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岳泰山，巍巍峨峨，犹如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以其拔地通天之势，擎天捧日之姿，雄踞于齐鲁大地。其实，泰山险不过华山，雄不过恒山，海拔高度在五岳中仅排第三位。学者王克煜认为，它之所以被尊为五岳之首，与它的地理位置分不开。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记载：“泰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故为五岳长。”此外，泰山之所以被视为五岳之尊，与它在历史上曾具有的浓重的政治、宗教色彩分不开。司马迁《史记》援引《管子·封禅篇》说，上古之时，封禅泰山的就有七十二家帝王。后来，历代帝王几乎无不封禅泰山。泰山别名“天孙”，意为天地之孙，主招魂，知人生命之长短，这大概是历代帝王钟情于泰山的重要原因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泰山是一座政治色彩浓厚的文化山。泰山又是一座自然风光优美的山。它壑深谷幽，峰奇石怪，山高水长，风卷云舒，历来就吸引着许多文人墨客为它长啸短吟，为它泼墨挥毫，为它锦上添花。姚鼐也是其中的一位。
姚鼐写过多篇有关泰山的诗文：《登泰山记》、《游灵岩记》、《岁除日与子颖登日观观日出歌》(诗)、《泰山道里记·序》等。《登泰山记》是历代泰山游记中的佼佼者。读这篇游记，我们被作者浓厚的游兴所感染。文人登泰山，多选春秋良时，姚鼐却选择了一条特殊的路线和一个特殊的日子。“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一般人不会穿泰山西北谷抵达泰安，也不可能借机去考察齐长城。姚鼐这位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的桐城派代表，偏要“越长城之限”，实地考察古长城之貌，其精神令人由衷敬佩。作者登山这天，是除夕的前一夜，观日出时正值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年三十。冬天登山已不多见，选择岁除之日观日出则更加少见。你想，在万家团聚共度良时之日，作者于泰山之巅皑皑白雪之中翘首迎接新一轮红日喷薄而出，这是不是表现了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男儿自负乔岳身，胸中大海光明暾。即今同立岱宗顶，岂复犹如世上人?”
作者的语言十分洗练。“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东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寥寥三十余字，将泰山的地理位置、河流走向及南北分界，交代得一清二楚。句式整饬，朗朗上口。接下来，作者连用“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写出自己的行进路线，语句清晰如水，又起伏跌宕，宛如一条游动的长龙。作者写景的语言也是非常简练的。“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这几句写了泰山雪景、夕阳、云雾，如诗如画，令人遐想不已，但又是何等的惜墨如金。作者写日出盛景，用墨极少，却能将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结合起来，再次收到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这是正面描写。“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这是间接描写。文末描写也是精彩之笔。“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用最少的语言传达最丰富的信息，这是本文的一大特色。
桐城派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缺一不可。在这篇文章中，这点体现得是很好的。单说考据，文中处处可见。“古长城”、“三谷”、“环水”、“东谷”、“石刻”、“天门”等都是作者考证的内容。也许有的读者会说，作者对自己的内心感情压抑得太过分了，以至于全篇无一句抒情语。我们不好臆测作者东时的心境，但从他写的诗句来看，能够感觉出他是有很多感慨的。但他远不像范仲淹《岳阳楼记》那样尽情抒发。如果不进行一番“考据”，仅从桐城派文章风格上解释这一现象，恐难讲通。
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四十二岁。他参加纂修的《四库全书》于三十七年告成，以御史记名。此年以养亲为名，告归田里，道经泰安与挚友泰安知府朱孝纯（字子颖）同上泰山。泰山气势雄伟，风景壮丽，历代文人骚客多在春秋佳日，联袂登山，吟哦题咏，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篇章，姚鼐的《登泰山记》把泰山雪后初晴的瑰丽景象和日出的壮观场面真实动人地描绘出来。且记述的是冬日的游历，有别于徐志摩、李健吾、杨朔、冯骥才等诸公的文字，因而显得不落窠臼，更具特色。
作者从地理环境着笔，山南有汶水西流，山北济水东去，名山傍水，分外壮观。作者巧妙地利用介绍山谷而引出齐国修筑的古长城，从古长城又引出“最高日观峰”的所在位置。为下文描写登山所见，做好了必要的准备。作者胸有成竹，把山、水和长城置于广阔的天地之中。从大处着眼，高屋建瓴。接着，作者写自己由京师至泰安的沿途经历，交代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动身起程那天，“乘风雪”出发，气候十分恶劣，这似乎是一巧合，其实这正是作者的匠心独运之处。他悄悄地埋下一条贯穿全文的伏线，以便为描写登山的艰难、游览的豪兴而创造出有利条件。接着他记叙丁未（二十八日）那天，由南面山脚处登山，谁知那山竟高达四十五里，石阶竟有七千余级，这用数字来显示峰峦险峻的手法实在高明。作者选择的路线是循中谷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颠”。看似轻描淡写，但读至下文，“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东道”，“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顿有“成如容易却艰辛”之感。登上山巅，广阔的视野中，山、水、城郭尽收眼底，座座青峰身披皑皑白雪，照亮南天，鸟瞰泰安城，汶水和徂徕山，沐浴在夕照中；环绕山间的云雾，就像轻柔的腰带。作者用落日、青山、流水、白雪、城郭，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夕照图，真可谓尺幅千里，呼之欲出。
作者于二十八日傍晚登上山顶，第二天即除夕（东年十二月小）五更时分，与子颖至日观峰之日观亭，坐候日出。他不惜浓笔泼墨，分三个步骤：一曰日将出，“云一线异色”；二曰日正出，“须臾成五彩”；三曰日已出，“日上，正赤如丹”。日出之景，变幻莫测，形诸文字，有些棘手，他却能穷形尽相地正面描摹旭日升腾时灿烂的光彩和跳跃的欢态，而且还把长天、云彩、大海作为背景，有力地烘托出日出的壮观。寥寥数语，气势磅礴的日出就宛然在目。诗仙李白也在此看过日出，“攀崖上日观，伏槛窥东溟。海色动远山，天鸡已先鸣。”虽有特色，却稍有逊色。杜甫途经泰山，赋有《望岳》，“会东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成为千古绝唱。这和姚鼐的“ 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之后，作者又欣然回视西峰，见雪后初晴，日光照射，颜色相杂。这一笔，似乎可削，但它却表现了日出的效果和影响，是绝不可缺少的。
山顶的建筑，山道中的石刻，记叙收放自然，详略有序。这都与登山活动的对象的主次、个人感受的深浅息息相关。最后综述泰山冬景的特点：石峰峻峭，青松苍劲，冰雪覆盖，众鸟飞绝。用凝练的语言把自己的游览所见归结为“三多”、“三少”、“三无”。结句照应冰雪，戛然而止，令人回味。
桐城派古文以简洁著称。姚鼐的《登泰山记》是其代表作之一。登泰山，可记可写的东西很多，要是信马由缰，洋洋几千字亦不为多。以本文而论，登泰山路见何物，路遇何人，与子颖有何谈论，泰山有何传说，有何感慨，可挑可拣。但作者却只写了“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和“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两句，算是路途所见。他把重点放在登山路径和山顶景物上。他觉得路径复杂而艰难，为后来者着想，需详细交代。山顶奇观，乃众人向往，不可不细细描摹。名胜古迹，土石动植冰雪，自有特色，作“记”自然不可忽略。
历来的大家都讲究起承转合，讲究扣题，文章高手总是为突出题“目”而或收或放。作者从始至终紧扣“登”这个“目”，本文开始介绍泰山的山水形势，为“登”字作铺垫，寥寥几十字收笔。作为散文，“形散而神不散”是其共同特点，。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本文却发现，本文的“形散”是有限度的，无非在取材上较为自由罢了。而本文所取材料一没有离开泰山，二没有离开“登”山，故取材上的散是有限度的。在表现方法上，也以记叙为主，兼有描写，没有议论。故本文取材和表现方法上的聚和凝，是桐城派简洁的文风“言有物”的有力注脚。
用语准确，不事渲染，更无铺陈。以记登山经过而言，“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把从京师去泰安的路程交代得清清楚楚，并能让人悟出作者东时冒风雪，过县城，穿山越岭的艰辛。以描写山顶景色而言，七句话描绘了七个画面：
①“与子颖坐日观亭，待日出”；
②“大风扬积雪击面”；
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
④“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
⑤“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
⑥“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
⑦“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可见作者用语何等准确。如写山顶的风，作者不用烘托或渲染的方法，只用“大风扬积雪击面”七个字，便可使人想见。不但写出了“风扬积雪”的视觉，而且写出了“击面”的触觉。“扬”、“击”二字把风力描绘得十分突出，使读者有感同身受的体会。日观亭以东，“自足下皆云漫”，“漫”写云雾之大。云中山“白若摴蒱”，抓住了形状的特点。“极天云”细如一线是其特点。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抓住了它瞬间的变化。而且静动有序，有张有弛。堪称“有物有序、清新简洁”的典范。
这首赋开头假设自己（第一人称）受诽谤，引出下文自己不好色，而且用古代圣贤作衬托，重点写赴梁途中的艳遇，再次突出自己不好色，从而表现作者坚守高洁品格的思想。全赋语言清丽华妙，调动多种感官来完成对美女的铺写，在艺术手法上颇有独到之处。
这篇文章的构思明显受到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影响，但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赋一开始便写到作者因美貌而受到邹阳的嫉妒，邹阳以作者的美貌作为攻击目标，诬谤相如“不忠”，有染指后宫的企图。梁孝王问作者道：“子好色乎？”作者则以自己不好色作答。这种开始和《登徒子好色赋》基本一样，只是宋玉变成了司马相如，登徒子变成了邹阳，楚襄王变成了梁孝王，且与《登徒子好色赋》相比，此赋中两人问答的针对性更强，连接更紧凑，序文和正文的过渡也更自然，甚至可以把序文看作是正文的一个段落。为了说明自己的不好色，作者首先针对梁王“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的诘问指出孔子、墨子这些圣人虽有回避女色的事迹，并不能证明他们不好色，而是尽量避免受到女色的影响，这又更能说明圣人也不免有好色之心。好色本属于一种心理状态，只有在面临色诱时才能判断是否好色，相反，不接近美色就无法证明是否好色。作者的论述带有非常浓的思辨色彩，也为说明自己不好色奠定了前提。接着，作者举了自己的两件不好色之事。
饮食男女为人之常情。作者这种近女色而不为女色所动的态度，大致出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传说，是过于道德化、理想化的。从人类的自然天性方面说，不一定可取。但从艺术角度说，确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譬如善于选取典型事例。作品中只介绍了两个具体事例，都在说明自己的不好色。前者说东邻女子顾盼自己多年，表现出作者抗拒美色的持久性；后者强调上宫女子之多情，突出了作者拒绝诱惑的坚定性。二者同中有别，意思表达全面充分。再如，善于用情境烘托气氛。尽管作者写了自己在西土时的“室宇辽廓”来概括孤独寂寞的心情，但最为精彩的还在于对上宫客馆中的一段描写。写女子，没有停留于静态容貌的描写，而是从语言、歌声、举止、行为表现其精神意态。不仅如此，还注意到了周围环境，写上宫内外，用了“寂寞云虚，门阁昼掩，暧若神居”和“芳香芬烈，黼帐高张”等语衬托其中女子的娴静美好；写黄昏时则用“玄阴晦冥，流风惨冽，素雪飘零”和“金钮熏香。黼帐低垂，捆褥重陈，角枕横施”作对比，反衬出馆中人情的温暖。此外，此赋扬弃了《登徒子好色赋》中描写丑妇的内容，改变了宋玉一类文学侍臣滑稽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因而显得非常严肃，同时也包含了作者对于女性的几分尊重。
全赋以散体赋的形式写骚体赋的内容，运用比兴的手法进行全文构思，笔调轻巧灵活，语言晓畅秀丽。
这首诗写战国时期贤士郭隗有幸受到燕昭王的礼遇，体现了作者对开明盛世的向往、对先贤丰功伟绩的追慕、对自己生不逢时的感慨，反映了古今仁人志士的普遍遭际。全诗运用借古讽今的手法，语言质朴，情感深沉。
全诗的主旨落在开头两句：“逢时独为贵，历代非无才。”这两句抒发了自己生不逢时、壮志未酬的感慨，表明诗人的不得志，非己无才，实乃生不逢时。这包含着诗人的无限悲愤和辛酸，概括了封建时代许多有才智之士的共同悲剧。因为生不逢时，所以更加渴望明主，更加仰慕前贤。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燕昭王想招揽天下贤士报齐国之仇，首先为郭隗改建了宫馆，并且像对待老师那样地尊敬他。因此诗中说：“隗君亦何幸，遂起黄金台。”这两句体现了诗人对盛世的向往，对古代贤人丰功伟绩的追慕。
这首诗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充满着对社会政治、人生命运等一系列问题的观点和思考。此诗之所以能对后来的中国读者产生强烈的美学吸引力，靠的是文学历史的背景。它借古讽今，情感深沉，被看成令人信服的朴质风格，是中国诗歌中最重要的摹拟格式之一，即不是模仿行动和外界，而是模仿内在的情感状态。历史的联想使得这些情感成为正统的、极其严肃的情感，而不是纯个人关注的细微情感。此诗的创作可以说是诗人提倡的“兴寄”“风骨”理论的一次重要实践。
这首诗的开头写谢安泛海：“安石泛溟渤，独啸长风还。逸韵动海上，高情出人间。”谢安，字安石，是东晋政治家。四十才出仕，后来位至宰相。前秦符坚军南侵，江东大震，谢安派谢玄、谢石大破符坚军于淝水。他早年隐居东山（在浙江上虞县西南），曾经和友人一道泛海。李白常以谢安自许，希望能象他那样以过人的才智，做一番济世安民的事业。他写谢安泛海，取他从海上回来的那个场面：“独啸长风还。”抓住独啸和长风这两个典型细节，丝毫不加刻画，只用了五个字，而海上风正急，巨浪翻腾，谢安归来时具有慷慨的豪气的形象，就生动地出现在读者面前。
李白对谢安是怀着崇敬的感情的。“逸韵动海上，高情出人间”，表现谢安的高超的风度和感情，并给予很高的赞扬。《世说新语》（卷三）对谢安的泛海有很生动的记载。“逸韵动海上”，使我们想起这本书中描写谢安在海上遇着风浪的光景：“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按：指谢安）神情方正，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悦，犹去不止。”当海上风起浪涌，谢安表现出来与人迥然不同的超逸豪放的凤度使海船上的人都为之感动。“高情出人间”，李白赞扬谢安的高尚的感情超出于人间之上。也使读者想起《世说新语》的记载：“既风转急，浪涌，诸人皆渲动不坐。公徐然曰：‘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还。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灵异可并迹，澹然与世闲”，这两句对谢安早年隐居不仕，颇有所感触。“灵异可并迹”，隐喻以谢安之才，如能出仕，就可以取得很高的地位。可是朝廷屡次征召，他都不肯去。“澹然与世闲”，他是那样安静地过着闲散的生活，正如《中兴书》所说：“安先后居会稽，与支道林、王羲之、许询共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谈说属文，未尝有处世意也。”李白对谢安辞官不就，澹然隐居的态度，是很赞赏的，他自己就喜爱隐居的生活，他说过：“云游三十年，好闲复爱仙。”（《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
下面几句写游五松山：“我来五松下，置酒穷跻攀。征古绝遗老，因名五松山。”这是很平淡的叙述。五松山可能原来没有通用的山名，李白才向经历世变的高龄老人征询。从这两句诗看来，五松山不是山的本名，而是李白给他命的名。“五松何清幽，胜境美沃洲”，五松山上满山都是松树，显得很清幽。松树特别引人爱赏的是风中的松声。诗人用了四句描写五松山的松声，精工别致。
“萧飒听洞壑，终年风雨秋。”这是写风较小时的松声。“响入百泉去”，描写风较大时的松声。“听如三峡流”，是写风势很大或很急耐的松声。李白观察松声很细致深入，绘影绘声地显示在各种不同的风中的松声及其形态的特点，并传出它们的神态。
“剪竹扫天花，且从傲吏游”，纪述同游者。傲吏是傲岸，不驯的官吏，指常赞府。李白自己有反权贵、轻王侯的傲岸不屈的性格，常赞府在这方面大概也有相近之处。
“龙堂若可憩，吾当归精修”，龙堂精舍在五松山，精舍是学舍，集中生徒讲学之所。李白以当回龙堂精舍来精修学业结束全诗。这并非应酬之词，他非常勤奋好学，学识渊博，见到山中精舍很安静，舍外风景清幽，心里不觉兴起回来精修的念头。他年轻时候，曾在家乡的匡山读书，杜甫在怀念他的诗里也曾说：“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总的来说，这首诗为五松山纪游，诗写游山，先写风景，诗中“灵异”二字使五松胜境在诗中兀然而出，秀色可餐；后写心情，“逸韵”、“高情”、两组词让诗人对五松山的喜爱之情从诗行中流溢而出。使此诗在构章建篇上独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