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黄琼书》是东汉大臣李固所写的一篇书信,为规劝其友黄琼识时应征,“辅政济民”而作。汉顺帝永建年间(126),屡次辞谢征召的黄琼又被朝廷征聘,当走到纶氏(今河南省登封县),忽称病不行。李固向来仰慕黄琼,遂写了这封催促他赶快来洛阳的信。文章先从立身处世着笔,劝导黄琼为人应介乎“隘”与“不恭”之间,指出若要“辅政济民”,当今正是时机,用以激励黄琼。接着用“峣峣者易缺”六句说明声望太高容易降低,名声过大实际才能就很难相称的道理。并以鲁阳樊君的行事,证实“峣峣者”的“易缺”,“皦皦者”的“易污”;又用胡元安等人的实例申说了“盛名之下”往往是“其实难副”,告诫黄琼要有自知之明。最后以恳请对方速赴洛阳任职,彻底洗刷“处士纯盗虚声”的愿望作结,点明写信的用意。全篇既有婉而讽的规劝,又有发人猛醒的鼓励。行文多用侧笔和假设猜测的语句,委婉曲折,动听感人。黄琼后来到洛阳任议郎,这封信起了推动的作用。
全书以自然段落明显地分为两段。前一段是敦促黄琼应征;后一段是表示对他寄以厚望。两段的意思虽都是为了劝黄琼出来为时局效力,但并非一味催逼;而且在劝勉中带有婉转的告诫。
第一段给黄琼摆出了两条出路:要么你彻底隐居,不问人事;要么你就必须在没有尧舜之君的“乱俗”中作辅政济世的志士。这段里隐隐地含着一点“激将法”:如果你要“拟迹巢、由”,本不该应征上路;既然上了路,说明你是动了用世之心的,就不该中道托病不进。不进,无非是对时局的混乱有所顾忌;而如果政治清明,天下大治,就不需要志士了,这样的敦促就要比一味催逼有鼓动力得多。
第二段的告诫意味更为浓厚。“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不仅是对已经征辟的那些人的评骘,而且也带有给予黄琼以激励和促其警惕的含义。说得直白一点,这段的意思就是,你如果是虚声盗名之士(当然李固认为黄琼并非这样的人,否则他就不写信敦促了),那末你不出来也罢;如果你要出来,就应该真正有所作为,以事实证明“名下无虚士”,为国家建功立业,以堵“俗论”之口。那时“纯盗虚声”的人太多了,李固虽久慕黄琼,但由于前此那些名实不副的名士的教训,在黄琼尚未有宏规远谟的表现以前,李固也不能不怀着惴惴不安的疑虑。因此,这一番历数以前征辟之士的不孚人望的事实,是他感触良深的真实心情的透露,既是一种隐约的告诫,仍然也带有“激将法”的味道,不过表达得曲折婉转而已。
《东栏梨花》为北宋诗人苏轼所做七言绝句。这首诗抒发了诗人感叹春光易逝,人生短促之愁情;也抒发了诗人淡看人生,从失意中得到解脱的思想感情,让人们感受到了“人生苦短”,引人深思。
首句以“淡白”状梨花,以深青状柳叶,以柳青衬梨白,可谓是一青二白。梨花的淡白,柳的深青,这一对比,景色立刻就鲜活了,再加上第二句的动态描写:满城飞舞的柳絮,真是“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同时柳絮写出梨花盛开的季节,春意之浓,春愁之深,更加烘托出来。
前两句以一青二白,突出了梨花的特点。它不妖艳,也不轻狂的神态,又在第三句“一株雪”里再次赋予梨花以神韵,并把咏梨花与自咏结合了起来。其实,这“一株雪”正是诗人自己的化身。因为苏轼一生正道直行,清廉洁白,坦荡如砥。 在咏梨花时,苏轼用了“柳絮飞时花满城”来加以衬托,梨花既不像“颠狂柳絮随风去”,也不像“轻薄桃花逐水流”,其品格是何其高尚的。诗人还用了“人生看得几清明”来加以侧面烘托梨花之“清明”。“一株雪”和“几清明”是对偶的写法,一不是指有一株梨树,而是指一株梨树一个作者自己,后两句意境如下:作者惆怅的站在东栏旁,梨树上满是白色的梨花,同时柳絮在飘,落在作者身上,作者也变成了“一株雪”,写的是凄清惆怅的意境,最后一句,人生看得几清明,人生能有几次清明,这是补足前句“惆怅”的内容,更增添悲凉的气氛。苏轼的诗,一向以豪放著称,像这样悲凉的很是少见。
诗人完成这首诗已年届不惑,翻来覆去也才只看过了40个清明,心中无法揣测还有几度梨花可看。清明年年如期而至,梨花岁岁伴着漫天飘扬的柳絮,而如寄的人生则只有一个盛年,诚如作者在另一首诗中所叹:“梦里青春可得追?”这正是这首梨花诗深藏着的绵绵不尽的情思,它寄托了作者的人生感悟,是他清明人生细腻而真实的写照。
陈藏一《话腴》:“赵昂总管始肄业临安府学,因踬无聊赖,遂脱儒冠从禁弁,升御前应对。一日,侍阜陵跸之德寿宫。高庙宴席间问今应制之臣,张抡之后为谁。阜陵以昂对。高庙俯睐久之,知其尝为诸生,命赋拒霜词。昂奏所用腔,令缀《婆罗门引》。又奏所用意,诏自述其梗概。即赋就进呈云:……”进呈的就是以上这首词。“阜陵”即宋孝宗赵构,阜陵名“永阜陵”,所以南宋人以“阜陵”称孝宗;高庙即宋高宗赵构,构庙号“高宗”,后人因以“高庙”称之。赵构退位后居住在“德寿宫”,因而宋人或以“德寿”代称宋高宗。赵昂的这首词,是应宋高宗之命而作的,是一首“应制词”;以咏“拒霜”(即“木芙蓉”,或称“地芙蓉”、“木莲”等)为内容,因而它又是一首咏物词。《话腴》又载:高宗看了这首词,十分欣赏,不但赏赐给赵昂不少银绢,还叫孝宗给升了官。
按照过去的惯例,“应制”的作品,往往是为统治者树碑立传的,存有较明显的阿谀奉承的痕迹的。这首词却不然。那么,宋高宗为什么还对它情有独钟呢?
词的上片集中描绘芙蓉花盛开时的景况,虽显得有些质实,但词人笔锋一转,逗出几分空灵。下片写与美人的对比中,进一步描绘出芙蓉花的形象和神韵。该词章法严密,笔意雅秀,构思精巧。
这首词的咏物技巧比较高。它处处紧扣住拒霜的特点,多方面着笔,务求尽善尽美。从拒霜的生长习性上看,它多丛生在水边潮湿之地,所以词的起句便说:“暮霞照水,水边无数木芙蓉。”用“木芙蓉”应“拒霜”,点题;用“水边”交代其生长习性;用“无数”交代其丛生的特点;用“暮霞照水”作背景烘托,而且这个背景天光水色,色采斑斓,美不胜收。拒霜在秋冬间开花,所以词中先用“楚天空迥,人立西风”透露出一派秋意,然后在下片中紧接着用“秋色”再次点明秋的季节。着墨更多的是写拒霜花。词的上片,写了三段时间中的拒霜花形象:“暮霞”两句,是暗写晚霞映衬下的拒霜花。“暮霞”在这里既是写霞,其中也包括着花,只是花的形象没有明写,而是让读者从“暮霞”的色彩中去联想。当然,“暮霞”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写花,“暮霞”只是个比喻,而以“木芙蓉”揭示这个比喻的实体。这里取前者。“晓来”一句是写早晨带露的拒霜花,用“轻红”略点花的实质形象。拒霜花有粉红、白、黄等颜色品种,作者这里只取粉红一种。粉红而经“露湿”,更加娇嫩,故曰“轻红”。
“十里”两句,是用浓笔重彩正面写日转中天时拒霜花的形象。“十里”极言其多,承“无数”而来:“锦丝步障”,写艳阳之下,繁花漂亮无比、簇如屏幕(“步障”即屏幕)。这使读者想起了王恺与石崇争斗豪华的场面:王恺“作紫丝布步障碧绫四十里”,石崇则“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世说新语·汰侈》)。这里则是拒霜花组成的“步障”,而且随着太阳的转移,花影也随之变化,作者用花影的“重重”,再次写花之多。看来,作者善于选择描绘的角度。
这三层写花,笔墨由简入繁,由侧面烘托而至正面描绘,然后再加以侧面烘托。但用笔都比较朴实,而且越来越实。作者为了挽救这个危险的趋势(质实为词家一忌),把笔锋一转,写出了“向楚天空迥,人立西风”两句,亦花亦人,笔调一变而为沉着潇洒而又不乏空灵之气,遂使全词风格大变,从而逼近了上乘作品的行列。词的下片,继续写拒霜花,但笔法与上片的正面下笔完全不同。下片乍看好像写美人,实际上是通过写美人而达到进一步写花的目的,把花写得完美无缺。过片承“西风”句立意,写秋色浓于愁,貌似借秋兴叹,实际上是引出再次写花。白居易诗云:“莫怕秋无伴愁物,水莲花尽木莲开。”(《木芙蓉花下招客饮》)所以写秋愁正是为了引出这个“伴愁物”来。
这个“愁”字来得贴切巧妙,也很重要,其意一直贯串到“教妾若为容”。“寂寞”以下四句,皆写“粉黛”(即美人)之愁。“寂寞”、“妆慵”以至“惆怅”,皆是其“愁”的情态表现:“施朱太赤”、“教妾若为容”,则是“愁”的原因所在。美人总是要与花争艳的。这里,美女们看了拒霜花,自己感到不好打扮了,不施“朱”(红色)固然不可,而施朱则“太赤”,不管怎样,总是打扮不出拒霜花的那种粉红来。“教妾若为容”,是屡经打扮而总不能与花比美的愁叹,所以只有“妆慵”与“惆怅”了。这几句虽从杜荀鹤《春宫怨》诗化出,甚至还借用了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施朱则太赤”的成句,但写得却自有新意。
古典诗词中总喜欢以花写美人,如“梨花一枝春带雨”(白居易《长恨歌》)、“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韦庄《菩萨蛮》)、“一枝娇卧醉芙蓉”(阎选《虞美人》)等等;美女在花面前,总想比并一番,而且总有一种稳操胜券的骄傲,如无名氏《菩萨蛮》:“含笑问檀郎,花强妾貌强?”黄简《玉楼春》:“妆成挼镜问春风,比似庭花谁解语?”这里则以美人写花,并比之下,美人却甘拜下风,临镜不知所措。拒霜花之美,由此可以想见了。这是个很成功的比拟。词的结句“花易老、烟水无穷”陡转一笔,一反愁怨可掬的娇态,别开新意,花光尽而烟水来,以烟水之无穷弥补花的易老,把人引入一个高渺阔大的境界。这种结句,大有云水迭生、柳暗花明、余味无尽的优点,正是深得词家三昧之处。宋高宗也是擅长写词的人。这首词既然有如此多的好处,他看了当然高兴。
从咏物词的发展史上看,这首词也是值得称道的。两宋都有咏物词,但却有不同。就总的倾向说,北宋少而南宋多,宋末尤多;北宋咏物词往往有浓重而明显的抒情成分,南宋则渐趋冷静以至隐晦,这当然与其时代气质有关系,也与咏物词自身的发展过程密不可分。
这首词的作者赵昂,处在南宋初期,这首词也处于咏物词由北而南的过渡时期中,就咏物与抒情的比重上看,其咏物成分显然增多,而北宋的借物抒情的特色则明显减少。应该说,它预示了南宋咏物词的发展趋势。这一点,在鉴赏这首词的时候,也是应当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