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
这首诗题目表明诗人漂泊无归之感，着眼“野泊”二字。“可怜江月乱中明”破空而来，忧愤无端，领起全篇。时荒世乱，万物失色，而江月不管兴亡，在乱中依旧光耀如昔，不能不引起诗人的怜惜，这一句实际已交代了题目，“江月”点“野泊对月”，而“乱”字点明时世感慨，“可怜”二字已透露情怀。“应识逋逃病客情”对江月抒情。江月之明，应知诗人的难言之隐。“逋逃”是愤激之词，言漂泊无家，点足“野泊”二字。“病客”引起五六句的怀归之感。诗人原可继续抒情，却用广阔的背景作一顿挫。“斗柄阑干洞庭野”，望天无语，天上参横斗转，地上茫茫洞庭，点明“野”字，亦见望久，始见斗柄横斜；“角声凄断岳阳城”，听角伤怀，角声暗寓兵乱，岳阳城在泊舟近处，凄断写角声，亦写听到角声的感受。这两句都是以顿挫的句法，吞吐的语气，描绘出一个彻夜不眠人的形象，并将其融入诗中，恰切地表现了沉郁悲抑的复杂庭情，蕴含着对国事的深沉忧患。乍看气象开阔，细思情绪深沉，在写景中抒情。
“酒添客泪愁仍溅，浪卷归庭暗自惊”承第二句来，以酒浇愁，酒随泪溅，所谓“举杯消愁愁更愁”。听浪思归，而无所归，故暗自惊庭。这两句表面对仗，意实相连而下，“酒添客泪”和“浪卷归庭”互为表里，而“浪卷”字又扣“野泊”字。“愁”“惊”两字引出尾联。若至五六为止，只见作客野泊思归，所感只在一家。尾联忽然推开，遥应第一句的“乱”字。而两句亦有顿挫。“欲问行朝近消息”从一身乱离，想到朝廷迁流不定，由忧一身到忧朝廷，结句把遍地兵荒马乱的情景写足，消息虽欲问而无由，其为忧愤，更何以堪。杜甫《登岳阳楼》结句云：“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也是由一身漂泊写到国家战乱。而这首诗结句更甚于“戎马关山北”，因群盗纵横即在眼前也。诗人把兵荒马乱的景写足，把忧愤难堪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总之，全诗一结有茫茫无尽之感，而中间两联情景交融，思想感情沉郁，表现手法沉着含蓄，颇有杜甫的气骨。诗中虽重一“客”字，不足为病。
本首诗主要是写相思乃因离别而生。
人生总是多离别，门外系着青骢，城外飘着轻舟，都是令离人万般无奈之景。于是，诗人痴情地想，既然人力无法消除分离，可以借助天公来阻止离思。
《琅环记》云：“石尤风者，传闻为石氏女嫁为尤氏妇，情好甚笃。尤为商远行，妻阻之，不从。尤出不归，妻忆之，病亡。临亡，长叹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于此。今凡有商旅远行，吾当作大风，为天下妇人阻之。’自后商旅发船，值打头逆风，则曰：‘此石尤风也。’遂止不行。妇人以夫姓为名，故曰石尤。”乞愿风儿都作“石尤”，以阻遏行舟，也不是什么新鲜意象。南朝宋孝武帝刘骏《丁都护歌》即云：“愿作石尤风，四面断行旅。”但此诗依然让人感动，这主要是基于祝东风到处作石尤的祈愿，建筑在本人对“离愁”无奈的基础上。“苦向”东风祝祷的“苦”，不仅仅有对别情的恼恨与无奈，更含有清醒地认识到祝祷本不会生效的哀伤。明知不生效却还要祝祷，与明盼不分离却又不得不分离一样，都是人生不可避免的痛苦，以及不得不寻求解脱的努力。这同样是既清醒又浑茫的心绪，是理智与感情的交战，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与浑一。他又分明怀有不甘现状的苦苦求索；他又分明意识到人生到处是“无奈”的羁绊。既想挣脱，又明知无法挣脱，不得不品味人生的苦酒，又不甘愿驯顺地接受生活的安排。这种两难处境，或曰对人生现实与理想难以统一的清醒认识与苦苦追求，是诗人的基本心境。这种心境自身的内在矛盾，大大增添了诗作内容的丰厚与感情的繁复。
一字至七字诗，俗称宝塔诗，在中国古代诗中较为少见。元稹的这首宝塔诗，先后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从茶的本性说道了人们对茶的喜爱；二是从茶的煎煮说到了人们的饮茶习俗；三是就茶的功用说到了茶能提神醒酒。翠绿，香清高，味甘鲜，耐冲泡。此茶不仅可以消暑解渴生津，而且还有激情的助消化作用和治病功效。此诗一开头，就点出了主题是茶。接着写了茶的本性，即味香和形美。第三句是倒装句，说茶深受“诗客”和“僧家”的爱慕，茶与诗，总是相得益彰的。第四句写的是烹茶，因为古代饮的是饼茶，所以先要用白玉雕成的碾把茶叶碾碎，再用红纱制成的茶罗把茶筛分。第五句写烹茶先要在铫中煎成“黄蕊色”，尔后盛载碗中浮饽沫。第六句谈到饮茶，不但夜晚要喝，而且早上也要饮。到结尾时，指出茶的妙处，不论古人或者今人，饮茶都会谈到精神饱满，特别是酒后饮茶有助醒酒。
这首诗饶有趣味，描写上，有动人的芬芳：香叶，有楚楚的形态：嫩芽、曲尘花，还有生动的色彩：“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饮茶之时，应是夜后陪明月，晨前对朝霞，真是享受着神仙般快乐的生活，可谓“睡起有茶饴有饭，行看流水坐看云”（《痴绝翁》）。茶还可以洗尽古人今人之不倦，这是茶的神奇妙用。
首先要说这首诗的独特之处。元稹以宝塔的形式来排列诗歌，不仅形式特别，而且读起来朗朗上口，同时也描绘了茶的形态、功用和人们对它的喜爱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