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君王要讨伐骄横的夷虏，要它们臣服，椎破铜山，开发铜矿，铸制铜虎符。
接接连连派遣了三十七位将军，不断走马西来各自开设军府。
南山砍伐木材作战车的轴，东海取出鼍的血涂抹战鼓。
佚役汗流奔走哪一个敢放慢步子，恐怕影响军需供应而死于刀斧。
保甲虽村相连然乡民未普遍团聚，方田法诉状如雨乡民纷诉苦。
近来新降公文要实行手实法，挖掘剔括到口粮和种粮谁种粮谁敢说不。还要沿着各条生计脉络，仔细搜求以至一丝一缕。
皇上诏书怜惜老百姓痛苦的情意实在是深厚，官吏办事的材能浅薄，辜负朝廷希望，白费许多劳苦。
平生的学问平平常常只属于流俗，混在吹笙吹竽的队伍中哪得和别人比教。
忽然命令我单独演奏《凤将雏》，仓促之间想吹好哪里能得到曲谱。
朝廷派我独当一面来密州做知州，我实在没有现成的好办法为老百姓服务。况且密州这些年连年苦于饥荒，老百姓剥树皮啮草根甚至吃泥土。
今年雨雪颇能应时令，偏又报蝗虫长起了翅膀，长壮了腿股。
发起愁来，洗洗酒盏，想勉强喝几杯，寂寞空荡的书斋里，只躺卧着空酒壶。
公家厨房已经整整十天没肴炊烟，岂敢望红裙舞女踏着筵席起舞。
老朋友多次从山中寄信来，信上只有“当归”两个字，没有别的言语。
正准备和雀鼠一样偷太仓的粮维持自己混下去，还不想辞职不干，不愿挂冠神武。
吴兴丈人您世事看得透辟，淡薄名利，平日立朝办了许多好事非问小补。
自从朝廷派遣使者到各地，各地闹得不安宁，您回到了二浙家乡，做起了湖山主。
那些置身于渔钓者之间的隐士，行踪是高尚的。身居朝市过着隐居生活的大隐士，何曾放弃过簪组。
您现在身为宫观，就享受着这种闲悠。想起去年相从的岁月，还感到很大的不满足，我向您求教问道，您允许我做一些粗略的陈述，但陈述得很不够。
我准备弃官不做，跟随您完成学业，无奈俗缘未尽，那得拜见您，只得罢休。
您的家就在霅溪上，我知道那个地方，上面有白云如白羽毛一般，环境很清幽。
您应当怜惜我进退不得到处奔波的苦衷，象达摩大师那样教会我安下心来，安心密州。
注释
刘孝叔：名述，湖州吴兴（今属浙江）人。熙宁初任侍御史弹奏王安石，出知江州，不久提举崇禧观。
骄虏：指契丹和西夏。神宗初继位，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
椎破：以椎击破。
铜山：这里指产铜之山。
虎：虎符。古代帝王授予臣属兵权和调发军队的信物。
联翩：接连不断。
开府：成立府署，自选僚属。
鼍鼓：即用鼍皮蒙的鼓。鼍，扬子鳄。
漫：当作鞔，以皮蒙鼓。
军兴：朝廷征集财物以供军需。
污资斧：因获罪伏法被斩。资斧，利斧。
保甲：指保甲法。
团未遍：指保甲法因遭到老百姓抵制，百姓还未完全组织起来。团，聚集。
方田：指方田均税法，每年九月官府派人丈量土地，按地势土质分五等定税。
讼牒：讼辞，诉讼文书。这句说方田均税不公。引起民间诉讼纷纭。
尔来：自那时以来。
手实：指手实法。
抉剔：搜求挑取。
穷脉缕：言法令苛细至极。
诏书：皇帝的命令文告。
恻怛：哀怜、同情。
信：确实。
流俗：据《施注苏诗》，王安石对神宗说苏轼兄弟学本流俗。当时讥议新政的人，王安石都攻击他们是流俗。
比数：相提并论。
凤将雏：汉代乐曲名。
啮：咬。
啖：吃。
甒：酒器。
更望：岂望。
红裙：指歌舞妓。
当归：本药名，古人常用以表示应当归去。
太仓：京城中的大谷仓。
神武：神武门，建康（今南京市）宫门。
吴兴丈人：指刘孝叔。
二浙：浙东、浙西。这句说刘孝叔挂冠归去。
大隐：身居朝市而过隐居生活。
簪组：官服。簪指冠簪，组指冠带。
去年：指熙宁七年春苏轼与刘孝叔会于虎丘。
粗：粗略。
逝：通“誓”，表示决心之词。
卒业：完成学业。
霅溪：在吴兴，由东苕溪、西苕溪等水汇合而成。
初祖：初传禅宗来中国的达摩。这句要刘孝叔教以安心之法。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借咏史以抒怀，本是诗人家数，昭君出塞，又是传统的诗歌题材，如杜甫的《咏怀古迹·群山万壑赴荆门》，王安石的《明妃曲》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但元好问不畏前贤，推陈出新，突破了体裁和题材本身的局限，拓宽和加深了同类作品的内涵。
这首词的上片写塞外秋肃，昭君触景生怀，回顾汉宫旧事，心潮难平；下片前两句继续抒写昭君情怀，揭示了昭君悲愤之深，揭示了这种悲剧的历史延续性。全词音节浏亮宛转，沉郁顿挫；字面绮丽温润，震撼人心，可谓寓刚健于婀娜，变温婉成悲凉。
朔风惊沙，白雁掠霜，词人面对荒凉萧想的北地风光，俯仰千古，引人昭君出塞的历史画面。“白雁”在这里，不仅点明了时令，而且渲染了情境，昭君就是在这揪心的悲秋时节去国出塞的。“琵琶肠断”二句，是悬想昭君出塞的情景。传说谓昭君戎装骑马，手抱琵琶，一路弹奏着思归的曲调，则更把昭君的形象诗意化了。“紫台”，即紫宫，指长安宫廷。
过片二句说昭君当初寂寞宫中，无人过问。直到决定嫁给呼韩邪单于，临行之时，“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旧爱”句言昭君一向顾惜自己的美艳容颜，“人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因此而致远嫁匈奴，故翻自恨其有此“玉颜”也。元好问不像前代诗人或后世戏剧家那样，停留在同情或怨愤的情调，而是透过一层，把目光转向那些没有出塞、因而也不为后代诗人注意的千百宫女。
言“深宫桃李”，自不只谓昭君一人，不妨理解为：广大的闭锁深宫的女，虽然艳如桃李，却只能空自凋谢。年复一年，花开花落，她们只能伴随着迟迟钟鼓、耿耿星河，终此一生。她们并不比王昭君更幸福，而是同样可悲。正如《明妃曲》云：“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结尾两句，词人笔锋又转。从黛青的远山，想到昭君含愁感恨的双眉；因为有了前两句的铺垫，昭君就成为当时及后代所有言女的代表，“万古春山颦不尽”，揭示了昭君悲愤之深，也揭示了这种悲剧的历史延续性。作者所指斥的不是--个汉元帝，他所同情的也不是一个王昭君，他凭着词人的直觉意识到，宫女的悲剧乃是封建专制王朝的一种社会病，后人复哀后人，此恨绵绵，有如万古春山。
这首词写作的具体时间不可确考，联系当时整个时代背景来看，可以说它也反映了元好问内心的愁苦。岁月流逝，风物依旧，离井怀乡之情亦复相似。白雁惊心，青山含愁，不仅基于对昭君的同情,也是词人心态的外化。故吊古与伤今，怜人与自伤，实不可分。
这首《减字木兰花》仿佛是以“七夕”为背景的怀人之作。
“烛花摇影，冷透疏衾刚欲醒。”开篇即是烛影摇曳、似梦还醒的迷茫凄冷景象。 “烛花摇影”是一个很典型的诗词意象。宋代词人方千里《还京乐》中有句“怅画烛摇影，易积银盘红泪”，这是繁丽绮艳的花间风格。宋人洪咨夔《浣溪沙》也有句： “烛摇斜吹泪空煎。”在纳兰词中，“灯”的意象多次出现。这大概是因为“灯”在凄冷孤独之夜能给人带来温暖和光明，有一种安恬的家的氛围。而孤独的人对青灯，则别有怀抱，心中有说不尽的万千思绪。事实上，纳兰容若在前面的许多悼亡词中，都写到了一个生活细节：“半月前头扶病，剪刀声、犹共银釭。”妻子去世前半个月，还扶病剪灯花，以致那剪刀声在纳兰耳畔久久萦回。这个剪烛花的细节或许可以成为“烛花摇影”的解读契机。“冷透疏衾”， “疏衾”是指因一个人孤身而眠而显得宽松疏阔的被衾。“冷透”二字自是人的主观感受，因孤寂而生寒意。一个“透”字则说明心中悲凉至极。
“待不思量，不许孤眠不断肠。”烛花摇影，香消被冷。此时岂不思量，可曾相忘。这“待不思量”似是出自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不许孤眠不断肠”也似从这首词中“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中而来。只是这里纳兰容若用的反语，其时正是思绪纷纭，孤眠断肠。
“茫茫碧落，天上人间情一诺。”这一句纳兰容若化用白居易的《长恨歌》：“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意境甚是阔大，笔下也甚见骨力。接着，纳兰却以“天上人间情一诺”，极言对爱情的忠贞守信。这一句可以引起读者许多联想。这里的“茫茫碧落，天上人间情一诺”，从正面表达了纳兰容若对于爱情诺言的态度，就是：“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一生死不渝的爱情誓言。
“银汉难通，稳耐风波愿始从。”这结句显然是一个坚韧的承诺。“银汉难通”说吗了茫茫银河难渡，正是用的七夕牛女相会的典故。“稳耐风波愿始从”，银河茫茫难渡，只有忍耐着那些风波、磨难才会如愿以偿。
汤显祖在《牡丹亭》序中说：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纵使银河有重重阻隔，纵使银汉遥迢，岁月浩瀚，而生命却如此短暂，纳兰的这首词也恰好告诉人们爱情只有坚忍承受一切患难与波折，才会终生相随，不离不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