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后汉书》曰：齐殇王子都乡侯畅来吊国忧，窦宪遣客刺杀畅，发觉，宪惧诛，自求击匈奴以赎死。会南单于请兵北伐，乃拜宪车骑将军，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大破单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
上片是忆旧。起首两句描述经过一场巨大变故后，南宋宫廷破损，嫔妃憔悴，完全不是旧时的模样了。这是对“旧时”的追忆和感慨，然后用“曾记得”三字领起，引起对旧时的回忆。那时在玉楼金阙的皇宫里，自己容貌出众美名远播，承恩受宠。当她还沉浸在豪华旖旎的皇宫风光之中时，忽然传来了揭天鼙鼓，元军兵临城下，惊醒了他们的美梦。当时元兵虎视耽耽，窥视南宋，而南宋朝廷贾似道大权独揽，一味粉饰太平，对边防危机与国力衰竭隐匿不报，君臣酣歌深宫，纵情享乐。及至鼙鼓动地，才如梦方醒，然为时已晚。“忽一声”简单的三个字，深刻地揭示了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下片写伤今。换头四句紧承上片点明宋室灭亡，抒发心中无限的悲痛。这千古之恨，无人可与诉说。以下感情更为激愤，面对这二万之师可以抵挡百万之旅的险固山河长江天堑，本来有险可凭，却因朝廷失策，用人不当，以至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使人尤为痛惜。“驿馆”两句描写囚旅生活。无论是“夜”或是“晓”，她都是在惊恐万状和忧伤愁苦中度过。和从前的“玉楼金阙”形成强烈的对比，使人更加同情她眼下的处境。最后二句，是她在绝望中产生的一缕希望，她问月中嫦娥，是否愿意让自己同月亮一道同此圆缺，表现了她摆脱囚徒生活的愿望和对清静生活的向往，这是她的心声，是她摆脱苦难的渺茫的出路。想象丰富并极富浪漫色彩。
词的作者是一个深宫女子，但她没有只停留在个人遭遇的不幸上，而是把眼光投向国家，投向民族，表现了深沉的家国之痛和民族情感，并且还表现了她敏锐的政治见识，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王清惠是南宋宫中的昭仪（女官）。她是位才华横溢的女子。公元1276年正月，元兵攻入临安，南宋灭亡。三月，王清惠随三宫三千人作俘北上。途径北宋时的都城汴梁夷山驿站，勾起王清惠深切地亡国之痛，在驿站墙壁上题了词《满江红》（太液芙蓉）。这首词后被传遍中原。文天祥、邓光荐、汪元量等皆有词相和。
“太液芙蓉，浑不似、旧时颜色”，一声长长的叹息：皇宫太液池中的荷花，原来娇艳无比，但今是昨非，已失去往日颜色。这里以花喻人，指自己已失却往日容颜。太液池，指皇宫的池苑，汉唐两代皇家宫苑内都有太液池。白居易《长恨歌》中有“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的诗句，唐玄宗时，杨贵妃常在太液池中洗浴。但经过安史之乱后，明皇回到长安，景物依旧，但故人不在，令明皇无限感伤。王清惠以劫后余生的皇宫里的荷花自比，是很符合她的嫔妃身份的。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王清惠以此自喻的意思，表明自己立志保全名节的志气。
“曾记得，春风雨露，玉楼金阙。名播兰馨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此时的凄清飘零，自然使她想起往昔的荣华、欢乐。玉楼金阙，雨露承恩，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春风雨露”，用花承春风雨露，喻指人得浩浩皇恩。“玉楼金阙”，借环境渲染景象，从皇宫的富丽堂皇，渲染繁华生活。“名播兰馨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从写花自然过渡到写人，写自己在皇宫里受宠幸的生活。“莲脸”二字，不仅说自己面容美如荷花，又照应前面的“太液芙蓉”。美好的生活总是令人留恋的。对旧日官廷无限眷恋之情，却反衬出此时的可悲。通过文势上的跌宕。写作者感情上的巨变。
“忽一声鼙鼓揭天来，繁华歇。”鼙鼓，军中所击的鼓，借以指军事行动。白居易《长恨歌》中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忽然一声鼙鼓惊天动地，元兵汹涌而来，直捣临安。使住在深宫里的高贵妃子，猛然发觉，一朝繁华已烟消云散了。“忽一声”突如其来：“揭天来”，元兵的汹涌气势：“繁华歇”，则高度概括德佑之变。“繁华”二字，既指繁华生活，也指逸乐时代。
“龙虎散，风云灭”，由江山巨变，泻出胸中的亡国之恨。南宋朝廷已经土崩瓦解，君臣流散，大势已去。《易经》上有“云从龙，风从虎”的说法。“龙虎散”，指南宋君臣溃散，“风云变”，比喻政治上的威势消失。
“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盈襟血。”山河破碎。人如飘絮。这千古遗恨，凭谁诉。“山河百二”《史记·高祖本纪》中讲关中险要谓：“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山河百二”喻指宋代江山。虽“山河百二”，亦不足恃。这是偏安于江南一隅的南宋王朝犯下的一个大错。王清惠一个红粉佳人，能有词政治见解，亦属可贵。
“驿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辗关山月。”词人从个人的遭遇写到国家的命运，又回过头来定个人目前的处境。“驿馆”，是古代官办的交通站的旅馆。“尘土梦”，说在旅馆里夜间做梦也是尘土飞扬的一派战乱场景。这两句说明作者是羁旅途中。飞扬的尘土意谓战乱景象。宫妃们饥寒露宿，翻山越岭，驶向花的关塞，征途之苦可想而知。
“问姮娥、于我肯从容，同圆缺。”对王清惠来说，一位“晕潮莲脸君王侧”的皇妃，一朝沦为敌俘。是忍辱求荣？还是保持节操？她仰望天空冰冷的月亮，陷入深深地思考之中：月里嫦娥呀，您容许我追随你，去过同圆缺，共患难的生活吗？
古人曾讲：“作诗，不可以无我”（见清袁牧《随园诗话》）。诗乃诗人个性之写照。词亦如此。如东坡居士为人洒脱，不拘小节，其诗为豪迈一派。柳永多出入市井，其诗则偏于婉约，写情尤多。清惠的词，艺术个性较为突出，将其婉惜、悲痛、惊恐、凄苦复杂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既可信，又维妙维肖。文贵有情，这首词传唱良久之原因，盖由于此吧。王清惠作的此词，又是其身分的反映。王清惠毕竟是一位昔日受宠的嫔妃，一个弱女子，此时捏在敌人的手掌心里，能做什么？委身求荣非其所愿，出世而去过清静寂寞的生活，不也是一种反抗么？虽然软弱，但这种反抗不更符合王清惠其人的性格么？后来王清惠就去当女道士，了结了一生。可见她写这首词时，也就是当她“问姮娥、于我肯从容，同圆缺”时，已经打定要脱离尘世。对她而言，这样做实在唯一可行的办法。
这是一首访问山农的纪行六言绝句。全诗二十四字，作者按照走访的顺序，依次摄取了山行途中、到达农舍、参观焙茶和晒谷的四个镜头，层次清晰地再现了饶有兴味的访问经历。作者绘声绘色，由物及人，传神入微地表现了江南山乡焙茶晒谷的劳动场景，以及山农爽直的性格和淳朴的感情。格调明朗，节奏轻快，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首句“板桥人渡泉声”，截取了行途中的一景。当作者走过横跨山溪的木板桥时，有淙淙的泉声伴随着他。句中并没有出现“山”字，只写了与山景相关的“板桥”与“泉声”，便颇有气氛地烘托出了山行的环境。“人渡泉声”，看似无理，却真切地表达了人渡板桥时满耳泉声淙淙的独特感受。“泉声”的“声”字，写活了泉水，反衬出山间的幽静。这一句写出农家附近的环境，暗点“过”字。“人渡”的“人”，实即诗人自己，写来却似画外观己，抒情的主体好像融入客体，成为景物的一部分了。短短一句，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仿佛分享到作者步入幽境时那种心旷神怡之情。
从首句到次句，有一个时间和空间的跳跃。“茅檐日午鸡鸣”，是作者穿山跨坡来到农家门前的情景。鸡鸣并不新奇，但安排在这句诗中，却使深山中的农舍顿时充满喧闹的世间情味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茅檐陋舍，乃“山农家”本色；日午鸡鸣，仿佛是打破山村沉静的，却更透出了山村农家特有的悠然宁静。这句中的六个字，依次构成三组情事，与首句中按同样方式构成的三组情事相对，表现出六言诗体的特点。在音节上，又正好构成两字一顿的三个“音步”。由于采用这种句子结构和下平声八庚韵的韵脚，读起来特别富于节奏感，而且音节响亮。
前两句可以说是各自独立又紧相承接的两幅图画。前一幅“板桥人渡泉声”，画的是山农家近旁的一座板桥，桥下有潺湲的山泉流过，人行桥上，目之所接，耳之所闻，都是清澈叮咚的泉色水声。诗中有画，这画便是仿佛能听到泉声的有声画。后一幅“茅檐日午鸡鸣”，正写“到山农家”。在温煦的阳光下，茅檐静寂无声，只传出几声悠长的鸡鸣。这就把一个远离尘嚣、全家都在劳作中的山农家特有的气氛传达出来了。
“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王维《新晴野望》）。这里写日午鸡鸣的闲静，正是为了反托闲静后面的忙碌。从表现手法说，这句是以动衬静；从内容的暗示性说，则是以表面的闲静暗写繁忙。故而到了三四两句，笔触便自然接到山农家的劳作上来。
“莫嗔焙茶烟暗，却喜晒谷天晴。”这两句是诗人到了山农家后，正忙于劳作的主人对他讲的表示歉意的话。诗人到山农家的前几天，这里连日阴雨，茶叶有些返潮，割下的谷子也无法曝晒；来的这天，雨后初晴，全家正忙着趁晴焙茶、晒谷。屋子里因为焙茶烧柴充满烟雾，屋外晒场上的谷子又时时需要翻晒。因此好客的主人由衷地感到歉意。
山农的话不仅神情口吻毕肖，而且生动地表现了山农的朴实、好客和雨后初晴之际农家的繁忙与喜悦。如此本色的语言，质朴的人物，与前面所描绘的清幽环境和谐统一，呈现出一种朴素、真淳的生活美。而首句“泉声”暗示雨后，次句“鸡鸣”逗引天晴，更使前后幅贯通密合，浑然一体。通过“板桥”、“泉声”表现了“山”：既有板桥，下必有溪；溪流有声，其为山溪无疑。
前两句从环境着笔，点出人物，而第三句是从人物着笔，带出环境。笔法的改变是为了突出山农的形象，作者在“焙茶烟暗”之前，加上“莫嗔”二字，便在展现劳动场景的同时，写出了山农的感情。从山农请客人不要责怪被烟熏的口吻中，反映了他的爽直性格和劳动者的本色。“莫嗔”二字，入情入理而又富有情韵。继“莫嗔”之后，第四句又用“却喜”二字再一次表现了山农感情的淳朴和性格的爽朗，深化了对山农形象的刻画，也为全诗的明朗色调增添了鲜明的一笔。
六言绝句，由于每句字数都是偶数，六字明显分为三顿，因此天然趋于对偶骈俪，趋于工致整饬，绝大多数对起对结，语言较为工丽。顾况的这首六言绝虽也采取对起对结格式，但由于纯用朴素自然的语言进行白描，前后幅句式又有变化，读来丝毫不感单调、板滞，而是显得相当轻快自然、清新朴素，诗的风格和内容呈现出一种高度的和谐美。
这篇散文可分为五大段。第一、二两段写古人立学，培养人才，人才出而天下治；第三段写三代以后千余年来废学所造成的恶果；第四段写宜黄县立学的始末及其积极性；第五段则赞美县令李详兴学和为政的功绩，并对宜黄县学寄予希望。文章议论恣肆，层次分明，有极强的说服力。文中夹叙夹议，典重博厚，叙述有原有委，议论深刻透辟，堪称是曾巩文章的代表作。
在这篇千字文中。作者以“纡徐简奥”的笔墨阐述了儒家的教育思想及其意义，同时又以简练的史笔记叙了家乡宜黄县县学的建立始末，表达了作者崇学重教的思想。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兴办学校历来是推行文治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古代的圣人们不断摸索、总结，乃至确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来保证学校教学的进行。这些制度与方法，都记载在儒家的六经中。如文章第一句所说的“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记载于《礼记·学记》：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文中的“祭祀、乡射、养老之礼”，曾巩对此非常熟悉，所以在论及兴学的重要性和古代学制时，能有源有委，条畅而详备，将古代从下到上学校的设制、教学的内容、教学的目的及具体措施，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使文章显示出一种历史的厚重感。
文章开篇不提宜家黄县学校的筹建、选址以及规模和外观。而是别处落笔，先写学习的重要性，说得十分恳切。抓注学习“使人人学其性”和“皆可尽于中”这个论点，逐步开始阐述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安排，并注意指出每一个方面的学习都有明确的意义。比如学习《诗经》和《尚书》，可以明白待人接物的礼节和进退上下的种种规矩。接着阐述立学的最终目的，使社会上的人都“学其性”，而不单是防止他们出现邪恶放纵的行为。再者，从培养可以担当天下大事的人才来说，是为了“养其身”，使人们能够懂得天地间事物的变化，懂得古往今来国家治理得好坏的原因，懂得在施政的过程中，对具体的措施应如何增减损益、废置或施行，以及如何善始善终。于是，立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须去于教也。”这是作者对此最好、最准确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