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诗人酷爱梅花，自然是为了其高风幽韵所沉醉。但更为诗人所倾倒的，则是梅花凌霜傲雪的高洁品格。阴铿的这首诗，就歌咏了梅花迎寒风、傲飞雪的姿态。
开头两句直接入题，描写出梅花凌霜傲雪的自然属性。“春近寒虽转，梅舒雪尚飘”，春天虽将迫近，严冬的寒气尚存，雪花仍在飘舞，这时梅花早已盛开，可谓是“冰雪独相宜”。这里，诗人赞美了梅花不怕雪霜侵，“万花敢向雪中开”的无畏品格。可以想见，那一树树傲然开放的梅花，或红或白，或粉或黄，在漫天飞雪的映衬下，色彩会是多么分明。这梅花，充满着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呀。望此景象，作者顿生敬意，也无怪历代诗人和梅花结下了不解之缘。或赞美它那“凌寒独自开”的大无畏的精神；或赞美它“畏落众花后”的积极进取精神；或赞美它那“凌厉冰霜节愈坚”的高洁品格。
三、四两句，诗人是在写雪，也是在写梅：“从风还共落，照日不俱销”。春天风大，被刮落的梅花风着春雪在春风中飞舞，景象真是美妙极了。或是白梅，那飘落之花与雪花齐风飞舞，难以辨认，真是“开时似雪，谢时似雪”；或是红梅，那鲜红的花瓣与如玉的雪花交相飘洒，红白分明的色彩，奇妙变幻的景象，怎不令人陶醉。这与宋代诗人韩元吉所写的“不风群艳竞芬芳，独自施朱对雪霜”的意境有异曲同工之妙。当天晴日朗，在瘦枝上的残雪融化了，而留在枝头上依然微笑的梅花显得更加清幽、雅逸，真是别有一番神韵。观赏此花，自然心旷神怡。
五、六两句，则分别写梅之花、叶情状。“叶开风足影”形容梅放叶的时间。梅先花后叶，当花儿凋谢之时，叶子才逐渐长出，这是仍是暮春之时，“风足影”用词极为巧妙，“花多助重条”一句，形容梅开花之多。梅瘦枝疏斜，然而却繁花满缀。这一句写得极为逼真。
最后两句则形容梅花多变，不断给人以新貌。“今来渐异昨，向晚判胜朝”，一树树梅花，今天所见和昨天所见有异，早上与晚上有别，描写出梅花由花苞逐渐开到完全开放的不断变化。“向晚判胜朝”言其梅花越开越美，不断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
这首小诗，语言平易朴实，然而又有清新明快之感。状物写景都很细腻，以梅花傲雪开放到风风与雪飘落，以及花落放叶之状、花儿多变等都写到了，让作者观赏到了雪里梅花的千姿百态，创造了美的意境，留下的是不尽的想象和美的感受。
本文是追悼亡父的.但父亲亡故时，欧阳修年仅四岁，无法知悉父亲的生平行状，所以作者避实就虚，巧妙地以其母太夫人郑氏之口，从侧面落笔来写父亲。这样即表现了父亲的孝顺与仁厚，同时又颂扬了母亲的贤良。（《东都事略·欧阳修传》记载“母郑氏守节自誓，亲教修读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
在选材上，都是些琐事琐谈，不事描绘，而又句句人情。这一点深刻影响了明代归有光的家庭记事小品，如《项脊轩志》《先姚事略》等。这些琐事，看似随意而选，实则经过精心筛选。欧阳修在《论尹师鲁墓志》中曾指出写人切忌备举人物的全部事迹，而要选择一二重要实例来突出人物的精神风貌。（其事不可遍举故举其要者一二事以取信）“居家廉洁、奉亲至孝、居官仁厚”这三方面典型事例就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
从文章中我们可以得知，欧阳修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只有四岁，所以他要想通过自己与父亲的直接接触来追忆父亲是很难的。因此，欧阳修便采取了十分巧妙的一条路，即通过母亲之口来追忆父亲、还原父亲的形象。
文章中对父亲的描写主要集中在第二段，而第二段除了前两句和最后一句外，都是来自欧阳修母亲的叙述，可谓娓娓道来、真挚感人。通过其母亲的叙述，一个廉洁好施、孝敬父母、宅心仁厚的父亲形象便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然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其母亲追忆其父亲的过程中，欧阳修又以神来之笔于不经意间向读者展示了其母亲自身的优秀品质。
首先，欧阳修的父亲为官廉洁又喜宴宾客，所以在去世后并没有留下什么可赖以生存的家财。但是欧阳修的母亲对自己的丈夫有所了解，因而把希望寄托在了欧阳修身上，所以尽管家境贫困，她仍然守节自誓、衣食自力，将欧阳修抚养成人。其次，从欧阳修母亲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她了解其夫、敬佩其夫，并谨记其夫的遗训，在欧阳修成长的过程中进行谆谆教诲。由此，一个好妻子、好母亲的形象逐渐变得清晰而饱满。
来到文章的第三段和第四段，欧阳修先介绍了其父亲居官的情况，然后又着重描写了其母亲俭约治家的精神。由于在第二段中，欧阳修父亲的事迹和形象皆出自其母亲之口，再加上其母亲贤妻良母的形象得以潜移默化地彰显，所以此时再描写母亲的勤俭持家便显得自然而真切。而且尤为不易的一点是，欧阳修的母亲竟然能料想到自己儿子日后恐有磨难，“晋儿小能苟介于世，俭薄所以居患难也”，这充分体现出欧阳修的母亲对他的了解之深，而另一方面也可说这正是欧阳修的母亲“晋知汝父之必将有后”的有力证据！及至日后欧阳修当真被贬至夷陵，其母亲却可言笑自若、处之泰然。至此，欧阳修母亲坚贞、贤良、勤俭的美好品质得以自然流露。
因此，欧阳修的《泷冈阡表》明表其父、暗表其母，可谓一碑双表、二水分流，明暗交叉、互衬互托，让人不得不赞叹其构思之巧妙！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纤就曾评注道：“文为表其父阡，实则表其母节，此不待言而知。那知通篇主意，注重即在一‘待’字，佐以无数‘知’字，公虽不见其父，而自贤母口中述之，则崇公之仁心惠政，栩栩如生。”
本文结构严密，层次甚为醒目。大致首段“有待”二字乃一篇之主，对后面的文字有着领起的作用。作者在写罢父母的为人后，便一一列出祖宗三代所得的封赠名号，并插进一段写他立表的用心，继而郑重地署上自己官名的全称，就内容言，作者意在说明他未辜负父母的教诲和期望，同时也是借自己的成就以显父母之德，所谓“不辱其先者，其来有自”。而从文章布局言，则是和前面的“有待”紧相呼应。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
该诗开头至“喟然感鹳鸣”为第一段，描写了出征的时机和出征前的场面。首四句说明大军出征“顺时”“厉秋节”以及出征的目的“东南征”，接下来两句描写了出征大军军容强盛严整。然后笔锋一转由景入情，表达了战士离家乡赴疆场时的悲壮心情。尽管军容强盛严整，毕竟连年征战，诗人的厌战事情油然而生，于是“倚舟樯”“思邺城”。
“日月不安处”以下十四句为第二段，为了一举平定天下而不再征戎，将士们决心舍命向前“输力竭忠贞”，赞美了他们竭尽忠贞一往直前的慷慨决心。起句先是自问“日月不安处，人谁获恒宁”，而后对比典故再自答“今我神武师，暂往必速平”。最后以“输力竭忠贞”“将秉先登羽”表述建功立业的决心和愿望。事实上，作者实践了自己的誓言，在第二年的正月病逝于征战途中。
全篇由景入情，层层升华，过渡自然，曲折宛转，尤为换笔换墨之妙。
文章详细描述了宦官一步步把持朝政、危害政权的具体过程，从而警告后世君王不要渐积养祸。当然，作者把“乱国”的根源归咎于宦官、女祸，这种观点也不是全面的。全文首尾照应，结构清晰，分析细密，说理层层递进，体现了作者写作的深厚功力。
宦祸的形成，从宦者的工作性质说，他接近皇帝，熟悉皇帝的生活习惯与思想志趣；从宦者本人说，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又因为是阉者，无亲属羽翼，无道德、学术素养与从政经验，本来势孤力单，难得众心。但一旦弄权，为确立威望，就特别专横残忍，排除异己，不遗余力。文章在总括宦者的特质之后，即随之层层铺衍。这类人也极其机灵，见风使舵。他们先以“小善”、“小信”来固人主之心，求得君主的信赖；一遇君主信任之后，即时进谗言，用祸福之事吓唬君主，离间重臣，以达到把持君主之目的。这样一来，就必然形成君主对终日侍奉左右的宦者“日益亲”，对朝中的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也就“日益孤”了。出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君主对朝中重臣就难以信任，他自己的惧祸之心就“日益切”，宦者对君主的把持也就“日益牢”了。于是，国家的安危就取决于宦者的喜怒，亡国的祸患就潜伏在廷帷之间。往日君主所依靠的重臣，现在反而变成将要为患的对象。正所谓是于颠倒，黑白莫辨。等到皇帝清醒过来，发觉养祸已深，想与已被疏远的朝臣一道清除为于乱政的宦者，但如果进行缓慢，则养祸日深，难以铲除；若操之过急，谋划不周，那宦者就要先行一步，挟持君主作为人质，使得君主与朝臣无法共图义举。即使付诸实施，也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弄得“亡国”、“亡身”，使奸豪得以借口乘机而起，尽诛宦者而取代国政。这就是汉唐宦者乱人之国的惨痛历史教训。
篇末，作者再从人主角度宕开一笔，引入深层思考。作为君王，主观上总想使国家长治久安，至于亲左右，疏贤臣，也原于其本意。但为什么终于出现宦祸这一现象呢？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宦者处于近侍的有利条件，若人主稍不警觉，那渐集之势就会酿成大祸。这样一提，就更加引起后世君主的警惕了。文章的结尾，又重提女祸之害，再一次与宦者之害作对照，以强调宦者之祸“深于女祸”的论点，并与开篇相呼应。
全文就前代宦者乱国的史实，条分缕析，层层演进，从中得出宦官得以乱国的根本原因。文中又采用一宾一主的衬照手法，事显而意明，情深而理切，足为后世当国者戒。连同传文在内，堪称卓荦千古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