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酬赠诗,诗人酬和友人,以友人的诗题和诗,描写了秋夜清远疏淡的景色,意境开阔,同时写出时序更迭引起诗人心事未了的惆怅。
前四句就卧病的心情来取景渲染、寂寥的砍夜之景与诗人的寂寥心情相吻合。
“长簟迎风早”是说秋风过早地来到庭院,长簟被秋风吹得窸窣咋响。一个“早”字写出卧病之人对秋风的突出感受。“迎风”二字写出一片萧瑟的声响,达声音更衬托出秋意的浓重和秋夜的沉寂。
“空城澹月华”,是说空寂约城中洒满了淡淡的月光。“空城”并非说城中空无所有,“空”是寂静之意。空城寂寂,月色凄迷,是对诗人心情的绝妙写照。
“星河秋一雁”,是说一只孤雁划过秋夜的天空向银河飞去。“星河”是寂寥的,“一雁”是孤独的,“秋”夜是清冷的,三种事物连缀成文,构成幽深的意境,使人感触到诗人心境为孤凄。
“砧杵夜千家”,是说时当秋季,人们开始准备寒衣了,故而千家万户都传来了捣衣声。捣衣声声,反衬出秋夜的沉寂。诗人巧借秋声秋色以渲染愁怀,收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颈联转入叙事,写出悲秋的原因。“节河看应晚,心期卧亦赊。”“节河”,这两个字承接着前四句所写的秋声秋色。“看”和“应”均为揣测之辞,全句意思是说,看来节河大概已入晚秋。此句使用揣测之辞与下句的“卧”字相关照,“卧”是卧病在床,故对节河不能作定论。一个“卧”字定下全诗的感情基调,道出悲秋的原因:由于卧病,而使心愿落空。美好的心愿不能实观,疾病缠身,又临深秋,可见诗人的悲哀心情,跃然纸上。此联叙事是前四句景物描写的感情依凭,使以上的景物有了精神支柱。
尾联“向来吟秀句,不觉已鸣鸦:”二句意谓,深夜吟诵您的秀美诗句,兴味颇浓,不知不觉已是天晓鸦鸣。以扶病之身而能长夜吟庆不倦,自是因为诗句美好,作为酬赠之作,已尽了题意。同时,也写出了病中孤寂的生活,漫漫秋夜,只有一诗相伴,诗人的寥落心情可以想见。
全诗前半写景,景中寓情;后半叙事,事中现意。写景与叙事,笔墨虽二,情意实一。一条感情线索贯穿全篇,有如红线串珠,结构成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
这首诗毛泽东写于1962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也是浪漫主义诗词的开山鼻祖。屈原的爱国精神千百年来鼓舞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爱国仁人志士。毛泽东在此诗中高度赞扬屈原的爱国精神,把屈原的才华、当时的世情、以及屈原在悲愤、绝望中的心境精炼和巧妙地作了艺术再现。全诗语言精练简洁,笔锋犀利,比喻浅显明白,诗意深邃。
诗人生前特别爱读《离骚》,曾多次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收集各种版本的《楚辞》和屈原著作。诗人运用诗句的艺术魅力,同情屈原的遭遇,诉说屈原能赋骚是因为手中有一支战斗之笔,用来捍卫自己和国家,同时歌颂了屈原强国抱负,忧国忧民的高尚人格,不屈服于恶势力而以身殉志的英勇无畏的形象。
屈原在《离骚》一诗中不仅讥刺群小,还把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责难楚王听信谗言,不察忠良,不体恤民心。又责怪楚王言而无信,半途而废:“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这种大胆的指责充满了批判的力度和反传统的揭露作用,也遭到后代保守的儒家学者的微词,如班固就批评屈原“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王逸《楚辞章句序》),认为屈原对楚王的批评是出于怨恨,讥刺群小是出于露才扬己,朱熹也评价屈原的《离骚》是变风变雅,“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朱熹《楚辞集注序》),但在今天看来,屈原的伟大正在于这种“批判君恶”的无畏与高洁。而毛泽东曾经说过的这句话便是对这句诗的最好注解:“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稍逊一筹……”
此诗的第三句“艾萧太盛椒兰少”是借用《离骚》中的词语。《离骚》在艺术手法上最大的特征便是用比兴寄托、香草美人来抒情议论,用香花香草比喻贤德之人,用恶花臭草比喻奸佞小人。如王逸所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王逸《离骚经章句序》)在这里,艾萧是艾蒿,一种臭草,而椒兰是申椒和兰草,是芳香植物,因此,这句诗是用比兴感叹当时的楚国小人很多,朋比为奸,邪恶势力根深蒂固,而像屈原一样的贤臣却少而微弱,不能与黑暗势力抗衡,如屈原所写“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正是这种正邪力量对比的悬殊,使得楚国最终走向灭亡,也使得屈原最终无所希望,而走向自沉,即此诗的最后一句:“一跃冲向万里涛。”
末句中最特别的字是两个动词:跃和冲。跃,写出了屈原的果决勇敢,义无反顾,“冲”写出了屈原以死向黑暗势力抗争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精神。万里涛,则是一幅深远壮阔的画面:江水滔滔,无情有情,水流不已,斯人永存。屈原的死是令人哀伤的,可在毛泽东大气度的笔下,则变哀伤为悲壮,气势宏大,气象开阔,发前人所未发,一改历史上的屈原形象。
在毛泽东笔下,屈原已经不是令人悲悯的绝望诗人,而是一个坚强勇猛的战士,是一个坚守正道忠贞,不屈服于恶势力而以身殉志的英勇无畏的形象,从而从政治的高度对屈原的性格进行了深层的挖掘。既暗含了对屈原的赞美之意,又暗含了对屈原的凭吊之情。
这首诗可谓古代最早的一首抒发亡国之恨的抒情诗,作者就是勾践的妻子,越国战败后沦为吴国奴婢,境遇悲惨,更加显得字字血泪,发人深思。
其历史背景是: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但被越国击败,阖闾也伤重身亡。两年后阖闾的儿子夫差率兵击败越国,越王勾践被押送到吴国做奴隶,勾践忍辱负重伺候吴王三年后,夫差才对他消除戒心并把他送回越国。
这首诗的可取之处有三:
一是运用了比拟手法,将入侵的敌军比作凶恶的猛禽,以猛禽的种种动作比喻占领军横征暴敛,肆意掠夺的狂妄气焰,十分贴切形象。
二是尽情抒发了作为国王和王后亡国,并沦为人臣奴婢的极度悲愤,和对故国家乡的无尽思念,读来催人泪下。
三是作品的思想性。作者在诗中反复诘问自己何罪之有,到死也想不通一个相夫教子的妇道人家无辜受累的道理。数千年来,亡国奴的境遇都是极为凄惨的,无论是尊贵国王还是不参与政事的王后王妃,形同砧板之肉,集人宰割,甚至成为敌国宴席上名副其实的美餐。这种株连无辜的史实司空见惯,毫无争辩余地,似乎无需深思。而勾践夫人却质问苍天自己何罪之有?为何无辜遭到天谴?为何被逼离乡背井,无辜受尽人间苦难?作者的反复诘问反映出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难能可贵。南唐后主李煜写过很多抒发亡国之恨的名篇词作,汉末女学者蔡文姬也有过类似经历,她的《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都未显示出勾践夫人如此朦胧的人道主义思想。作为一个弱女子,即使是贵为王后,对于历史的急剧变化,终究是无能为力的,也不可能提出更为深刻的思想体系,但是勾践夫人的历史悲哀是数千年来亡国女人的悲剧缩影,千古悲愤,呼唤千年,不失为一种超越时代的意识,震撼心灵的控诉。
此诗寓意深微邃却含而不露。元朝统治者奉行种族歧视政策,以蒙古、色目人为上等人,以汉人、南人为下等人。蒙古、色目人到江南之地也凌驾于南人之上作威作福。他们靠江南的条件富有了,却仍辱骂江南人不绝。诗人心中不平,故作此诗以讥之。
揭傒斯的五言短古,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宋元以来“重逸轻俗”的审美倾向。如《寒夜 》:“ 疏星冻霜空,流月湿林薄。虚馆人不眠,时闻一叶落。”《题风烟雪月四梅图》之二:“高花开几点,澹霭拂成衣。遥瞻应不见,相对尚依稀。”《洞庭秋月》:“灏气自澄穆,碧波还荡漾。应有凌风人,吹笛君山上。”《平沙落雁》:“天寒关塞远,水落洲渚阔。已逐夕阳低,还向黄芦没。”《烟寺晚钟》:“朝送山僧去,暮唤山僧归。相唤复相送,山露湿人衣。”这些诗作是承续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刘长卿一系的诗风而又加以发展的。其境界高逸,远离尘俗,表达了一种宋元以来的士大夫情调。其中《寒夜》最让人回味,小诗以寥寥二十字的白描,传神地绘出一幅清夜客旅图。一、二句状写户外的景色,以凝冻在布满霜气的夜空中的疏星、沾湿了草木的月的流光(“林薄”,谓草木丛生),制造出一种清旷冷寂的氛围。三句转入客舍,在“虚馆”的典型环境中,“人不眠”的主体便格外突出。最精彩的是末句的五字。“一叶落”的声音是够细微的了,馆中人却能清晰的辨闻,足见夜间的寂静;而一个“时”(时时、时而之意)字,更将漫漫长夜中不眠人的警醒,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句不仅沟通了馆内外的联系,而且传达出诗人在长捱客栈中愁苦的心绪,可谓是神来之笔。
文章详细描述了宦官一步步把持朝政、危害政权的具体过程,从而警告后世君王不要渐积养祸。当然,作者把“乱国”的根源归咎于宦官、女祸,这种观点也不是全面的。全文首尾照应,结构清晰,分析细密,说理层层递进,体现了作者写作的深厚功力。
宦祸的形成,从宦者的工作性质说,他接近皇帝,熟悉皇帝的生活习惯与思想志趣;从宦者本人说,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又因为是阉者,无亲属羽翼,无道德、学术素养与从政经验,本来势孤力单,难得众心。但一旦弄权,为确立威望,就特别专横残忍,排除异己,不遗余力。文章在总括宦者的特质之后,即随之层层铺衍。这类人也极其机灵,见风使舵。他们先以“小善”、“小信”来固人主之心,求得君主的信赖;一遇君主信任之后,即时进谗言,用祸福之事吓唬君主,离间重臣,以达到把持君主之目的。这样一来,就必然形成君主对终日侍奉左右的宦者“日益亲”,对朝中的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也就“日益孤”了。出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君主对朝中重臣就难以信任,他自己的惧祸之心就“日益切”,宦者对君主的把持也就“日益牢”了。于是,国家的安危就取决于宦者的喜怒,亡国的祸患就潜伏在廷帷之间。往日君主所依靠的重臣,现在反而变成将要为患的对象。正所谓是于颠倒,黑白莫辨。等到皇帝清醒过来,发觉养祸已深,想与已被疏远的朝臣一道清除为于乱政的宦者,但如果进行缓慢,则养祸日深,难以铲除;若操之过急,谋划不周,那宦者就要先行一步,挟持君主作为人质,使得君主与朝臣无法共图义举。即使付诸实施,也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弄得“亡国”、“亡身”,使奸豪得以借口乘机而起,尽诛宦者而取代国政。这就是汉唐宦者乱人之国的惨痛历史教训。
篇末,作者再从人主角度宕开一笔,引入深层思考。作为君王,主观上总想使国家长治久安,至于亲左右,疏贤臣,也原于其本意。但为什么终于出现宦祸这一现象呢?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宦者处于近侍的有利条件,若人主稍不警觉,那渐集之势就会酿成大祸。这样一提,就更加引起后世君主的警惕了。文章的结尾,又重提女祸之害,再一次与宦者之害作对照,以强调宦者之祸“深于女祸”的论点,并与开篇相呼应。
全文就前代宦者乱国的史实,条分缕析,层层演进,从中得出宦官得以乱国的根本原因。文中又采用一宾一主的衬照手法,事显而意明,情深而理切,足为后世当国者戒。连同传文在内,堪称卓荦千古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