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伤春怨恨。首句抒情，百种相思与千种怨恨交织在一起。“早是伤春，那更春醪困。”早就有伤春之心，再加上被春酒所困而病酒恹恹。“薄幸辜人终不忿。何时枕畔分明问。”薄幸郎辜负了别人的行为，实在令人不满，要在枕边问明白。“枕畔”，“不忿”中盼着重逢相。
下片诉愁。过片“懊恼风流心一寸”，后悔为了情爱而劳役自己的身心。“强醉偷眠，也即依前闷。”强行将自己灌醉酒，以求得好入睡，也仍然像以前那样烦闷。“此意为君君不信。泪珠滴尽愁难尽。”这两句是说：这种爱恨交织的相思，全是因为你造成的，可是你却不相信。泪珠滴尽了，而愁怨却难以消尽。
这首词写一个多情女子对薄幸情郎的怨而不怒的复杂的情感。她不愤怒，但她懊恼、烦闷、愁苦、哭泣。尽管如此，她仍然抱有天真的希望：“何时枕畔分明问”。然而，“此意为君君不信”，她等待的恐怕还是失望。一首小词，感情容量却如此复杂。
《佹诗》见于《荀子·赋篇》。《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后附《佹诗》。
关于五篇赋同《佹诗》的关系，前人争议颇多，或以为六篇都是荀子晚年作的一组赋，或以为《佹诗》独立成篇，与前五篇不类，或以为《佹诗》与《小歌》也是并列的两首诗。我们认为，《荀子·赋篇》包括作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两篇作品：前半五首是讔，作于齐宣王朝(前319--前301)初至齐稷下时；后半为赋，作于其初次适楚、又去而至赵国期间。至于《佹诗》后面的“小歌”，就是屈原《抽思》中的“少歌”，与“乱辞”的性质相同，当然是《佹诗》的组成部分而非独立成篇。 《佹诗》创作的时代背景，《战国策》上有明确记载：齐滑王末年，荀卿因上书齐相不被采纳，遂南适楚，客于春申君。由于谗人的离间，荀卿又不得不离楚去赵。到赵国不久，春申君又使人请荀卿返楚，于是荀卿为书谢春申君，信末附诗一首。《战国策·楚策四》所录送春申君的诗，正是这首《佹诗》的“小歌”，只是《楚策》系节录，略去了头六句，个别字句略有不同而已。可见这首诗是荀子屡遭谗言、政治上极不得意、心灵蒙受重创之下写的。
诗的开篇就描绘大自然颠倒黑白、四时失序，令人可怖的情景。
接着描写人类社会贤良受诬受困、奸佞猖狂肆虐。然后以比干、孔子为例，说明圣哲遇时不祥，古今一律，是规律性的社会现象。但作者又坚信，物极必反，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光明的天空必将呈现于人间。
“小歌”部分，对前文所讲之意反覆叙说，饱含忧愤地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楚国统治者，揭露他们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作者的谢绝之意，表露无遗，而寄意遥深，盖人穷反本也。
写法上，比兴象征手法运用成熟而得体，意象生动，情感直率而真挚。句式整齐划一，读来朗朗上口，既有回环往复、整齐和谐之美，又带有浓厚的楚歌情调。其中的一段很像屈原《涉江》的乱辞。因此，它是荀子赋中最有艺术价值的作品。
朱熹《楚辞后语》收录了这首诗，并为叙说，盖亦取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楚辞后语序》)。鲁迅先生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中这样评论《佹诗》：“词甚切激，殆不下于屈原，岂身临楚邦，居移其气，终亦生牢愁之思乎？”明确指出了它可与屈原赋媲美的高度的思想艺术水平。
上片首写西湖荷花盛多： “四面垂杨十里荷，问云何处最花多。”颍州西湖是安徽的风景名胜，其十里荷花更是秾丽迷人。人谓“东坡处处有西湖”，如杭州有西湖，颍州也有西湖，“性本爱丘山”的词人，他吟咏湖山，并热爱湖山。在十里荷香的颍州西湖，必会引发他描摹湖景的无限乐趣，故下文云：“画楼南畔夕阳和”。在四面依依垂杨和十里荷香的幽雅境界里，词人又看到南畔的画楼顶端正挂着一轮温和的夕阳，五彩的晚霞笼罩天空，映照着水波荡漾的湖面，给人以舒展惬意的美感享受。
下片突然转折，从快意煞时转向孤寂哀伤：“天气乍凉人寂寞，光阴须得酒消磨。”天气乍凉引发了词人的寂寞感，真实而自然，但实际上，并非天凉必然引起寂寞，而是由于词人内心早存寂寥空漠的人生感受的缘故，天凉只是气候的诱因而已。此时的词人，可谓壮志难酬而心存忧虑，他在朝中屡遭小人攻讦和当轴者的忌恨，被迫“补外”作地方官。词人此时正是在三次被排挤而“补外”的坎坷境遇中，所谓“一肚皮不合时宜”，使他厌倦仕途、崇尚归田。结语“且来花里听笙歌”，说自己且忧中取乐，躲进荷花丛中来听赏悠扬哀伤的笙歌。
此词作细致描绘了词人面对颍州西湖的盛开荷花所引起的仕宦寂寞感受。全词大起大落，心物交融，强烈反差，寄慨遥深。本欲在淡泊利禄中使自己的心理获得平衡，然而实际上却是“剪不断、理还乱”，使自己陷入愈加难以解脱的矛盾苦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