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李煜热爱书法艺术，不仅有一定的成就，而且素养深厚，鉴赏能力颇高。这篇就王羲之书法而作的评述，就受到后人的认肯与称引。如南宋桑世昌的《兰亭考》、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等均有收录。《全唐文》卷一二八所收此文，止于“无蕴藉态度”，缺少以下35字，遂不能明其写作时间与缘由。此据《兰亭考》卷五所载而录。王羲之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到唐代，太宗李世民尤好其字，四处搜访，煞费心思，重金收购，不惜代价。在房玄龄主持修撰的《晋书》中，他亲自为王羲之的传记写“传论”，说是“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王羲之至唐代而名声极盛，被尊为“书圣”，就与李世民的推崇不无关系。据说李世民最爱《兰亭集序》，生前日日摩挲，死时又携入地下，致使《兰亭集序》的真迹后人不见，传讲纷纭，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公案。好在李世民生前因珍爱《兰亭集序》而曾经刻石立碑，制成拓本以赐亲近，当时书法名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也多有摹写，于是而有刻本与摹本传于后世。虽然不及真迹，到底也可一窥神貌。李煜的这篇书评就见于太宗赐予弟弟韩王李元嘉的拓本《兰亭集序》上的题跋。

　　李煜对王羲之的推尊，完全承袭了李世民的看法，不仅是古今无以超越的唯此一人，而且视之为诸家书法艺术的渊源。他历数唐代著名书法家的优劣，以为优皆出于王羲之，而劣处只是不及耳。这里所列举的“韵”“力”“意”“清”“筋”“骨”“肉”“气”“法”九字，都是就书迹的整体风貌而论，加以对比，有力地支持了开篇即言的“各得右军之一体”的观点。最后举出的王献之具有总结性，说他虽然总有诸人之长而无其短，却心情不及其父的平和，态度不及其父的雍容，风仪不及其父的清雅，涵养不及其父之深厚，反映在书法上就是“失于惊急”。因此，李煜虽然没有具体地评说王羲之的书法，而王羲之书法之“尽善尽美”，王羲之书法之不可企及，也就不言而喻了。

　　李煜的评论，关注其精神，而不在意其点画，重神而轻形，这正是中国艺术评论的特点。书法如此，诗词如此，绘画也是如此。这种评论方法因为过于感性，又过于抽象，有时不容易描绘其意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细心地揣摩，细心地观察，慢慢地体会，也能通过这样的启示而获得一种整体的感观，而得其风神韵味。虽然难以言传，却别有一种意会。

　　这首诗写送别方尊师前往嵩山修道，以如画彩笔描绘嵩山的奇丽景色，以浪漫的神仙传说渲染方尊师的仙人风姿。全诗描写景物引人入胜，结构紧凑，意境开阔，情景交融，形象鲜明。

　　一二句先点明题意，说方尊师将回到嵩山九龙潭。他庄重地站在石龛旁，手执旄节和朱幡。

　　三至六句写嵩山的景物，也即是想象方尊师归嵩山后的生活情况。诗人说，嵩山又高又大，山腰云彩遮掩，远远看去好像是从天上压下来而停留在半天上一样。九龙潭的洞穴幽深，直通江底，而流向江南各地。这样一个高大、幽深的境界，自然最宜于炼性修道，达到清静无为。诗人还说，嵩山长满杉松，巨大的瀑布日夜迸流，使它们经常受到雨点的滋润，因而长得非常苍郁茂盛。当夕阳残照披在苍峰翠峦间时，山林间便忽地腾起一阵阵雾气来。道教强调皈依自然，回归自然，这样一个瀑布飞奔、林木苍茂、夕阳斜照、雾气轻笼的地方，对道士来说，是美妙而理想的。对于方尊师将要回去的嵩山，诗人着力作如此精妙的描写，实际是寄托着一番良好的祝愿，认为他生活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在道业上必将会有更大的成就。诗人对于方尊师的情谊也从中充分地体现出来。

　　最后两句用双鹤送苏耽赴南岳衡山的典故，但略加变化，说：借问迎面前来的一双白鹤，你们大概是曾经参加过从衡岳迎接苏耽上仙界的吧？这意思是说，方尊师归嵩山就像当年苏耽登天一样，有着白鹤来迎，方尊师是和苏耽一样道学有成就要飞举上天的真人。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杜陵，地名，即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这首新乐府诗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悲惨，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农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也是“天灾之困”。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两句诗是说，“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第二年的生计也没有办法了。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义愤填膺，转而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我们怎么生活啊？”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有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所以不足为奇，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个人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内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间（唐高宗上元年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放德音，宣布恩诏，即下文所言减免赋税的诏令。京畿，古时称国都周围的地区。杜陵所在地属国都长安的郊区。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读者看到这里，也会为颗粒无收的“杜陵叟”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可是令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税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却是绝不肯照章办事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绩就要受到影响，他们的官路也会不再亨通。所以，他们自有一套阳奉阴违的“锦囊妙计”，那就是拖延不办，对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里胥是乡镇中的低级官吏；这里的“榜”是张贴的意思。皇帝的免税诏书才刚刚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已经没有意义了。“里胥”们原本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实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白居易对此心知肚明，吃苦的还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这正是“苛政猛于虎”。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视民如子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作者在《轻肥》诗中曾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宋代诗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说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

　　这首诗是作者即景抒情小诗中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诗以村行为线索，以多彩之笔逼真地描绘了山野迷人的景色，以含蓄的诗语真切地抒发了诗人拳拳思乡之情。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两句交代了时、地、人、事。时令是秋季，这是以“菊初黄”间接交待的；地点是山间小路，这是以“山径”直接点明的；人物是作者本人，这是从诗的结句中的“吾”字而得出的结论；事情是作者骑马穿山间小路而行，领略山野旖旎的风光，这是从诗行里透露出来的消息。这两句重在突出作者悠然的神态、浓厚的游兴。

　　“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两句分别从听觉与视觉方面下笔。前句写傍晚秋声万壑起，这是耳闻；后句写数峰默默伫立在夕阳里，这是目睹。这里，“有声”与“无语”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相映成趣，越发显示出山村傍晚的沉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数峰”句写数峰宁静，不从正面着墨，而从反面出之，读来饶有情趣。这正如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所说的“山峰本来是不能语而‘无语’的，王禹偁说它们‘无语’或如龚自珍《己亥杂诗》说‘送我摇鞭竟东去，此山不语看中原’，并不违反事实；但是同时也仿佛表示它们原先能语、有语、欲语而此刻忽然‘无语’。这样，‘数峰无语’、‘此山不语’才不是一句不消说得的废话······”

　　“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耳闻“有声”与目睹“无语”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相映成趣，越发显示出山村傍晚的沉寂，富有情趣。诗人迷恋山间那份宁静，然而暮色已悄然降临，还是且行且回。第三联写山乡的红叶与荞麦花：经霜的棠梨叶随风飘落，红艳似火，在山野间分外耀眼；成片的荞麦花开如雪，阵阵清香扑鼻而来。“胭脂”与“白雪”对举，令红的更艳，白的更纯，给读者带来极唯美的视觉感受。

　　最后尾联“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诗人乘兴而游，胜景触目，吟咏成诗，可是吟完诗句，一丝怅惘涌上心头，诗人看见了：前面的小桥流水、原野平林，很是眼熟。似乎重归故里，那份近乡情切的感觉也许仅在刹那间一闪，便恍然回转过来，——此地并非诗人的故乡，诗人心中的那份恼意自不待言说，这次村行的情绪也由悠然转入怅然。满目山川，清晖娱人，宦途失意的异乡人却有家不得归，此情此景，真的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作者在前六句诗里描绘了一幅色彩斑斓、富有诗意的秋日山村晚晴图，较好地体现了宋人“以画入诗”的特点。诗的最后两句由写景转入抒情。前句设问，写诗人在吟诗之后不知为什么忽然感到闷闷不乐；后句作答，写这原来是诗人因蓦然发现村桥原野上的树像他故乡的景物而产生了思乡之情。这样写，就使上文的景物描写有了着落，传神地反映出了作者的心情由悠然至怅然的变化，拓深了诗意。

　　“年年才到花时候，风雨成旬”，作者本来要写这年寻花被误，可是一开始用的是一个含量更大的句子，这样子不仅能罩得住全篇，而且使题旨得到更广泛的扩充。“不肯开晴”语意和“风雨成旬”略同。不过这不是多余的重复，因为如果只是“风雨成旬”，那么那些痴情的惜花者也许会想：总该有一刻的天晴吧，只要乘这个机会看上一眼春花，也就不枉度此春！看那“误却寻花陌上人”的人或者就是这么想的。不然他明知“风雨成旬”，为什么还要寻花陌上呢？而正是因为有了“不肯开晴”，“误却”二字才更见份量。

　　但是，词篇也不是顺着一个方向发展下去的。过片的“今朝报道天晴也”就忽如绝路逢生，然而紧接着又一个转折：“花已成尘”！上片说“误却”，总还是误了当日仍有下一日的希望。而此时一个“尘”字已经把花事说到了头，因此对寻花人来说，剩下的便只有懊丧与绝望。“寄语花神，何似当初莫做春”是作者的怨怼语，也是痴想。这种痴，正说明了他的情深；而这种至情寄托着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感喟，词中埋怨花开不得其时，也蕴含了作者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