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庄的律诗,特别是像这首描写自然风光的律诗,虽不像他的一些绝句那样内蕴深沉,发人深省,但它以明快清新取胜,在抒情状物方面也自有其可贵的特色。
其一,很少使事用典,而是根据自然环境,用明白晓畅的语言铸词造句,写出眼中所见和心中所感,以真切的情意来牵动读者的心灵。此诗咏“东湖”,开篇即从“满塘秋水”落笔,直接切题,起得爽健自然。接着,在夜里,在那碧绿深沉的湖水上,作者便让各种景色次第呈现出来;湖面上浮着十亩菱花,平展在明镜般清澈的水中;湖上横跨的新桥,像一条长虹,影子在水中荡漾;湖岸上,芳草如茵,睡着静静的池鹭;在清澈的湖底,月亮投下它的影子,像从天上掉了下来,而四围的山峰也倒映着它们的倩影,像一朵朵盛开的莲花。作者以湖面为中心,将湖上、岸边、天上、四周的自然景物都组织在一起,汇集到湖中,成为活泼、优美、迷人而又宁静的一潭。这当中,既有平面的扩展,也有上下立体的交叉;既有动态中的活泼可爱,也有宁静中的安详恬和。然而,作者最后还说,那最能惹动诗兴的,还是黄昏时候,在烟雨迷蒙中,那响彻田野的阁阁的蛙声。诗中描述的这一切,犹如一条清澈的小溪。从诗人的笔下涓涓流出,直淌到读者心间,沁人肺腑。文字上决没有故作艰深、矫揉造作之感,而是一任自然,如娓娓交谈,亲切动人。其中“蝃蝀”(dìdōng,长虹的别称)一词,虽出自《诗经·鄘风》“蝃蝀在东,莫之敢指。”但用在这里,和原诗意思已毫无关系,只是借来与对句的“鵁鶄”(jiāoqīng,即池鹭)对偶罢了,而中间两联的对偶,本是律诗应当遵循的规则,也不是勉强做作。至于“蟾投夜魄”,看来象是用了《五经通义》(“月中有兔与蟾蜍何?月,阴也;蟾蜍,阳也,而与兔并明,阴系阳也”)和《后汉书·天文志》(“姮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的典故,但月中有蟾蜍,本系古代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这里信手拈来,驱使自如,浑化无迹,毫无使事用典的痕迹。
其二,结构新奇,在自然流利的笔调中,暗寓着章法上的精心安排。作者写东湖,是从夜里开始的,从第二句“晚”字可知,第四句“睡鵁鶄”、第五句“蟾投夜魄”更可证明,特别是“当湖落”三字,说明已是月到中天,至少子夜了。但到最后一联,却以问句逗起,在时间上来了一个很大的逆转:“黄昏烟雨乱蛙声。”这真是石破天惊,出人意表。这一安排,有着丰富的含义。它说明作者不是子夜才到东湖的,而是黄昏就来了,那时正一片烟雨,只听得满湖动人的蛙声,勾起了浓郁的诗兴。同时也说明前三联所写是放晴景色,雨洗秋光,格外清爽,暗中为第二句的“清”字作了最好的注脚。其次,前三联所写皆从视觉着笔,全是眼中所见,而最后补以蛙声,是耳中所闻,则进一步从听觉上为整个美景增添了气氛,视、听兼用,收到了声情并茂的效果。另外,尾联出现蛙声,也是为深夜的静寂作反衬,即以闹衬静。黄昏时候,烟雨苍茫的东湖是蛙的世界,蛙们引吭高歌,好不热闹,而此时,它们似乎都已倦于歌唱,安静地歇息了,一轮皎洁的明月悄然洒下清光,笼罩一切,幻化一切,使闹后的宁静静得深沉,静得奇异,静得令人心醉。这最后一联的巧妙安排,使全诗格外生色,令人产生丰富的想象,而留下悠远无尽的韵味。
其三,用字准确、生动,全诗音调响亮。诗中的动词,如“动”、“横”、“晚”、“投”、“落”、“倒”、“入”、“生”等,不仅准确,而且由于它们的频繁出现,便使本来静的景物有了动势,也使本来各不相干的景物相互融为一体,起了如同纽带般的关联作用。形容词“澄”、“清”、“乱”等,也恰到好处,例如用“乱”字来形容群蛙自由合唱的声音,真是维妙维肖,准确到不可移易的程度。特别是诗中还使用了“蝃蝀”、“鵁鶄”、“黄昏”、“烟雨”等双声词,读来流利自然,声韵和谐,增添了语言的音乐美。从中也可见作者熟能生巧的文字功底,他调动多方面的艺术手段,把东湖的自然美景表现得极为生动逼真,一片闲适之情,也充溢于字里行间,令人神往。
抒情的深婉含蓄是这首诗最大的特色,它表面上只是一般的纪行写景,但平和的外表下激荡着强烈的感情波澜。这里有着喜和忧两种感情的掺和交融,内心微妙的变化,曲折尽致。杜甫举家远徙,历尽艰辛,为的是寻找一块栖身之地,如今来到富庶繁华的成都,“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眼前展开一个行天地,给了他行的生活希望,欣慰之感溢于言表。“但逢行人民,未卜见故乡”,快慰之情刚生,马上又想到了梦魂萦绕的故乡,何时再见,未可预卜,但见大江东去,他自己只能做长年飘泊的游子了。下面接写成都的繁华、气候的温和,又转悲为喜。但成都虽美,终非故土,鸟雀天黑犹各自归巢,而茫茫中原,关山阻隔,他不知道自己何日才能回去。诗人又陷入了痛苦之中。当时中原州郡尚陷于安史叛军之手,一句“中原杳茫茫”,包含着数不清的忧国伤时之情。诗人遥望星空,愁思怅惘,最后只能以自宽之词作结。全诗写喜,并不欣喜若狂,诉悲,也不泣血迸空,在舒缓和平的字里行间,寓含着一股喜忧交错的复杂的感情潜流。
作为纪行诗,这首诗用“赋”来铺陈其事,而“赋”中又往往兼有比兴,因而形成了曲折回旋,深婉含蓄的风格。诗一上来就直道出眼前之景:夕阳西下,暮色朦胧,诗人风尘仆仆地在岁暮黄昏中来到成都,渲染出一种苍茫的气氛。它既是赋,又兼比兴,桑榆之日正是诗人垂暮飘零的写照。同时它也兴起了深沉的羁旅之情。下面写“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都是赋中兼兴。最后写“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暗寓中兴草创、寇乱未平的忧思。诗人妙用比兴手法,笔下的自然景物都隐含深挚的感情。全诗一一闪过山川、城郭、原野、星空这些空间景物,同时也表现出由薄暮至黄昏至星出月升的时光流逝。这种时空的交织使意境呈现出立体的美,烘托出感情上多层次的变化,达到情与景的自然交融。
胡应麟论东汉末年时的《古诗十九首》说:“蓄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意愈浅愈深,词愈近愈远,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诗薮》)杜甫此篇正继承了《古诗十九首》的这一风格。而在思想感情上,它又突破了《古诗十九首》多写失意飘泊之士苦闷忧伤的小天地,它运用喜忧交错的笔法,写出了关怀祖国和人民命运的诗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其高处正在于此。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了穆叔与范宣子论何者为“不朽”的一段名言。范宣子以世禄为不朽,穆叔却认为世禄不能称为不朽。他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欧阳修这篇文章里所说的“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就是指立德、立功、立言。全文用了一半篇幅,论三者之所以为不朽。并将“修之于身”(立德)放在最高地位,“见之于言”(立言)排在第三,这自然不无重道轻文的意思。但这篇文章的主旨,又不在权衡文道之孰重孰轻,而另有其深意在。
文章重点在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细读这段文字,会发现文章在立论上有一个矛盾。前面说,圣贤是不同于草木、鸟兽、众人的,这种人“虽死而不朽,愈远而弥存”。他们之所以被人尊为圣贤,长存不朽,是由于他们曾经立德、立功、立言。这里指明立言为三不朽之一。而第三段又说:“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这是说,立言之士,与草木鸟兽之必然速朽没有区别。下文说得更明显:著作之士“卒与三者(指草木、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前后矛盾。
再三涵泳这段文字,就会悟出这里面有含而未申之意。这含而未申之意,正是该文的主旨之所在。第一,古人留下的著作,大多数仅在《汉书·艺文志》诸书中著录其书名、篇目,具体的作品则“百不一二存”。这说明,历史对立言之士的著作进行了无情的淘汰。那“百不一二存”的传世之作,是大浪淘沙剩下来的金子,是经受过时代的严格考验的,其余的早就湮没不存了。于此可见,文章难工,传世不易。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这是作者的慨叹,既以自勉,也以之勉徐无党。其次,前两段把“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三者并列为“不朽”,是阐述古代经传中论道之言,反映的是书本上的人生价值观念。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将与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欧阳修读史自悟之理。所谓言之不可恃。就是文章著述不重于人的委婉说法。这是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反映了实践中呈现的另一种价值观念。书本上的价值观念与实践中的价值观念如此不同,遂使古今无数文士为之荷笔彷徨。作者自己一生的体验,便是明证。因此,文章结尾用“亦以自警焉”,暗暗透出个中消息。由此可见,这篇文章还表明了自古以来文章之士共同的悲哀,因以之警徐无党。
这样就见出该文的第一个特点:题旨深隐。欧阳修在其《论尹师鲁墓志》一文中提出:写作应该力求“文简而意深”,并说:“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诗人之志,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他这篇《送徐无党南归序》,无愧于文简意深、爱深言切的典范之作。
全文立意,既重在表明文之难工与立言之不足恃,抒发包括自己在内的千古文章之士共同的悲慨,写来便情真语切,感慨深沉,这是该文的另一个特点。自古文士,留下来的篇章已仅“百不一二”,其余都“散亡磨灭”,是事之一可悲。留传下来的文章,“文字丽矣,语言工矣”,又“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是事之二可悲。这些人士活着的时候,“汲汲营营”,辛苦忙碌、呕心沥血地进行写作,才达到文丽语工的境地;而当其“忽焉以死”,仍然免不了“同归于泯灭”,是事之三可悲。末了写到“今之学者”,穷其一生精力,孜孜于文字著作,结果是“皆可悲也”。这段文字,饱含深情,既哀人亦复自哀。那种苍茫万古之意,发而为声,则抑扬唱叹,慷慨苍凉。试诵读第三段,先用“百不一二存焉”,“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发出深沉的咏叹;次用“汲汲营营”一个反问句抒发感慨;再用“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一收一顿;最后用“皆可悲也”放声长吁:语调吞吐抑扬,声情契合,不仅足以“摧其(徐无党)盛气”,也足以引起后之文士读此文者无限悲怆。事之不平,积为愤懑。全篇无一愤语,却饱含愤意于笔端。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还有一个特点:结构非常紧凑,前呼后应,针线绵密,因此读来气势流贯,又回环往复,现出一种感情上的涡流。人手一句,先提出“草木”、“鸟兽”、“众人”三者都无法逃避同归灭亡的自然规律,然后从“众人”中引入“圣贤”,说他们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六字扣紧首句,文境稳步推开。接下去论圣贤之所以不朽在于修身、施事、见言,将三者平列。继以比较法层层筛选,步步推出中心。首则拿“施事”与“见言”比,论见之于言者不如施之于事;再拿“施事”、“见言”与“修身”比,引孔子的弟子宰我、子贡善于言语,冉有、季路长于政事,都比不上能修身立德而并不长于言语、政事的颜回,突出修身为首要之道,立言居三者之末,渐渐过渡到第三段论立言之不足恃,文意暗暗逗出,又层层推进。到第三段,先说“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束以“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荣华”紧承“丽”字,“好音”紧承“工”字,接榫紧密。又加上“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使草木、鸟兽、众人汇齐,与篇首第一句“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桴鼓相应。复承以“而卒三者同归于泯灭”、“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再提“泯灭”、“不朽”,首尾回环,遥相顾盼,使这篇短文在畅达中有一种遒练逆折的劲气。这些地方,都见出作者为文炼气的功力和缜密的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