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首二句言祭祀之穿戴。穿的是丝衣，戴的是爵弁。丝衣一般称作纯衣，《仪礼·士冠礼》：“爵弁，服纁裳、纯衣、缁带、韎韐。”郑玄注：“纯衣，丝衣也。”弁即爵弁，“其色赤而微黑”（《仪礼·士冠礼》郑玄注），与白色的丝衣配合，成为祭祀的专用服饰。《礼记·檀弓上》曰：“天子之哭诸侯也，爵弁绖缁衣。”《毛诗序》可能就是根据这两句诗而断定此篇与祭祀有关。“俅俅”毛传训为“恭顺貌”，而《说文解字》曰：“俅，冠饰貌。”《尔雅》亦曰：“俅俅，服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上文紑为衣貌，则俅俅宜从《尔雅》、《说文》训为冠服貌矣。”马瑞辰的意思是首句的“紑”既为丝衣的修饰语，则二句的“俅俅”与之相应当为弁的修饰语，故训为冠饰貌，而不训恭顺貌。
三、四句言祭祀之准备。“自堂徂基”点明祭祀场所。“基”通“畿”，指庙门内。这个地方又称作“祊”（崩）。《礼记·礼器》：“设祭于堂，为祊乎外。”郑玄注：“祊祭，明日之绎祭也。谓之祊者，于庙门之旁，因名焉。”王夫之《张子正蒙注·王禘》：“求之或于室，或于祊也。于室者，正祭；于祊，绎祭。”这是正祭与绎祭区别之所在。《毛诗序》或许就是据此推断此篇是“绎”。羊、牛是用作祭祀的牺牲。
五、六句言祭祀之器具。鼎是古代的炊具，又是祭祀时盛熟牲的器具。此处无疑用作后者。鼐和鼒其实也是鼎，只是大小不同。鼐最大，用以盛牛，《说文解字》：“鼐，鼎之绝大者。”段玉裁注：“绝大谓函牛之鼎也。”鼎次之，用以盛羊，鼒最小，用以盛豕。陈奂《诗毛氏传疏》曰：“上句‘堂’‘基’‘羊’‘牛’以内外小大作俪耦，至本句变文。”也就是说，由上句的从小及大，变为此句的从大及小。“兕觥”又称爵，《诗毛氏传疏》：“兕觥为献酬宾客之爵，绎祭行旅酬（祭礼完毕后众人聚在一起宴饮称为‘旅酬’），故设兕觥焉。”
最后三句言祭后宴饮，也就是“旅酬”。这里突出的是宴饮时的气氛，不吵不闹，合乎礼仪。《小雅·桑扈》最后一章：“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通‘匪’）交（儌）匪敖，万福来求（聚）。”与这三句正可互相印证。
词的上片以惜花托出别恨，起首三句描绘春深花落景象。所谓“卷絮风头”，可参看章质夫咏絮词的形容：“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昔人又多以飞絮落花作为寒意将尽的晚春季节的特色，如“绿阴春尽、飞絮绕香阁”，“落红铺径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园憔悴杜鹃啼、无奈春归”。下面“坠粉飘香”等等，进一步形象地刻绘了花儿的飘谢，斜风过处，但见落英纷纷，清芬沁人，真如小晏词所云：“东风又作无情计，艳粉娇红吹满地。”这些虽说是写晚春景色，而惜春之意也蕴含其中。
“新酒”两句。转而直接抒情，情感的内涵由惜春转向怀人，并通过以酒遣愁的细节强化这种情感。“又添”两字，加强语气，径直道出因怀人而中酒频仍。“残酒困”，是从“残花中酒”，又是去年病“生发而来。全句与”借酒浇愁愁更愁“的意思接近。”不减“两字，作一回旋。虽说所思远道，只能以酒消愁，而离恨却并不因为分别时间久长而稍有减退。这样，语气更显得委婉，而语意也深入了一层。
词的下片，因音问断绝而更增暮愁过片三句，极写孤独之感，不惟无人可问，连蝴蝶儿、黄莺儿也都飞往别处，只剩下自己独倚高楼，凝望碧水。双鱼，指书信。古诗云：“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小晏《留春令》曰：“别浦高楼曾漫倚，对江南千里。楼下分流水声中，有当日凭高泪。”前者以碧水兴起双鱼，引出倚楼盼望来书而终归失望之情。后者从流水声中联想当年倚楼怀人泪滴入水的景象；一是盼而不得，一为忆而弥悲，都能表达出真挚的情意。
结末两句，抒写了因怀人，伤春而生发的绵绵愁恨。横波，指美目。李白诗云：“昔为横波目，今作流泪泉。”“秋一寸”，也指目，李贺诗有“一双瞳人剪秋水”之句。“恼乱”犹言撩乱，黄昏景色撩乱她的眼目，更触动了她的愁绪。沈际飞云：“斜阳目，各有其境，不必相同。一云‘却照深深院’，一云‘只送平波远’，一云‘只与黄昏近’，句句沁入毛孔皆透。”“斜阳却照深深院”，是说午梦酒醒，但见小院深深，春色已尽，只有斜阳一片，徘徊不去。“斜阳只送平波远”写行人乘舟去远，唯见一抹残阳，映照平波，悠悠而逝。两者都是以夕照下的景色衬托离愁。而“只与黄昏近”是接上面“恼乱”句而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眼见白昼将尽，长夜即至，送春滋味，念远情怀，此处不说愁恨而愁恨自见。
王灼《碧鸡漫志》云：“赵德麟、李方叔皆东坡客，其气味殊不近，赵婉而李俊，各有所长。”的确，赵氏之词以清丽婉转见长，此词正体现了这一风格。
首联先写漏声催促着天色破晓，后用“仙桃”代表宫内春景，点出景色醉人。这一联主要突出“早朝”。
颔联则分别写朝见时的仪仗和宫殿中的自然景观及气氛。春日和煦，旌旗上的龙蛇似乎也随着春天的到来而获得了生气，旌旗猎猎，龙蛇也好像在腾跃。大明宫里，和风轻吹，燕雀轻快而高兴地在天上飞着。“日暖”，也含有赞美“圣恩”惠及万民，连龙蛇、燕雀亦且广沽皇泽之意。这一联主要突出“大明宫”。
前二联主要写的是“早朝大明宫”的原题。因为是和诗，接着就不免要转到原诗的作者身上来了。颈联写退朝后，重点突出写贾至的儒雅风流和备受君主恩宠。
尾联用了两个典故。先看丝纶美。因为贾家父子历任两朝的中书舍人，后有一日贾至供职的肃宗对贾至说，“昔先天诰命，乃父为之，今兹命册，又尔为之，两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谓继美矣······”主要意思是赞扬贾至继承了父亲的才华，并能做出像父亲一样的政绩，实在是朝廷里的一段佳话。“池上于今有凤毛”里的凤毛并非简单的凤毛麟角的凤毛，也不是简单说贾至的才华出众，在一班大臣里很少见。而是用了一个典故：南朝时有谢凤和谢超宗父子，他们文章风格和成就都很出众，于是梁武帝就称赞他们说，“超宗殊有凤毛”。意思是想说谢超宗终归继承了父亲谢凤特有的风格和才华。这两句进一步称颂其家世的文采和父子两代执掌朝廷起草诏命职务的荣耀。
这首诗按其体例是一首台阁应酬式的诗，在杜诗中是很少见的。乾元二年（759）在长安任左拾遗也正是杜甫仕途生活中最重要或最煌赫的时期。因为是同僚之间唱酬之作，因此格调也就平正典雅，并且不乏歌功颂德、点缀升平的意味。整首诗艺术上格法严谨，脉胳分明，深得和诗之体，所以历来的诗家对它十分推重。尤其是它的颔联“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字里行间洋溢着一派冲融和悦的春天气息，诗家评价很高。当时唐王朝于安史之乱中初得安定，朝廷上下都以为中兴在即，升平可望，因此王维和诗中也有“九天闻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种充满信心的句子。整首诗看来，确乎体现了杜甫诗歌“清词丽句”的另一面特色。另外，即使在清词丽句中，仍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挺拔之姿和雄健之气，这也是杜诗的独特面目。黄生评杜、王、岑三首和诗时说：“杜老气无前，王、岑秀色可揽，一则三春秾李，一则千尺乔松。”苏轼评颔联为“伟丽”，都是此意。
杜甫的这首诗里带出了几分山野的情趣，以及对历史透彻的理解，光是意境就比贾至的高远。这首诗少了一般诗人写宫廷生活所会有的呆板，多了些灵气，而又不减少场面的宏大气势，杜甫比起贾至来绰绰有余。思想决定文章的外在，再如何隐藏，字里行间的精神是很难不露端倪的。贾至是世家出身又较为一帆风顺的人，杜甫则才华横溢饱经风霜，这两种人写出来的文章当然不一样。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