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评论了初唐诗人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初唐诗坛基本是南朝形式主义文学的延续，宫体诗充斥诗坛，文风绮靡纤弱。沈佺期、宋之问总结了六朝以来声律方面的创作经验，确立了律诗的形式，驰名一时，对唐代近体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元好问肯定了他们的贡献和影响（“横驰翰墨场”），但也批评了他们在诗歌创作上仍然没有摆脱齐梁诗风。
元好问认为，开唐诗一代新风的诗人是陈子昂。陈子昂复归风雅兴寄，高倡汉魏风骨，上接建安传统，以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廓清了初唐半个时纪齐梁余风的影响，迎来了以“风骨”、“气象”著称的盛唐诗歌创作高潮。他的“兴寄”、“风骨”理论成为后人反对形式主义柔靡诗风的理论武器。因此，元好问充分肯定了陈子昂的历史功绩，并将其革新文风与范蠡的平吴事业相提并论，认为也应为陈子昂铸像，以表其功。
全文通过段秀实勇服郭唏、仁愧焦令谌和节显治事堂三件逸事，多侧面地塑造了这位正直官吏的形象，表现出一个关心人民、不畏强暴，并能知机于事先，临财不苟取的旧时代的优秀人物形象。全文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
即第一个事件：勇服郭晞。作者依次写段秀实悍卒肆志，自荐平乱，诣营陈辞，请留宿营，突出了段秀实外柔内刚的性格。事情的起因是郭晞纵士卒残害百姓，为所欲为。作者先详细地叙述了士卒肆志之状：天天成群结队地在街市上强索财物，不能满意，就奋击折人手足，将各种瓦器都砸碎，狼籍满地，裸露着臂膀扬长而去，至撞杀孕妇人。写暴行之惨烈，如在眼前。接着作者指出了士卒之所以敢为所欲为的症结所在，因为汾阳王郭子仪的缘故，白孝德只是心中忧伤却不敢说明。紧接着作者又写段秀实自荐担任都虞候前去平乱，显示了他的刚勇无畏。不久，在郭晞士卒十七人再度横行时，段秀实果断地派士兵捕捉了他们，并一一斩首，把头插在长矛上，竖立在街市示众。这里“注”和“植”两个动词，非常有力地突出了段秀实的“勇”。这是一写其勇。段秀实为民除了害，大快人心，然而郭晞士卒并不肯罢休，立时都披上盔甲，事件进入高潮。此时白孝德震恐，而段秀实从容镇定，临危不惧，决定诣营陈辞。作者极写郭晞士卒剑拔弩张，如临大敌的紧张气氛，反衬了段秀实的大智大勇。段秀实不带卫士，不带佩刀，坦然出现在郭营，使郭晞士卒愕然。段秀实知道要治服郭晞，不可能凭借武力，只能晓之以理，因此，辞卫士，解佩刀，选年老腿跛的人持马，这是从心理上消除对方的戒备。作者这样叙写的寓意是：段秀实是不怕死的。他外柔内刚，平易而又刚强的个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至此，段秀实已渐居主动地位，他向郭晞慷慨陈词，指明利害关系后，终于折服了对方。这是二写其勇。至此，事件似已告终，但作者又出人意料地写了段秀实要求留宿军营一节。之所以要写这一情节，是因为段秀实用大义和利害晓喻郭晞，使郭晞心悦诚服，再拜谢罪，顾叱士卒说：“皆解甲散还火伍中，敢哗者死！”郭晞到底有无约束部下的决心，段秀实要探明白。留宿军营，既显示了段秀实的坦荡胸怀，又可考察郭晞改过的诚意和决心。这是三写其勇。
第二段
即第二个事件：仁愧焦令谌。段秀实除了以刚勇取胜对方外，还具有仁信爱民之心。这则逸事叙述他同情、救助、安抚一个无力交租而惨遭毒打的农民。作者通过段秀实一系列行动，展现了他对农者的怜悯之情。写这则事件的结局，作者让第三者淮西寓军帅尹少荣出场，由他怒斥焦令谌的不敬、不耻、不愧，从侧面烘托了段秀实仁厚慈惠的爱民之心。
第三段
即第三个事件：节显治事堂。段秀实不仅具有不畏强暴，疾恶如仇、爱民如子的高贵品质，而且还有清正廉洁的节操。作者写段秀实洞察朱泚之心，拒不收礼，将礼物栖之梁木的逸事，颂扬了他的高风亮节。这则逸事作为段秀实拿笏击朱泚行为的补充，说明他的气节，不仅表现在大处，而且见于小处，人物形象更显得光彩。
上述三则逸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虽名异，彼此间也无联系，但其精神是相通的。从作者客观的叙述中，使人感受到了深沉的赞颂之情。
第四段
交代写作该文的时间、原因及材料的来源，以说明逸事状内容之不谬。
李商隐此诗是一首咏史诗。
首先，开头的一句“梦泽悲风动白茅”写出了梦泽的荒凉景象。放眼望去，梦泽此地为一片茫茫的湖泽荒野。旷野上的秋风，吹动梦泽上连天的白茅，发出萧萧悲声。这旷远迷茫、充满悲凉萧杀气氛的景象，本来就很容易引发怀古伤今的情感。加上这一带原是楚国旧地，眼前的茫茫白茅又和历史上楚国向周天子贡包茅的故事有某种意念上的关联，于是为下一句诗做了铺垫。
第二句“楚王葬尽满城娇”则道出了诗人所想，诗人由此荒凉的景色回忆起一连串楚国旧事，最熟悉的莫过于楚宫细腰的故事。楚灵王好细腰，先秦两汉典籍中多有记载。但李商隐此诗却把范围却由“宫中”扩展到“满城”，为害的程度也由“多饿死”变成“葬尽”，突出了“好细腰”的楚王这一癖好为祸之惨酷。触景生情，“葬尽满城娇”的想象就和眼前“悲风动白茅”的萧瑟荒凉景象难以分辨了，这悲风阵阵、白茅萧萧的地下，也许正埋葬着当日为细腰而断送青春与生命的女子的累累白骨呢，相互对比下，更引发了诗人强烈的悲凄之感。楚王罪孽深重，成为这场千古悲剧的制造者。作者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楚王的罪孽是深重的，是这场千古悲剧的制造者。但诗歌如果只从这一点上立意，诗意便不免显得平常而缺乏新意和深意。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对这场悲剧有自己独特的深刻感受与理解。三、四两句，就是这种独特感受的集中表现。
“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由于楚灵王好细腰，这条审美标准风靡一时，成了满城年轻女子的共同追求目标。她们心甘情愿地竞相节食减膳，以便在楚王面前轻歌曼舞，呈现自己绰约纤柔的风姿，博得楚王的垂青和宠爱。她们似乎丝毫没有想到，这样的细腰曼舞又能持续多久呢。此时细腰竞妍，将来也难保不成为地下的累累白骨。这自愿而又盲目地走向坟墓的悲剧，比起那种纯粹是被迫而清醒地走向死亡的悲剧，即使不一定更深刻，却无疑更能发人深省。因为前一种悲剧如果没有人出来揭示它的本质，它就将长期地以各种方式不受阻碍地持续下去。所以这两句中，“未知”、“虚减”，前呼后应，正是对追逐细腰悲剧的点睛之笔。讽刺入骨，又悲凉彻骨。讽刺之中又寄寓着同情，这种同情包含着一种悲天悯人式的冷峻。
纵观全诗，诗人将用笔的重点放到这些被害而又自戕的女子身上，并在她们的悲剧中发掘出同一性质的悲剧的内在的本质。因而这首以历史上的宫廷生活为题材的小诗，在客观上就获得了远远超出这一题材范围的典型性和普遍意义。人们可以从诗人所揭示的现象中可以联想起许多类似的生活现象，并进而从中得到启迪，去思考它们的本质。由此可见，此诗在这类题材的诗之中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