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汉代乐府中也有《日出入》篇，它咏叹的是太阳出入无穷，而人的生命有限，于是幻想骑上六龙成仙上天。李白的这首拟作一反其意，认为日出日落、四时变化，都是自然规律的表现，而人是不能违背和超脱自然规律的，只有委顺它、适应它，同自然融为一体，这才符合天理人情。这种思想，表现出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光彩。

　　诗凡三换韵，作者抒情言志也随着韵脚的变换而逐渐推进、深化。前六句，从太阳的东升西落说起，古代神话讲，羲和每日赶了六条龙载上太阳神在天空中从东到西行驶。然而李白却认为，太阳每天从东升起，“历天”而西落，这是其本身的规律而不是什么“神”在指挥、操纵。否则，“六龙安在？”意谓：六条龙又停留在什么地方呢？这是反问句式，实际上否认了六龙存在的可能性，当然，羲和驱日也就荒诞不可信了。太阳运行，终古不息，人非元气，是不能够与之同升共落的。“徘徊”两字用得极妙，太阳东升西落，犹如人之徘徊，多么形象生动。在这一段中，诗人一连用了“似”、“安在”、“安得”这些不肯定、不确认的语词，并且连用了两个问句，这是有意提出问题，借以引起读者的深省。诗人故意不作正面的阐述而以反诘的方式提问，又使语气变得更加肯定有力。

　　中间四句，是说草木的繁荣和凋落，万物的兴盛和衰歇，都是自然规律的表现，它们自荣自落，荣既不用感谢谁，落也不用怨恨谁，因为根本不存在某个超自然的“神”在那里主宰着四时的变化更迭。这四句诗是全篇的点题之处、核心所在。“草不”、“木不”两句，连用两个“不”字，加强了肯定的语气，显得果断而有力。“谁挥鞭策驱四运”这一问，更增强气势。这个“谁”字尤其值得思索。对于这一问，作者的回答是：“万物兴歇皆自然。”回答是断然的，不是神而是自然。此句质朴刚劲，斩钉截铁，给人以字字千钧之感。

　　最后八句中，诗人首先连用了两个诘问句，对传说中驾驭太阳的羲和和挥退太阳的大力士鲁阳公予以怀疑，投以嘲笑：羲和呵羲和，你怎么会沉埋到浩渺无际的波涛之中去了呢？鲁阳公呵鲁阳公，你又有什么能耐挥戈叫太阳停下来？这是屈原“天问”式的笔法，这里，李白不仅继承了屈原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而且比屈原更富于探索的精神。李白不单单是提出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回答问题。既然宇宙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那么硬要违背这种自然规律（“逆道违天”），就必然是不真实的，不可能的，而且是自欺欺人的了（“矫诬实多”）。照李白看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顺应自然规律，同自然（即“元气”，亦即“溟涬”）融为一体，混而为一，在精神上包罗和占有（“囊括”）天地宇宙（“大块”）。人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就能够达到与溟涬“齐生死”的境界了。

　　西方的文艺理论家在谈到积极浪漫主义的时候，常常喜欢用三个“大”来概括其特点：口气大、力气大、才气大。这种特点在李白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李白诗中曾反复出现过关于大鹏、关于天马、关于长江黄河和名山大岭的巨大而宏伟的形象。如果把李白的全部诗作比作交响乐的话，那么这些宏大形象就是这支交响乐中主导的旋律，就是这支交响乐中非常突出的、经常再现的主题乐章。在这些宏大的形象中，始终跳跃着一个鲜活的灵魂，这，就是诗人自己的个性。诗人写大鹏：“燀赫乎宇宙，凭陵乎昆仑，一鼓一舞，烟朦沙昏，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大鹏赋》）；诗人写天马：“嘶青云，振绿发”，“腾昆仑，历西极”，“口喷红光汗沟朱”，“曾陪时龙跃天衢”（《天马歌》）。诗人所写的山是：“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泠风去，直出浮云间”（《登太白峰》）；诗人所写的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泻入胸怀间”（《赠裴十四》）。李白总爱写宏伟巨大、不同凡响的自然形象，而在这些形象中又流露出这样大的口气，焕发着这样大的力气和才气，其原因就在这首《日出入行》的最后两句中──“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这是诗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自我形象。这个能与“溟涬同科”的“自我”，是李白精神力量的源泉，也是他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思想基础。

　　李白受老庄影响颇深，也很崇奉道教。一度曾潜心学道，梦想羽化登仙，享受长生之乐。但从这首诗看，他对这种“逆道违天”的思想和行动，是怀疑和否定的。他实际上用自己的诗篇否定了自己的行动。这正反映出诗人的矛盾心理。

　　这首诗，在表现手法上，把述事、抒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既跳开了空泛的抒情，又规避了抽象的说理，而是情中见理，理中寓情，情理相互生发。诗中频频出现神话传说，洋溢着浓郁而热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而诗人则在对神话传说中人事的辩驳、揶揄和否定的抒写中，把“天道自然”的思想轻轻点出，显得十分自如、贴切，情和理契合无间。诗篇采用了杂言句式，从二字句到九字句都有，不拘一格，灵活自如。其中又或问或答，波澜起伏，表达了深刻的哲理，而且那样具有论辩性和说服力。整首诗读来轻快、活泼而又不失凝重。

　　上片极写元宵节的游赏欢乐，及公庭讼少的愉悦心情。“元宵似是欢游好，何况公庭民讼少”。“似是”，正说明词人原本并没有主动出游元宵佳节的打算，只是由于他的公务闲暇，“公庭民讼少”了，内心愉悦才使他引起了赏游元宵夜景的乐趣。如今“公庭民讼少”，词人从心底发出惬意的快感，所以，当他看到“万家游赏上春台”时，他自己和所有游人，都像活神仙一样迷路在三神山海岛之中了。

　　下片极写“与民同乐”的欢快宴席。“平原不似高阳傲。促席雍容陪语笑。”词人在人群中间，谦逊质朴，礼敬宾客，平等如兄弟，有如赵国平原君的贤明待宾，而毫无“高阳酒徒”的傲慢。他总是从容温和地靠近群众，和人们满面陪笑的对语谈心，尽情享受着与人民打成一片的乐趣。“坐中有客最多情，不惜玉山拼醉倒”，在欢快的宴席中，顿时出现了一个“最多情”的民客形象，而把欢情霎时推到高潮。可谓笔端生花。而“拚”字尤为传神。这正是词人与群众亲密“鱼水情”关系的典型反映。

　　全词感情真挚，清新自然，即兴抒怀，酣畅淋漓。而且格调健朗，构思精巧，一气呵成，余音袅袅。

　　此诗承《咏贫士·万族各有托》中的诗句“岂不寒与饥”，先叙贫困饥寒之状。朔风凄厉，已近岁末。无以取暖的老诗人，只能拥着粗布衣服，在前轩下晒太阳。抬眼望去，昔时四院中盛开的花卉已荡然无存，青葱的树木，也成了光秃秃的枯条。诗的前四句在严冬萧索景色的衬托中，描出了一位贫士索漠的形象。严寒袭人，饥更来煎。诗人一生相依为命的酒，现在即使将空壶倾得再斜，也再已倒不出一滴来；民以食为天，但饭时已到，看着灶下，却烟火全消。逸兴已消，诗书虽堆案盈几，却疗不得饥寒，任它胡乱塞在座外，直至白日西倾，也无兴再去研读它。五至八句由寒及饥，由景及情，伸足“岂不寒与饥”之意。至于日昃以后，将是又一个黄昏冬夜，如何驱遣，诗人未言，但读者不难想像。晚岁的陶潜确实困苦之甚，世乱加上荒年，使他早时只是作为一种理想精神的“甘贫”，成了严酷的现实，其《有会而作》序云：“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才通。旬日以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所述境况正可与此诗相互发明。“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乞食》诗，更描下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诗人，已不得不为生存而告乞求贷了。贫，毕竟并不那么容易“甘”之，不能再一味恬淡。当初孔子困于陈，资粮断绝，“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可以这样穷而安，而己非圣人之比，就不能不像子路那样愠恼之心见于言色。不过虽然饥寒，虽有不平，诗人仍不愿弃“故辙”而改素志；那么什么是诗人的精神慰安呢？末句答道：正依靠古来那许多高风亮节，守穷不阿的“穷士”啊。

　　对比一下陶潜初隐时的诗句，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诗人的心态。《饮酒》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的逸趣已为“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的窘俭所替代；而“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的雅兴，亦已成了“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的阑姗。于是望中景物也都改观。风寒，在诗人并非初历，但当初“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的卓拔景象已换成“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的索漠萧条。他再也无复当年“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的感受；“拥褐曝前轩”这一诗歌形象，足见其当时不但是肉体上，也是精神上的疲老。贫困把天真的诗人从云际雾里的逍遥游中，拉回到地面上来，这也许是不幸，然而却也使诗人的高洁品格获得了更充实的内含；使他成了中国诗史上少数几位真正无愧于固穷守节之称的隐逸诗人。虽然饥寒使他沦落到行乞的地步，但他所低首下心的不是那些督邮之流的官场屑小，而是他日夕相处的“素心人”；心境虽然疲老了，但骨子里的傲气却并不减少壮。诗的结末四句用孔子厄于陈蔡之典，含义尤深长。“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言见”，字面意思是，自己未达到孔圣人的精神境界，所以才有愠色；然而联系其“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以累己”（《感士不遇赋》）这种一贯思想来看，这两句诗实以自责为自傲。孔子一生为推行其仁义之道而奔波风尘，这从渊明最为服膺的道家来看是以外物累己的行为。从好的方面来看，世乱不可为，正不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庄子》说“世浊不可与庄语”，甚至以为当国者形同兕柙之中的神龟。而从不好的角度来看，《庄子》中更借盗跖之口斥孔子为名利荣禄之人。从渊明对儒学的一贯态度看，二句虽不必有盗跖所责备于孔子那种含义，但以“闲居”与“陈厄”相对言，并虽有不平，仍将坚持素操来看，不难味出有以孔子之举为不智之意。所以，结末他不是顺不如孔子之意，说要以孔子穷而安作榜样，而要以此下所说的各种高士为典范，以表示虽穷也必不重入世网，乱己“真意”。穷困固然使陶潜从天上降到地上，却又使其精神进一步净化。“严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渊明之高，其实不尽在他衣食无虑，吟唱着这两句诗的时候，而正是在这贫困的低吟中，才更见出其卓然高标。也正因此，此诗虽极写饥寒穷困，给人的印象却决无后来孟郊、贾岛那样的寒俭相，而显出一种清癯孤洁的姿态，一种情怀深长的韵味。苏轼说陶诗“癯而实腴”，读此诗可有所解会。

　　此诗的这种姿态韵味，也甚得力于结构语言的自然浑成。试设想。如果开首二句写寒后，紧接着就写饥，就必会造成促迫穷俭之感。比如孟郊诗就常常列举饥寒之态，穷形极相，反使人酸胃。现在于写寒之后，垫二句写景，接写饥后，再续以二句诗书之事，这就使此诗虽写饥寒而有舒徐之态、书卷之气，加以“倾壶”“窥灶”之轻描淡写，“日昃”之后的言外之言，非孔以自见的婉而不露，读来就感到仍有陶诗一贯的风行水上之致。而更可贵的是上述结构虽巧，却非刻意经营所得。坐于前轩下，自然会有望景之举，酒食无着后也自然会想到唯有书本为伴，但欲读之际，又忽兴意阑珊，更深一层表达了诗人的心境。从不经意处见出天机深杳，这是陶诗与其内容上的玄趣互为表里的艺术上的妙理，二妙并具，是后人所难以企及处。

　　据阮阅《诗话总龟》等书记载：“南唐卢绛病痁，梦白衣美女歌曰：‘玉京人去秋萧索’云云。”从此这首小词蒙上一层迷离恍惚的神秘色彩，被看作“鬼词”。其实，这只是一首倾诉闺情的篇章，它以笔致工巧，深婉动人，赢得了人们的喜爱，曾在北宋初年广为流传。从词中可知，抒情主人公是一位温柔多情、敏感娴静的女子。

　　“玉京人去秋萧索，画檐鹊起梧桐落。”在这萧索的秋天，心上的人儿远去京城，庭院画檐下喜鹊飞起，梧桐纷纷飘落。

　　玉京，本道教所谓天上宫阙，用作京城的代称。在一个秋日的黄昏，她凭栏凝视，沉浸在对远方亲人的怀念之中。起首两句描绘出一幅飒飒秋景，景中有情。前一句点出秋气而“人去”之意，是情与景双双写入之法。“萧索”二字是一篇眼目，后一句就此点染。喜鹊历来是吉祥之鸟，鹊起而不顾，暗示丈夫一去杳无音信，闺中的主人公怅然失望也已隐然可见，细微如梧桐落叶之声清晰可闻，庭院之阒寂，女子怀想之深也可以想见了。“人去”，令人记起往昔未去之时；“萧索”，烘衬出抒情者的悲凉意绪，连带说出便觉情景相生，这正是双入法的妙处，由此开篇，全词都笼罩着瑟瑟寒意了。基调也由此确定。

　　“攲枕悄无言，月和清梦圆。”这两句是说，倚靠着枕儿默然远想，月儿和梦境都是那么的圆美。

　　接下来时间由黄昏而入夜。如果说前面两句侧重渲染气氛的话，那么这两句着重刻画人物的动作。中心落在思念二字上。夜不安寐，倚枕无言，用动作表现心理，形象而又委曲。“无言”是静默之状，又含“脉脉此情谁诉”之意。唯其默然远想，才引出下一句的清梦来。不知过了多久，这位辗转反侧的女子渐渐进入梦乡。梦中见到了她久别的亲人。词人把这梦中团聚和中天月圆巧妙的交织在一句之中，“圆”字双关。梦境沐浴着月的清辉，而一轮圆月又在梦的幻影之中，境界惝恍迷离，清幽怡人。梦境与现实，月色与人事两相对照反衬，使主人公的情怀表现得愈婉愈深了。

　　“背灯唯暗泣，甚处砧声急。”这两句是倒装句，说，不知什么地方响起阵阵捣衣声，把她从睡梦中惊醒，眼前的冷寂，益发加深了感伤和怅惘，她怎能不柔肠寸断，哀泣不止呢？

　　“甚处”，说明砧声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是一种并不太响，而且时断时续的声音，也符合乍醒来时恍惚莫辨的情态。这种声响竟把人惊醒，可知夜之静谧了。这样看来，句中极醒目的“急”字恐怕侧重于表现人的内心感受，未必是实写砧声。“背灯暗泣”乃梦断神伤之状。“暗”字兼言情、景，思妇心境之黯然具体可感。从上文的“攲枕悄无言”到此刻的“背灯暗泣”，层层叠进，愈转愈悲了。

　　“眉黛远山攒，芭蕉生暮寒。”结末两句是说，室内女子黛色如远山的眉头紧攒，室外圆月清辉之下芭蕉也觉瑟瑟寒意。

　　给那攒蹙的秀眉一个特写镜头，把满怀的思念和哀怨全部凝聚在黛色如远山的眉间了。末句轻轻宕开，以景收束：“芭蕉生暮寒”。凄冷之意有真切，又朦胧，那寒气直沁入人的心里，却又不曾说破。词婉而情切，令人哀感无端，正是所谓已经结情的妙笔。

　　这首词在结构上，一句景，一句情，间或情景双写。在情与景的相映、相生、相融之中，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婉曲而深切的袒露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