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井是明清两朝北京近郊的一个风景区。文章用精简的文字记游绘景、抒情寓理。历历如画的景物描写，透出京郊早春的芬芳气息，写出了作者对春回大地的喜悦和对早春的欣赏和赞美，寓情于景，借景抒情，表达了作者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对自由的向往。
文章的开头就不俗，充分反映了作者“不拘格套”和“发人所不能发”的文学主张。
作者在文中是写春游，但一开头却写不能游；作者在文中要表现的是早春时节那将舒未舒的柳条和如浅鬣寸许的麦苗，但开头却大写气候恶劣，“余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砂走砾”。
在这种气候下，即使有心去郊游也无法成行：“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作者用恶劣气候和不能出游作一篇游记的开头，在立意和结构上起了这样两个作用：其一，是用城内的枯燥局促与后面将要描述的城外春色春意形成对比，从而得出作者要得出的结论：“始知田郊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当然，结论之外又有深意，它实际上是反映了作者对城市、官场的厌弃和投身于大自然怀抱的欣喜之情。如没有第一段的飞砂走砾、枯坐一风，这个创作意图就不能很好地表现出来。其二，在结构上更能体现出作者“不拘格套”“发人所不能发”的创作主张。这段文字作为游记开头却大写其不能游，这种出人意料的新奇笔法当然不同于常格，既反映出作者随笔写来、兴之所至的性灵和意趣，也在新奇之中看出作者不同于常规的文学追求。
从第二段开始，作者突然笔锋一转去写春游，这中间没有过渡性的语句，显得很突兀，反映了作者思绪的跳跃。“二十日，天稍和，偕数友出东直，至满井。”短短一句之中，交待了出游日期、春游地点及行走路线，显得干净利落。下面即进入对满井春色的正面描绘。作者描绘的步骤是按游人的观赏习惯由远及近、由面及点。作者先写远景：“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如脱笼之鹄”。这是对郊外早春的总体印象，也是对满井一带的泛写和纵览。作者虽未提早春，但早春景色自现。正因为春天到了，冰雪消融，春雨蒙蒙，大地才会变得滋润，但春天毕竟才刚刚开始，所以又是“微润”。同样地，正因为是早春，草木尚未繁茂，人的视线无遮无拦，才会“一望空阔”。作者驾驭语言的功力，于此可见一斑。另外，作者又用“脱笼之鹄”来形容他乍见郊外早春景色的感奋和摆脱了城中局促的欢欣，也显得生动传神，使景和情很好地交融为一体。下面，转入近景的描绘，作者选择三组优美的镜头来表现早春二月满井一带的旖旎风光。首先写水：“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始解”与“乍明”，说明春天已到，但又是刚到；“鳞浪层层”，既明写春风，又暗示河冰已经消融；“晶晶然如镜之新开”，是形容春天到来时河水之清澈，而“冷光之乍出于匣”，则又清澈之中加上寒意，更形象而准确地道出二月春水的典型特征。作者正是通过这形象的比喻和特别准确的副词来描写二月春水的形态、颜色、温度的。写山时，作者则又变换手法，用拟人的方法来表现。春天来了，山上的积雪消融了，但作者不说积雪消融，而说“山峦为晴雪所洗”。积雪由被动地消融变为主动地为山川梳妆打扮，山峰也由一个沉寂的静物变成一个梳洗打扮、髻鬟始掠的美女。这种拟人手法不但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春临大地、山峰转翠这个变化过程，而且也使积雪和山峰在拟人的手法中显得更加娇艳动人，充满春的气息。写田野，则抓住柳条和麦苗，柳条是将舒未舒，麦苗像野兽身上浅浅的鬣毛。我们读后不能不叹服作者观察的细致和比喻的生动准确。“将舒未舒”和“浅鬣寸许”，不但准确地写出了柳条和麦苗在早春二月时的形状，而且也把它们时时变化着的动态表现了出来。时时在吐芽，这才会将舒未舒；时时在拔节，这才会像兽身上不时生长着的鬣毛。这样的比喻更能体现出春天是个生长的季节、向上的季节这个典型的季节特征。
唐代画家张彦远在谈山水画技法时说：“夫画物特忌形貌采章，历历俱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论画体》)也就是说画山水时要“以少总多”，以点带面，切忌全面而细密。看来，袁宏道是深谙此道的。他写满井之春，并没有全面地去细描密绘，而是抓住水、山、田野这三组镜头，通过冰皮、水波、山峦、晴雪、柳条、麦苗这几个典型事物来以点带面，从内在气质上把满井初春的气息写活了。
如果只一味地描景，即使把景物写得再逼真，也算不上山水小品的上乘。更为重要的还要融情入景、情景交融，正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必须把“人的心灵的定性纳入大自然物理”(《美学》)，让山水景物都带上作者的主观感情，成为王国维所称赞的“有我之境”。袁宏道在这篇游记中就是这样做的。在作者的笔下，不但那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红装而蹇者的游人都是兴之所至、自得其乐，而且曝沙之鸟，呷浪之鱼，也悠然自得，都有一种摆脱拘牵，放情于春光中的喜气。这种情志，实际上是作者厌弃官场，欣慕大自然的主观感觉的折射，而这种主观感觉又随着草木向荣，禽鸟的欢叫，春风的鼓荡变得更浓更深。情与景、主观与客观便浑融到一起分不清孰宾孰主了。
本文作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满井是北京安定门东三里外的一口古井，井中飞泉喷礴，冬夏不竭。井旁苍藤丰草，掩映着清清的渠水，错落的亭台，景色优美，是当时京郊探胜的好地方。
开首点出时地节令。燕地，指现在的北京和河北省北部，古代属燕国。旧俗以阴历二月十五（一说为二月十二或二月初二）为百花生日，称为花朝节。这一天人们要到野外去玩赏春光。可是，这一年过了花朝节，百花还没有消息，余寒仍然很厉害，可见北方天气寒冷，春天来迟了。
下接几句承上文“馀寒犹厉”，着重写风沙的厉害。风是“冻风”，有起冻结冰之感；而且时常刮，一刮风，就沙砾飞扬，简直没法出门。一出门，冒风快走，不到百来步就挡不住要回头。这是写渴望出游与不能出游的矛盾。作者是一位喜游爱动的人，如今花朝节已经过了，也不知花事如何，因而探春出游之意早已按捺不住，但却被寒风沙砾所阻，不得不“局促一风之内”，其懊丧和郁闷可想而知。
以下，作者记叙了廿二日偕友游满井时所见的融融春光。“廿二日天稍和”几句，状写天气和心情。一个“和”字，既写天气的和暖，也透露出作者心情的解冻，于是立即同几位朋友出东直门，到满井去。“高柳夹堤，土膏微润”，是出郊所见；一个“局促风内，欲出不得”的人，忽然来到野外，看到堤岸两旁高高的柳树，闻到滋润的泥土芳香，心头不禁漾出一股春天的喜悦。他四望郊原，一片空阔，快活的心情就像脱笼之鸟之样，飞向那辽阔的春天原野。“若脱笼之鹄”，鹄就是天鹅，这是着力描写从局促困居的境况下解脱出来的喜悦。
“冰皮始解”几句写春水之美。“冰皮解，波色乍明”，用对偶的句式，点出余寒已退，薄冰初消，春水开始呈现出澄明的色泽。“始”、“乍”二字扣紧早春景象，十分贴切。“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乍出于匣也”，是写微风吹过水面，漾起鱼鳞般的波纹，清澈的流水闪闪发光，好像清晨刚打开镜匣，反射出镜子的清光一样。“镜之新开”、“冷光乍出”的“新开”、“乍出”，与“冰以始解，波色乍明”的“始解”、“乍明”，一是形容一天的起点，一是形容一年的起点，相互呼应，同一机杼，很有节候感，足见作者观察的细致和刻画的工巧。另外，用新开匣的明镜来比喻明亮的春水，也显得优美熨贴；同时还可以使人联想到晨妆对镜的美人，从而具有表里相关的两层意蕴。
“山峦为晴雪所洗”几句，是写春山之美。山峦的积雪被晴日所融化，青葱的山色如同经过洗试一般，显得格外鲜妍明媚，好像刚洗过脸的美人正在梳掠她的发髻。“始掠”的“始”字，表明美人晨妆刚罢。这个比喻，与上面开匣明镜的春水的比喻，虽然分别指山和水，却一气相通，由明镜而带出对镜梳妆的美人，这就把春山春水融成一体，给人以相互生发的和谐美感。
写水写山之后，转笔写植物。杨柳是敏感的春天使者，也是春色的象征。“柳条将舒未舒”，写柳芽刚吐，枝头鹅黄嫩绿，宛如朵朵蓓蕾，欲开还闭，别有一种风韵。“柔梢披风”，则写出杨柳的动态美。轻柔的柳梢，虽然还没有垂下万缕金丝，却已经迎着和暖的春风低昂而舞了。用一“柔”字、“披”字，写早春杨柳的风姿，很传神。这几句写杨柳，回应前面“高柳夹堤”一句，而作进一步的领略观赏。“麦田浅鬣寸许”，则回应前面“土膏微润”一句，视线由高而低：那一望无际的平畴上，浅绿的麦苗已经从芳润的泥土中探出头来，刚刚只有寸把长呢，整齐得像短短的马鬃一样。作者以极其简练的文字，把景物的特征和自己的审美感受鲜明地表现出来，每一句都渗透着明朗而喜悦的感情色彩。
以上几小段，从初到野外的第一印象写起，进而逐层展示春水之美，春山之美，杨柳之美，麦苗之美，构成了一幅北国郊原的早春风光图，令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这是描写早春风光的第一大层次。
接着写早春的游人。余寒刚过，盛春未到，游人也还不多。但是春天毕竟来了，第一批郊游者也跟着来了。作者写了游人的几种情态：“泉而茗者”，是饮泉水煮茶的，显得清雅而悠闲；“罍而歌者”，是边喝酒边唱歌的，显得豪爽而痛快；“红装而蹇者”，写穿着艳丽服装的女子，骑着毛驴缓缓而得，显得从容而舒适。“亦时时有”，是说经常可以看到。这一句反接“游人虽未盛”一句，说明游春者已颇有人在。作者对这些最早到郊外来寻春的游人，显然是欣赏而怀有好感的。“风力虽未劲，然徒步则汗出浃背”，这两句是抒写自己的感受，尽管郊原的风还很有点劲道，但徒步而游，从背上沁出的汗水中，却分明可以感到暖融融的春意了。这一节从游人着笔，写出各得其乐的种种情态，无异是一幅郊原春游图。他们既领略着最早的春光，又给余寒初退、大地回春的景色增添了不少的生气和暖意。这一倒叙之笔，成为描写早春风光的第二大层次。
“凡曝沙之鸟”几句，写大自然中的生物。“曝沙之鸟”，指在沙滩上晒太阳的鸟儿；“呷浪之鳞”，指在水波中呼吸的鱼儿。曝沙，描写鸟的安闲恬静；呷浪，刻画鱼的自由天真。作者通过鱼鸟一动一静的情态，概括了大自然一切生物在春光中的悠然自得之感。他甚至发现和感受到鸟的羽毛和鱼的鳞鳍之间，都洋溢着一股“喜气”。这真是体察入微，化身为鱼鸟的代言人了。所谓“替山川写照，为鱼鸟传神”，作者以画工的手段、诗人的敏感，把早春景色写活了。这一节着眼于大自然的生物，构成了春光描写的第三大层次。
通过以上三个层次描写，得出一个审美结论：“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春在郊田之外，而居住在城里的人还不知道。辜负春光，岂不可惜！这几句与开头“局促一风之内，欲出不得”对照，可以感到作者由衷的欣慰之情。他在郊田之外，呼吸领略到初春的气息和大自然的蓬勃生机，心头的郁闷荒寒到这时便为之一扫。另外这与前面的“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的景象，也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这是作者郊游满井的结论。“始知”二字，得之于目接神遇的深切感受，也就是说，当他站立在郊田之外，沐浴着大好春光的时候，对于那些长期蛰居城内，感受不到早春气息的人，很有几分感慨。辛弃疾《鹧鸪天》词中说“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袁中郎的感慨在这一点上颇有共同之处，因而其寓意似乎也不局限在感知春色上，而含有引发人们摆脱尘俗，向往大自然的美好情怀。
以上写景，写人，旁及鱼鸟，然后拍入到人自身。“夫能不以游堕事，而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者，惟此官也。”这几句是说：能够自由自在地遨游于山石草木之间，而不至于因为游玩而耽误公事的，只有我这个官员啊。当时他正在作顺天府学教官，是个闲职，因而有时间纵情遨游，不怕耽误公事。“惟此官也”的“惟”字，颇有自傲和自慰之感，他不因官小职闲而懊恼，反而为此深自庆幸没有那种庸俗的封建官场习气，流露出袁中郎独特的性情与个性。
结尾“此地适与余近”，从字面上是说此地刚好与我的住处接近，但这个“近”字，不仅指空间距离的相近，也指性情品格的相近。山水也有性情，辛弃疾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这里就体现了物我交融、如逢知己之感。“余之游将自此始”，表示这一次满井之游，将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开端，怎么能不记下这美好的第一印象呢？把感受化为文字，是为了巩固记忆，时时回顾，充分流露了作者的眷眷珍惜之情。事实上，作者在写这篇游记的前一年（万历二十六年），已经游过满井，而且写了一首诗；但他在这里却说“余之游将自此始”。这大概是因为这一次的感受特别深刻，所以把它作为一个美好的开端吧。最后点明写这篇游记的时间是“己亥二月”，也就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篇末记时，是古代游记的一种常见格式。
这篇游记描写北国早春气象，既能传达出山川景物之神，又处处洋溢着作者悠然神往的情感。作者从城居不见春叙起，接着写郊外探春，并逐层写出郊原早春景色的诱人，而最后归结道：“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回应开头困居局促之状，迥然有苦乐之异和天渊之别，表现了作者厌弃喧嚣尘俗的城市生活，寄意于山川草木的潇洒情怀。通篇写景都渗透着这种洒脱而悠然的感情，使文字具有一种清新恬静的田园节奏。而简练的白描和贴切的比喻，更为行文增添了不少诗情画意。
本文是王鏊在明世宗即位后，所作的一篇答谢世宗慰问的奏疏。本文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的中心论点在于“亲政”二字，亲政即皇帝亲自处理朝政之意，在文中表述为“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刬近世壅隔之弊”，即要他仿效古今圣贤，亲自处理政事，并与大臣商议，沟通上下意见。王鏊所论是有鉴于明朝自英宗以来，皇帝很少亲身过问政事，致使大权旁落宦官的政治现实，由此反映出王鏊的政治远见。在文章写作上，作者善于引经据典，对古代内朝制度与亲政之关系能条分缕析，对现实政治有劝惩，对世宗皇帝的颂扬中寄寓期望，内容十分充实，态度十分鲜明，议论也十分允当，语言的质朴反映出作者务实的政治作风。
文章开头，作者先引用了《易经》中泰卦和否卦中的两句话。泰卦中说：“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卦中说：“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一是好卦，一是坏卦，它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君臣之间应互相交流情况和感情，否则国将不国。《易》是历代为人尊崇的儒家经典之一，因此它里面的话自然就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作者以它来立论首先就站稳了脚跟，为下面的深入论述打下了基础。
第二段，作者指出当今朝政“上下不交”的弊病。文章承接上段先说：“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然后转入“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这一论题以警策当今。作者指出当今君臣之间只是靠臣子的奏章和皇上的批示来互相联系，靠法令和章程相互维持罢了。虽然“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但是这种朝见，只有文武官员排行就列的仪式作用，不过是显示皇帝的尊严，并不治理、商讨政事。再加上“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而臣子只能是“谢恩见辞，惴惴而退。”像这样只能让人觉得“堂上远于万里”，而不能使“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
针对当今朝政的弊端，作者在第三段明确地提出“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这一建议可谓是全篇的纲。恢复内朝制度的原因在于它有利于君臣共同议政。为此，作者列举了历史各主要朝代设朝制度。虽然它们设朝的名称不尽相同，如周朝设“正朝”、“治朝”、“内朝”；汉朝设“中朝”、“外朝”；唐朝设“承天门”、“太极门”、“两仪殿”；宋朝设“文德殿”、“垂拱殿”、“大庆殿”、“集英殿”、“祟政殿”等，但都是摹拟天上的三垣即“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而分为“正朝、外朝、内朝”三大类。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顺应天意的做法。“正朝、外朝”一般都是皇帝接受宫廷大臣及外国使节朝拜的，并以此来正上下的名分，而“内朝”则是皇帝亲自处理政事，并以此来沟通君臣意见及感情的。在这段，作者还引用了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中的《玉藻》篇中“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的话来证明这一事实，使前朝皇帝设内朝亲政的做法不容置疑。
古代设朝明确，上下相交，朝政得以清明，而当今明代却今不如昔。在第四段，作者先通过古今对比，指出当今设朝的不足。明代设有“奉天殿”、“奉天门”，它相当于古代的“正朝”和“外朝”，但却没有设置皇帝独自处理政事的“内朝”。当然，“内朝”的设置与否可能只是个形式。明代前期的皇帝，虽没设“内朝”，但是也在“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召见大臣，商议国事，也可以说是实行了古代的“内朝”制度。“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所以，当时虽没设“内朝”，但君王亲政，君臣相协，上下之间也并没有阻隔的弊病。但后来，内朝制度没有了，皇帝除在外朝接受朝见外，再没有大臣能进入内殿。因此，上下思想堵塞，国政的弊端积少成多。孝宗朱祐樘晚年曾对此问题深有感慨，虽曾有所改进，但还未见成效便去世了，所以国人对此深为遗恨。
作者在这两段中援引古今设朝事例和《礼记·玉藻》上的记载，又采用了层层对比的手法加以论证剖析。他先是以历代内外朝的典章制度与明代只设外朝而无内朝的做法对比，指明明代设朝的不足。接着，又以明代前期君主虽没有设内朝但还能亲政与当今君主既不设内朝又不亲政的状况相对比，更指明当今君主的不足。最后再写出国人对现状的不满及要求改革时弊的期望，孰是孰非及情况的严重性便一目了然了，从而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对历代和明代先帝有关设朝及亲政的情况进行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在最后一段便落实到当今皇帝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上，希望皇帝远一点说效法明太祖、明成祖，近一点说效法明孝宗，彻底铲除现在上下阻隔的弊病。皇上除了平时在外朝朝会之外，应把文华，武英二殿仿作古代的内朝，规定群臣按时入殿与皇上共议大事。皇上也应“虚心而习之，和颜色而道之”。这样“虽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能有外朝制度来端正上下的名分，有内朝制度来沟通远近的情况，就不会有现在的君臣阻隔的弊病。作者最后说：“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言外之意是只要当今圣上能设内朝亲政，就能取得尧、舜一样的功德。这就为皇上改革弊端鼓舞了信心，指出了光明的前景。
全文语言朴实无华，条分缕析，脉络分明，论证十分周密。为了达到让皇上亲政的目的，作者援引典籍以示有法可循，先以《易经》中的观点为理论根据，再用《礼记》加以证明，接着摆明当今朝政的弊端，然后以历史史实为根据，列举了历代王朝设内朝、皇帝亲政的优良传统，更标举了本朝开国二帝的亲政事迹为范例。从古至今，由远及近，层层道来。叙述之中，作者又采用对比的方法，使人感到当今朝政的弊病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最后，作者对皇帝委婉地在揄扬之中加以劝勉，指明纠正朝政时弊的方法、措施，鼓舞皇帝亲政的信心并展示出时弊纠正后的美好前景，极有说服力。
杜甫有二子，长子名宗文，次子名宗武，宗武乳名骥子。《遣兴》这首诗怀念的对象是儿子，慈爱之情溢于全篇。
这是一首排律（俗称长律），中间四联全是对仗。全诗可分三层，“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前两联回忆过去，写骥子两三岁时颖悟过人，就能问知来客的姓名及能背诵杜甫的诗句；杜甫通过回忆前年牙牙学语时娇趣的憨态，极力把儿子宗武可怜可爱、天真无邪的神态表达出来，激起读者的同情，催发读者亲子之情。中间两联“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鹿门携不遂，雁足系难期。”写骥子当前的遭遇，因逢“世乱”，居无定所，又值父亲外出，音信全无，只能仰赖母亲的爱抚，更让诗人后悔不已的是没能携带全家一起逃难，以致如今分隔两地，不知何时才能互通音信；最后两联“天地军麾满，山河战角悲。傥归免相失，见日敢辞迟。”描写上的是一副国破乱世的情景，到处都是举着军旗的军队，号角声声激起诗人心中无限悲凉，于是诗人感叹曰，如果能有举家团圆的机会，必定不敢迟慢，表达了诗人在这种国破家碎的情况下急切盼望和平及和全家团聚的急切心情。
这首诗先写过去是有深刻用意的。按作诗的时间来推算，骥子“学语时”当为公元755年，战乱还没有发生，可是谁也没有料想到就在这年的十一月安禄山发动安史之乱，战争波及广大地区，使千万个家庭流离失所。诗人先写骥子在先前的颖悟的表现，再写他在战争中的遭遇，就更能引起读者的同情。此外，从“怜渠小”“仰母慈”诸语中还能看出诗人因未能尽到自己的责任而深感内疚的心情。
上片描述词人舟中感怀。“潮生潮落”是舟行江中所见所感的普通现象，缀以“何时了”，则透露出有心人别有的心事。“断送行人老”，是“何时了”的答案。舟中行人之所以老，就是被潮生潮落所断送的。怨潮，即所以怨时。词人是宋太祖十一世孙，历代仕宋，皆至大官，一旦为程钜夫荐见元帝，虽蒙器任，但内疚难消，且时遭人忌。元世祖命其赋诗讥其父执留梦炎，有“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之语，即此可观其心迹。诗人之所以仕元，盖时使之然。“消沉万古意无穷，尽在长空澹澹鸟飞中”化用杜牧《登乐游原》中的“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承上文推开一笔，别生意境：舟行江上，是平行之感；鸟飞长空，是高翔之势。一擒纵之际。俯仰生姿。而“销沉乃古”，尤引人绵邈之思。
下片转入极望抒情。“海门几点青山小，望极烟波渺”，写极望之景。青山之所以小，烟波之所以渺，皆“望极”中的境界。“海门”在这里尚有一特殊意象，此既回应起处，又抹上神话色彩，而隐现于浩渺烟波之中，极缥缈汪洋之致，引人神往。“何当驾我以长风？便欲乘桴浮到日华东”，把上面可望而不可及的仙界推向更神奇的远方。欲驾长风，飘向江汉朝宗之海；乘孔子道不行之桴，浮向日华之东，以探求潮生潮落的究竟。自“海门”至“日华东”的想象过程中，确已入众妙之门，达玄玄之境。词人博学多闻，亦能妙达神思，故其词中往往兼融画意，并包哲理。
潮生潮落，是时间上的无限；长空淡淡，是空间上的无限。在这时间与空间的无限中，在词人看来，人生不过是宇宙的过客，何其短暂。青山不过几点，小舟更不过一粒，又何其渺小。在这淡远的画幅中，包含多少感慨。词题为《浙江舟中作》，而词人的兴亡之慨却只在淡淡的行旅语中自然流露出来，很值得咀嚼回味。这首词词既以绿水青山、行舟飞鸟相映成趣，末又以“日华”反照全词，点得淡雅，染得浓丽。而于烟波皓渺之外寻求销沉人生的解脱，涤荡尘氛，尤入妙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