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君王要讨伐骄横的夷虏，要它们臣服，椎破铜山，开发铜矿，铸制铜虎符。
接接连连派遣了三十七位将军，不断走马西来各自开设军府。
南山砍伐木材作战车的轴，东海取出鼍的血涂抹战鼓。
佚役汗流奔走哪一个敢放慢步子，恐怕影响军需供应而死于刀斧。
保甲虽村相连然乡民未普遍团聚，方田法诉状如雨乡民纷诉苦。
近来新降公文要实行手实法，挖掘剔括到口粮和种粮谁种粮谁敢说不。还要沿着各条生计脉络，仔细搜求以至一丝一缕。
皇上诏书怜惜老百姓痛苦的情意实在是深厚，官吏办事的材能浅薄，辜负朝廷希望，白费许多劳苦。
平生的学问平平常常只属于流俗，混在吹笙吹竽的队伍中哪得和别人比教。
忽然命令我单独演奏《凤将雏》，仓促之间想吹好哪里能得到曲谱。
朝廷派我独当一面来密州做知州，我实在没有现成的好办法为老百姓服务。况且密州这些年连年苦于饥荒，老百姓剥树皮啮草根甚至吃泥土。
今年雨雪颇能应时令，偏又报蝗虫长起了翅膀，长壮了腿股。
发起愁来，洗洗酒盏，想勉强喝几杯，寂寞空荡的书斋里，只躺卧着空酒壶。
公家厨房已经整整十天没肴炊烟，岂敢望红裙舞女踏着筵席起舞。
老朋友多次从山中寄信来，信上只有“当归”两个字，没有别的言语。
正准备和雀鼠一样偷太仓的粮维持自己混下去，还不想辞职不干，不愿挂冠神武。
吴兴丈人您世事看得透辟，淡薄名利，平日立朝办了许多好事非问小补。
自从朝廷派遣使者到各地，各地闹得不安宁，您回到了二浙家乡，做起了湖山主。
那些置身于渔钓者之间的隐士，行踪是高尚的。身居朝市过着隐居生活的大隐士，何曾放弃过簪组。
您现在身为宫观，就享受着这种闲悠。想起去年相从的岁月，还感到很大的不满足，我向您求教问道，您允许我做一些粗略的陈述，但陈述得很不够。
我准备弃官不做，跟随您完成学业，无奈俗缘未尽，那得拜见您，只得罢休。
您的家就在霅溪上，我知道那个地方，上面有白云如白羽毛一般，环境很清幽。
您应当怜惜我进退不得到处奔波的苦衷，象达摩大师那样教会我安下心来，安心密州。
注释
刘孝叔：名述，湖州吴兴（今属浙江）人。熙宁初任侍御史弹奏王安石，出知江州，不久提举崇禧观。
骄虏：指契丹和西夏。神宗初继位，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
椎破：以椎击破。
铜山：这里指产铜之山。
虎：虎符。古代帝王授予臣属兵权和调发军队的信物。
联翩：接连不断。
开府：成立府署，自选僚属。
鼍鼓：即用鼍皮蒙的鼓。鼍，扬子鳄。
漫：当作鞔，以皮蒙鼓。
军兴：朝廷征集财物以供军需。
污资斧：因获罪伏法被斩。资斧，利斧。
保甲：指保甲法。
团未遍：指保甲法因遭到老百姓抵制，百姓还未完全组织起来。团，聚集。
方田：指方田均税法，每年九月官府派人丈量土地，按地势土质分五等定税。
讼牒：讼辞，诉讼文书。这句说方田均税不公。引起民间诉讼纷纭。
尔来：自那时以来。
手实：指手实法。
抉剔：搜求挑取。
穷脉缕：言法令苛细至极。
诏书：皇帝的命令文告。
恻怛：哀怜、同情。
信：确实。
流俗：据《施注苏诗》，王安石对神宗说苏轼兄弟学本流俗。当时讥议新政的人，王安石都攻击他们是流俗。
比数：相提并论。
凤将雏：汉代乐曲名。
啮：咬。
啖：吃。
甒：酒器。
更望：岂望。
红裙：指歌舞妓。
当归：本药名，古人常用以表示应当归去。
太仓：京城中的大谷仓。
神武：神武门，建康（今南京市）宫门。
吴兴丈人：指刘孝叔。
二浙：浙东、浙西。这句说刘孝叔挂冠归去。
大隐：身居朝市而过隐居生活。
簪组：官服。簪指冠簪，组指冠带。
去年：指熙宁七年春苏轼与刘孝叔会于虎丘。
粗：粗略。
逝：通“誓”，表示决心之词。
卒业：完成学业。
霅溪：在吴兴，由东苕溪、西苕溪等水汇合而成。
初祖：初传禅宗来中国的达摩。这句要刘孝叔教以安心之法。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这三首小令皆以“懒云窝”三字开头。古代文人一些书斋住处的名字多是某某斋、某某室，相比之下“懒云窝”这个名字显得很通俗可爱，同时也表现了作者不羁的性情和对于逍遥自在的追求。然后再看作者在懒云窝里的所作所为：醒时吟诗喝酒，醉时就高歌吟诗，从清醒到醉倒，循环不断重复，构成了作者的全部日常生活。自古以来中国文人都有喝酒以消愁的说法，如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从侧面写出作者对于现实社会争名夺利现象的悲愤。后面的抚琴弃书、不愿做南柯一梦正是表现了作者对功名利禄的鄙弃之情。在他看来，不如把这些人生的累赘统统丢掉，窝进自己的书斋喝酒享受人生自在舒适。“瑶琴不理抛书卧，无梦南柯”也照应了“懒”字，把作者慵懒散漫的性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无梦南柯”写作者并不把求取功名当作人生己的追求。“南柯”是用典，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记叙淳于生昼梦入大槐安国被招为驸马，在南柯郡做了二十年太守，享尽荣华富贵，醒来才方知是梦。这个故事被道家用来比喻人生如梦。正基于此，作者提出要活得清闲快活，不能被世俗所累。最后作者进一步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把日月更替比喻成飞快的梭子，把富贵钱财的拥有比喻成花开花落那样短暂。作者认为人生青春易逝，应珍惜时光，快快乐乐地享受人生，而不是局限于短暂存在的名与利。
第二首小令起唱二句与前首起唱重复，便经营出一种沉醉诗酒流连不已的情境。“瑶琴不理抛书卧，尽自磨陀”，谓消磨岁月，逍遥自在。琴也懒得弹，书也懒得看，尽管歌酒，优游卒岁。想人生，“富贵比花开落，日月似撺梭过”，富贵不过如花开花落，日月却迅似穿梭飞过。此二句与前首同位二句文字相同而次序颠倒，亦增辞情兴会淋漓往复纵横之趣。“呵呵笑我，我笑呵呵。”世人呵呵笑我，我亦一笑呵呵。世人笑我，是笑我懒散颓唐。我笑世人，忘不了荣华富贵。作者一笑而已，顺其辞情以解，则富贵比花开落，日月似穿梭过到头来谁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第二首与第一首之间，多重言叠句，新辞句中，可加留意的是“磨陀”二字与“呵呵”二句。“磨陀”二字，体现出作者的生活态度，对寸阴的珍惜，对人生的细味。“呵呵二句，则在洒脱俏皮中，见出对世俗的蔑视。
第三首小令仍是以“懒云窝”起头，但是却换了个角度，写自己独特招待客人的方式。如果说在上首散曲中，作者日常生活的逍遥悠哉是本性使然的话，那这首描绘的对客人的随意自然更是将这份性情发展到极致。客人的到来并没有改变作者的生活方式，作者仍是和衣而卧，享受自己的世界。接下来作者交代了原因：“想人生待则么?贵比我高些个，富比我松些个。”他认为人生在世应该具有的态度就是荣辱不惊、贫贱不移。身份高贵的人也没有比我高多少。他们虽然风光一时，但是一旦失去权力，也是和我一样。富有的人活得比较奢侈，但是终有散尽钱财的一天，到那个时候也不会宽松了。有权之人、富贵之人可能会嘲笑我不上进或者没有远大志向，我倒要讥讽他们看不透这些身外之物，徒增烦恼罢了。
这组曲子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作者的人生追求和处世态度。作者认为功名利只是终将逝去的浮云，不如珍惜时光，好好享受自己的生活，坚持自己的内心，这样的人生才活得精彩。全曲语言俏皮通俗，一气呵成，质朴中透露着真性情，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更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这首追忆与陈亮的交会与抒发别情的词作，写得勃郁动荡，笔力奇重，是稼轩词中的名篇。
长达一百二十余字的词序是这首词的一大特色。苏东坡之后，词序在词作中的地位明显提升，词人多以只字片语的小序交代词的写作背景、本事或主题，稼轩词亦多有词序．但百字以上的序终究不多见。这篇序叙述了两人相会、分别，以及别后复追、无奈路途阻隔，欲追而不得，怅然独饮，继而收到友人书信的情形．几乎可以当作一篇独立的小散文来读。与词作相配合，则事与情俱佳，所渭“合则兼美”，棺得益彰。它不仅不与词作内容重复，还能与原词互相生发，交映生辉。这样的效果，是连宋代最善于写作词前小序但多与词重复的姜夔也难以相比的。
全词主要抒写了他与陈亮之间志同道合的深挚友谊，同时在写景抒情中都含有深刻的象征意味。上片起句，从长亭送别写起，古时在大道上设亭供行人休息，通常是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人们送行时总在长亭饯别。所以一说到长亭，总有一种依恋不舍之情。唐代大诗人李白说得好：“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这里首句说长亭饯别，就点染了一种依恋惆怅的气氛。不正面写彼此的留恋之意，而以一“说”字，领起下文。下文中长亭送别的谈说，也只是他们酌古准今的内容之一，他们都觉得归隐田园的陶渊明和起而用世的诸葛亮可以被看成是一体的两面，所以一样风流，但其中实有深意。这里作者把陈亮比做陶渊明和诸葛亮，意在说明，他那不愿做官、向往自由的品格很像陶渊明，而那风流潇洒的风度和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又实在极像当年高卧隆中、人称卧龙的诸葛亮。其实，这并非溢美之辞。陈亮住政治、军事上确有卓越见解，他曾三次向孝宗上书，主张改革内政。抗击金兵，收复中原。在《中兴十论》中，还具体规划了收复中原的政治和军事策略。从这些方面看．陈亮确实可与当年隆巾对策的诸葛亮相比。长亭饯别本来够惆怅的了，何况又是与这样不平凡的人分手，留恋之情自然更深了。这两个古人，原是词人自己喜爱的，自己所欲，奉之于人，足见其诚意。
飞鹊踏雪两句，即景生情，点画他送别陈亮时的长亭景色，但不是静态描绘，而是灵幻生动。“要破帽”句，则以戏谑的语言，传达年华老大的悲感，明松暗紧。这三句是回想两人分手前畅聚的愉快心情，但却只用旁笔描绘当时的环境：两人正谈得亲切，不知从哪片林子里琶来几只喜鹊，把松树梢上的积雪踢落下来，点点落在他们的破帽上，好像故意要使我们增添一些白发。这里寥寥几笔，不但点明了季节，而且把两位知友当时在松林雪地中倾心交谈的神态和愉悦的心情生动地烘托了出来，笔调也非常灵活风趣，使人回味无穷。虽无正面描写聚会情况，但气氛已足。所以下面笔锋一转，写出一片萧瑟景象：举目望去，寒冬的山水凋枯得不成样子，失去了姿态和神情，幸亏还有几株梅花把它装点一番，勉强点缀成一番景致。在天空中，虽有两三只飞雁南鸣，也毕竟是萧条凄凉。这上片歇拍前的这四句，写冬日萧瑟景象，和疏梅、稀雁点缀于这种景象中时，所给予词人的印象。但意思不止于此，表面上是写景，实际上是用比兴手法，有着象征意义，隐含着作者对山河破碎、唯留一隅的南宋政局的失望，和对南宋越来越少的爱国志士无望的坚韧表示感慨之意。这是他隐居时期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的政治情怀的较明显的传达。
上片是围绕着送别来写的，但无论写景抒情都远远超过送别的范围，而具有浓郁、深邃的余情逸韵。下片则重在抒发眷念不舍的友情，把惜别之情抒发得极为深挚动人。换头就点出陈亮的别去，这就为下文写他追赶朋友、为风雪所阻的情景作准备。以下写清江冰合，陆路泥泞。水陆都不可以前行，追赶也就成了泡影。实际上，他这一次是从陆路追赶朋友的，但是特用水路为虚衬，显示出无路可通的极度失望，车轮生角一语，化用典故，形象地写出了行路的困难，在这样的路途上依然想追挽朋友，其下的“行人销骨”一语。就成了顺势而下的深挚抒情了。“问谁”一句，凭空虚拟一问，自问自答，不仅使词意可以从无可伸展处再生波澜，而且写出了别情的不可解脱。
于是以下一韵，在问句的追逼下，他以极夸张的笔墨，将自己的没有能够挽留住道友的后悔，倾身一发，词刚气烈。费尽人间铁来铸就相思错，这是很大的遗憾，表明了作者心中异常激烈的感情。同时，就像上片后两韵的景语中包含着明显的象征意义一样，此处也颇有一语双关的妙味。它兼有谴责了南宋统治者采取投降路线，结果弄得南北分裂，山河相望而不得相合的莫大错误。这样的抒情重笔，只有包含了这种分量的内涵，才使人在夸张的笔墨中看见他的真实感情。结尾“长夜笛，莫吹裂”两句暗合词序中“闻邻笛甚悲”之语，糅合了向秀《思旧赋》的悲凄意境和独孤生吹笛入破而使笛裂的故事。长夜漫漫，看不到破晓的希望，凄清的笛声，撕心裂肺。全词在悲凉的意境中收束，情深意永，余音袅袅，较之词人那些“儿女泪，君休滴”的送别之作显得情意缱绻。整首词设喻新巧，写景幽峭，但在艺术上的新奇和不惮外露的相思之情背后，伤心人别有怀抱。
诗的开头写自己独留长安不得南返的悲哀。阳关，在今甘肃敦煌县西南，自古与玉门关同为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庾信在这里是借用，因为阳关已成了“大道”的代称，如同我们把“阳关道”与“独木桥”对举。诗中的“阳关万里道”是喻指长安与金陵之间的交通要道。下旬“不见一人归”的“一人”指庾信自己而言，这二句说在长安至金陵的阳关大道上，有多少南北流离之士已经归还故国了。只有我一人不能归故土，这是令人伤心的事。
“惟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两句，“河边雁”喻指友人周弘正，这不是眼前的实景，而是一种虚拟，是庾信的内心感觉借助外物的一种表现形式。前已指出，庾、周分别是在早春，这时不可能出现秋雁南飞的实景，即使九尽春回，也只能看到鸿雁北去的景象。这两句诗有两层含义：一是把周弘正的返陈比作南归之雁，大有羡慕弘正回南之意；二是鸿雁秋去春来，来去自由，而自己却丧失了这种自由，以见自己不如鸿雁。沈德潜评这首诗说“从子山时势地位想之，愈见可悲。”这是知人论世之见，于诗歌鉴赏尤为重要。
此诗表现手法有两个特点：一是借代手法，开头即用“阳关万里道”借指长安至金陵的交通大道。此种手法增加了诗的含蓄美。另一艺术手法是虚拟，“惟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两句便是虚拟的景物，这种带象喻性的虚拟，使诗歌形象的含蕴更加丰富。可以想见，庾信在长安看到秋去春来的大雁已经二十多个春秋了，他自己不如大雁来去自由的感受已经隐藏多年了。送友人南归时，这种多年积淀在心头的情感一触即发，其内涵非三言两语所能说尽。只有细味庾信的良苦用心，才能欣赏此诗谋篇遣词之妙。
注：王珪时任北宋左相，写作此诗北宋在与西夏的两次战争中均遭失败。
首句破题，兼点时、地。为排解乡思而怀古，但往事如烟，相隔久远，难以追寻。独自踟蹰江边古城，扑入眼帘的只有萧索的秋景。“悠悠”、“独上”、“满目秋”，开篇即为全诗笼罩了一层孤寂、萧索的气氛，并与尾联的“故国凄凉’‘谁与问”形成呼应。
中间二联，即承接“独上江城满目秋”，着力描写诗人眼中的秋光。晚烟凄迷中，一只水鸟孤零零地落在僻静无人的沙洲上。秋雨淅淅沥沥，江面上稀落地飘零着几片帆影，驶向归途。萧瑟的晚风，把山麓层林的红叶吹得七零八落。暗淡的寒云密布低空，阴沉沉地似乎要把古城压垮。一句一景，犹如四幅画屏，物象虽不同，却同是淡墨素彩，集中反映了秋光的萧瑟，创造了一个寥落清冷的意境。
中间二联，融情于景，锻字炼句，显出作者艺术匠心。用“萧萧”“惨惨”修饰“暮吹”与“寒云”，摹声绘色，写出了晚风凄景，寒云惨淡，也写出了作者的心绪； “惊”运用拟人手法，既写出了秋风中“红叶”飘零的情状，也写出了诗人心头之“惊”；“压”既形象地写出了寒云之重，也表现出诗人心情之沉重。
尾联归结全诗，为金陵秋景图点睛。这历史上虎踞龙盘、人杰地灵的雄都，如今竟一派凄凉，无人过问；登临此地，谁也没有往日那种激扬分发、踌躇满志的风情气韵。“故国凄凉”应“江城满目秋”，“谁与问”应“独上”。“人心无复更风流”，由以上种种风物，水到渠成地诱发出了不吐不快的感慨，体现了诗人深深的忧思。
北宋立国不久，逐渐形成积弱集贫的局面。时任左相的作者，对国势日益衰微，感触必深。“故国凄凉”未必只是吊古之思，很可能是感慨国势的时代悲愁的曲折反映。
这首诗格调的寥落沉郁，与昂奋进取的盛唐气象迥然有别。宋朝立国不久，逐渐形成积贫积弱的痼疾，旨在缓和危机的王安石变法，虽部分地达到了“富国”的目的，但“强兵”的效果甚微。元丰四年、五年（1081---1082）同西夏进行两次战争，都惨遭失败。第二次的“永乐之败”，丧师二十万，神宗“临朝痛悼，为之不食”（《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当时王珪在朝身任左相，对国势日益凌夷，感触必深。《金陵怀古》的“故国凄凉”之叹，未必只是一般的发吊古之思，很可能是感慨国势的时代悲愁的曲折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