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词写相思。前阕伤春,首三句写“怨”:“留花不住怨花飞,向南园、情绪依依。”主人公面对南园,叹息无力将春花留住,伤春情绪依依,愁怨落花漫天飞舞。“依依”的怨情,真如飞花般撩乱。“可惜”直白抒情,“倒红斜白”,红花倒伏,白花歪斜,一片狼藉;“一枝枝”,数不清,全都这样,满目惨状。经昨夜的一场风雨,再次受到摧残,零落凋谢的样子,目不忍睹:“依依”言情绪;“枝枝”言规模;“倒”、“斜”言惨状;“经”、“又”言反复,将“怨”情融入落花场景,充分表达了伤春情怀。
后阕抒相思之情。主人公凭靠朱栏,手举金杯,面对花残叶败的芳丛,惆怅经久不止。感情发展的脉络清楚,“惆怅多时”呼应“情绪依依”,渐进、发展到结尾,涌流而出:“何况旧欢新恨、阻心期。空满眼、是相思。”由暮春的落花起兴,言伤春之怀,言怀人之愁,结于相思之情。
这是一首惜春词,它细腻地表现了由凋零的花草引发的旧欢新恨。词人对被风雨吹打落地的花叶充满了怜惜之情,这种情景最易勾起他对已经逝去的美好事物的怀念,但终归徒然,故而又心生惆怅悲凄。无可奈何之际,只好独凭朱栏,以饮酒来稍作安慰,但新恨旧欢,总是遗忘不掉。表现了词人对人生那种无奈的又很痛苦的心理特征的深刻感悟。人生是痛苦的,但又必须坚持着度过。词人的心理非常细腻、敏感,对发生在世间的细微变化他都有清晰的描述。全词语言娴雅清丽,情绪抑扬婉转,写景中尽含情愫。
第一首第三、四句“只看云断成飞雨,不道云从底处来”意思是人们只知道雨是从云的缝隙里落下,不知道云是哪里来的。其中“只看”“不道”反映出云腾致雨的现象人们经常可见,但虽是日常所见,却很少有人去追究云从何处来,所以这首诗揭示了人们对日常现象习以为常,少有追根求源的现象。“云断成飞雨”是人们日常所见的景象,“云从底处来”即云雨究竟从何而来是人们应该思考的问题,诗歌告诉我们人们只关注现象,却不深究其背后的实质,因此这首诗旨在告诉人们,无论修身处世还是治学力行,只有透过事物探究其根源本质,才能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更深刻,人生才能有更大的收获的道理。
第二首写到汹涌的泉水劈开青翠的山峦呼啸出,飞流直下,断枝枯木没有任何存身之处,直到冲到平原地区,这泉水才变成一川青碧的江水,平静自在地缓缓流注。这里面通过“擘开”“吼奔”写出了泉水经过的艰险,最后又运用了“自萦回”,写出了经过千难万险的泉水变成了一川青碧的江水,平静自在地缓缓流注。所以第二首诗启示我们,事业的成就,在于奋斗的毅力和坚持不懈的精神。从修身处世方面讲,要达到澄澈的境界,就要经历千难万险,即使遇到艰难险阻,也要冲破阻碍,一路向前。
第三首小诗由叙而生感,因事而生议,体现了因小见大之意。首两句叙事:作者随着流水寻找溪水的源头,可是走到源头却又感到一片惘然。为什么呢?因为找不到源头之水又是从何而来。由此而引出第三句的感触:世界万物之源是很难找到的。这是唯心主义学派必然走入的死胡同。不过这里所指的万物之源是指程朱理学的宇宙观和伦理观,他们认为世界万物由太极而生,所谓“太极生二仪,二仪生四象,四象生万物”。那么,太极又是什么生的呢?是“无极”。“无极”又怎么样来的呢?这就陷入了不可知论,正如西方哲学家对人类的起源找不到答案时,便用“上帝创造了人类”来解释一样。正因为作者认为真正源头是永远找不到的,所以只能以“倚筇随处弄潺谖”自我安慰来结束了。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这首曲揭露了仕途的艰难和官场的险恶,劝诫人不必为虚名卖命,连举五个古人,皆一一予以否定;结尾处直指元代仕途,尤足以惊世骇俗。全曲层层递进,以古鉴今,感情愤激。排比对仗的运用,使愤懑之情表达得淋漓恣肆,使用衬字,一唱三叹的节奏,加强了艺术效果。
此篇用了五则历史人物的典故,五句中作者又以饱含感情色彩的精练语言,表示了自己“感叹”的导向。
第一句与第二句对仗,用了两位历史人物的典故。姜太公见纣王荒淫无道,晚年隐居渭水南岸磻溪垂钓,被周文王访贤而得,后辅佐武王伐纣,建立周国。本是老年得志,风光荣耀,但作者用“贱卖”二字,对此持以嘲讽态度。可见作者认为姜太公放弃了悠闲安乐的垂钓生活而选择卷入一场生死权势的争夺中是不明智的。韩信虽获得了封侯拜将的荣耀,但这身外之名是在战场厮杀中挣得的,“命博”二字可见这功名背后蛰伏着的可怕的性命危机。作者翻空出奇,认为天下文臣武将引以为万世楷模的人费其一生所争的不过蝇头虚利。
第三句、第四句与第五句为鼎足对,例举了傅说、灵辄、豫让三人的典故。对这三人作者分别用了“羡”“叹”“劝”。“羡”傅说,表面是羡慕傅说在傅岩筑城隐逸安稳一生,而实则是正话反说,傅说并未“守定岩命版”而是被武丁访贤所得,举以为相,栖身庙堂,劳碌终生。“叹”灵辄,可见作者对于灵辄为报赵宣子桑间赠饭之恩而临阵倒戈,拼死相救甚至失去生命感到十分惋惜,一顿饭与人的生命相比孰轻孰重,自不待言。“劝”豫让,豫让为报智伯知遇之恩,漆身为癞,吞炭为哑去行刺赵襄子,事败被杀,作者视豫让损伤身体赔上性命的愚忠为不当之举。逝者已矣,生者当珍惜生命而不是作无谓的牺牲。
第六、七句推开一步,由历史回到现实,直指元朝仕途。求取功名的“凌烟阁”与“长安道”的必经之路却是威胁生命的险恶地带“鬼门关”“连云栈”,可见当下的仕途艰难官场险恶,读之触目惊心。这是对热衷功名利禄之人的当头棒喝,劝解世人不必为虚名卖命。
此曲的难得之处在于,作者从传统道德价值评判中脱身而出,他洞察古今名人义士头上的道德光环,感慨受人标榜的功臣名将和民间义士的遭遇,回到生命本质。李调元《雨村曲话》称赞其曲为“他人不能道”,可见一斑。全曲嬉笑怒骂,实则锋利深刻,一往情深,充满人文关怀,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曹雪芹《红楼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