汴河,但揭露的却是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诗文由汴河直进船展开议论,既肯定了汴水开通的好处,也鲜明地指出了随之而来的祸害。诗人十分同情劳动人民,斥责了统治阶级利用运河搜刮民脂民膏的无耻行径。
“巫峡迢迢旧楚宫,至今云雨暗丹枫”二句追述楚宫旧事,说明男女间的至情是古今长在的。“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二句以“微生”与“襄王”对照,暗示自己如今已无复人间之乐,旧日的欢愉有如一梦,却令自己终生思忆。这表明了作者悼亡恋旧,感喟无穷,不能自已。
李商隐诗常涉人生哲理,并与人生情感体验融汇。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认为:此诗感情内涵,实较复杂。人间之乐与云雨之梦,似代表现实与理想两种不同境界。仕宦婚姻之顺遂,家室人伦之乐趣,皆常人所经营所依恋者。然徒有此则人生不免卑琐。故作者乃刻意追求更美好之人生理想。而此种理想境界又正如云雨梦思,虚幻恍惚,难以寻求,且并追求理想之高情远意,亦不为世所理解。人间之乐,亦因己之坚持理想而不能享有。是则理想之境,现实之乐,两皆落空,此实理想主义者之莫大悲剧。“微生尽恋人间乐”,于“人间乐”固有所不足,然其中又寓有并此亦不能享受之悲哀;“只有襄王忆梦中”,于己之独持理想固含自负,然又不免透出孤孑与自伤。屈原《离骚》:“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义山此诗,实祖屈子之意而融铸自身独特生活体验与思想性格。屈原坚信其人生理想,义山则既向往又深感其虚幻,表现为幻灭中之追求。至于“民生各有所乐”,则并屈原亦未否定。故以为义山于“人间乐”有所不足则可,以为即是庸俗之代称,则似未切。就全诗论,自伤之情固多于自负。
这是一首用平常口语描写闺情的词。上片写村姑们的穿着和黄梅时节结伴插秧的情景。身着红袖衣,成双成对的姑娘结伴插秧的场面,不难使人想见那劳动中有说有笑的快乐。这不仅反映出地方的风俗人情,也显示了她们的美丽、活泼、多情。特别是“双双女伴随”一句,既写出她们的互助友爱精神和女性的心理特征,而且渲染出一种亲热、热闹的气氛,表达出村姑们那种淳朴真挚的感情。
由插秧而引出唱山歌,这也是地方风俗。下片通过歌词唱出了与情人的离恨。“长歌诗”三句指明所唱山歌的形式、内容和情感。她们唱的长歌是首长诗,短歌是首短诗;不管是长歌短歌,都是以反映青年男女间的爱情为内容,集中表现出她们与情人的离愁别恨,揭示出作品的主题。结尾“休言伊不知”是料其情人必定知道姑娘心中的离愁,只是不来关心体贴她(们)罢了。因此她们的自我诉苦,委婉地流露出对情人不归的怨恨,也是对情人不体贴她们的责怪。可以想见她们是何等地思念情人啊!采用唱山歌的形式来倾诉相思之苦,与其他形式相比,又别具一番情趣。
以叙事的方法来写结伴插秧的村姑们,用唱山歌来传情,不仅显示她们性格的乐观开朗,而且又有着浓厚的地方色彩。感情质朴,语言节奏鲜明,富有民歌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