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的诗有一种苍劲之感，充满了边塞情怀。这与他在边关生活过，心中充满保家卫国的思绪有关。但这首诗展示了他的另一种风格，与其他写边塞生活的诗不太相同。
汪中《述学·内篇》说诗文里数目字有“实数”和“虚数”之分，近世学者进而谈到诗中颜色字亦有“实色”与“虚色”之分。高适在这首诗中写景就有“虚景”与“实景”之分，他用明快、秀丽的基调，丰富奇妙的想象，实现了诗、画、音乐的完美结合，描绘了一幅优美动人的塞外春光图，使这首边塞诗有着几分田园诗的风味。
此诗写塞上闻笛而生乡关之思，但首先却展现出月光下的广袤胡天，然后再在明月与戍楼之间托出羌笛之声，在荒漠塞外与故乡春色的鲜明反差之中透露出缕缕乡思。但这乡思却略无哀怨，而是随着一夜风吹渗满整个关山，以可见的壮伟景观的实态体现出巨大的内在显现力与艺术包容力。
全诗开篇就呈现出一作边塞题材诗歌中少有的平和氛围，这主要是通过前两句的实景描写表现的。在笛声和月色中，边塞一片祥和，弥漫着一种柔和明朗的氛围。下面两句写的是虚景。在这里，诗人写到了”落梅“，即古代笛子曲《梅花落》。在茫茫的宁静夜色中，《梅花落》曲子借着风传满关山，构成一种深远的意境。
这首七言绝句，前两句实写，后两句虚写，写法独特，文字优美，意蕴无穷。虚实相生，搭配和谐，共同营构出一种美妙阔远的意境。诗中的思乡之情含蓄隽永，委婉深沉，令人咀嚼不尽。在诸多的唐代边塞诗歌中，此诗独树一帜，堪称佳作。
这是一首袒露心迹、毫不矫饰的抒情诗，也是一首爱憎分明、议论风发的政治诗。全诗情理交融，在“以暴易暴”的议论中渗透着卑视鄙弃周朝的强烈感情，在“我安适归”与“命之衰矣”的感慨中隐含有同周朝势难两立的清晰判断。
歌谣一、二句直陈登上首阳山的高处采薇充饥。这两句用赋体，字句平浅，感情也似乎平淡，其中却包含有决不与周王朝合作这一态度鲜明的抉择。所说的是采薇这一件实事，也可看作是一纸“耻食周粟”的宣言。
三、四句以议论出之，说明不合作的原因。认为武王伐纣是“以暴易暴”，而非以仁义王天下，是不可取的，而武王却并不以此为非。以上四句是伯夷、叔齐表明自己政治上的立场、态度，以“以暴易暴”四字对新建立的周王朝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以下转入全诗的另一个层次，写个人的历史性的悲剧。
神农、虞、夏时代都是历史上的圣明之世；说神农、虞、夏转瞬即逝，其用意在于反衬自己的生不逢时，由于找不到一个安身立命的立足点而充满了失落感。“我安适归矣”，故意用无疑而设问的语气，增强了感慨的份量，与《诗经·魏风·硕鼠》的“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的写法正不谋而合。结尾两句是无可“适归”的延伸和发展。当伯夷、叔齐吟唱到此歌结尾时，虽已气衰力微、不可能呼天抢地地大声唱叹，但这感慨至深的垂死之言，即使声音很小甚至不甚连贯，仍然是会动情地顽强地唱出并长久地回响在首阳山的山涯水际的。
首联“边烽警榆塞，侠客度桑乾”，言这边报警的烽火刚一燃起，那边御敌的军队就已到来，表现了“侠客”高昂的爱国热情与牺牲精神。与“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之类的诗句相比起来，更显陡率、有力。诗歌的主人公是“侠客”，唯有这样的诗句才能自然、准确地表现出“侠客”的性格，侠客既不同于书生，又迥异于一般的军人。他豪爽而又能雷厉风行。“榆塞”不仅是实际的地点，而且还暗示了战争的正义性。诗中点出“榆塞”，是想表明“侠客”是为了戍卫边疆而出征。
紧接首联，诗人在颔联中就以生动的笔触，生动传神地表现出“侠客”非凡的武艺。“柳叶开银镝”，这里借用战国时养由基百步穿杨的典故，形容“侠客”箭无虚发，技艺过人。“桃花照玉鞍”，一个“照”字，将奔腾驰跃的骏马写得活灵活现。因为只有马飞驰时，鞍鞯上的金玉饰物才会闪闪发光。这里用的是烘云托月手法，不正面描写人，借写马从侧面衬托出“侠客”英姿飒爽、光彩夺人的形象。
颈联进一步表现“侠客”勇于拼搏的大无畏精神，“满月临弓影，连星入剑端”，本来是指弓拉得满以致影如十五的圆月，剑出鞘光若闪闪的群星。但诗人有意不直说，反而写成“满月”是临摹弓的影，“连星”是飞入了剑之端。奇思异喻，生动传神。这里关于两军如何对阵未着一字，而敌人的望风披靡由此可见一斑。
尾联“不学燕丹客，徒歌易水寒”，因郑少府远渡桑干，诗人联想到荆轲的易水之歌。“不学”“徒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说郑少府赴辽从戎，是为了卫国守疆，不同于荆轲的报私仇；二是说此行抱有坚定信念，不作风萧水寒“一去不还”的悲歌。
这首诗送人从军，写得豪侠壮美。全诗写实的同时，把优美与雄壮两种风格截然相反的事物和谐地统一融合在一个画面中，体现了唐人乐观开朗的胸襟以及新型的战争观念。该诗不但格调高亢，音韵优美，词藻华艳，而且构思新颖，富于浪漫主义色彩。
这首诗的首联回忆革命战争年代一起在草莽森林中的战斗生活及战友情谊。起句借用托名唐代黄巢《自题像》原句来会议革命战争的历程。次句则表明因为军务倥偬，二人虽是亲密战友，却也难以常相聚首，畅叙友情，言下不胜追怀惋惜之意。
颔联联则以艰苦卓绝的长征作衬托，缅怀罗荣桓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建设所做的巨大贡献。60年代以来，毛泽东的头脑中已形成一种“反修”的政治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十分强烈，而这首《吊罗荣桓同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由于吊唁的哀痛和“反修”的政治忧患意识糅为一体，该诗也有一种格外哀伤情调。也正是因为毛泽东认为“战锦方为大问题”，所以才会在内忧外患中，当罗荣桓“不幸离人世”时产生那种“国家疑难可问谁”的怅失感。
颈联则全部用典，并以巧妙的借喻，形象鲜明地把当时的这种政治情势，活化成了意境鲜明的优美诗句，寓爱憎褒贬于其中，令人回味无穷。斥鷃，蓬间小雀。大鸟，昊天鹍鹏。而前者“欺”后者，而且时有所闻，岂非咄咄怪事。典出于《鹰和鸡》中的鸡“笑”鹰飞得低的故事，更使人觉得可笑、可气、可恼。这一联中的上下句，通过同义相叠而增强了表达效果，在相反相映的两组形象的“不和谐”、“不合理”的关系中，使大者更大，小者更小，高者更高，低者更低，在戏谑鄙夷之中，同时也透出了诗人的一份忧虑。
尾联“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对如此卓越英才不幸离世直抒哀思，尤其是结句以问语写出，更充分表达了作者对罗荣桓的深切怀念。于哀悼之中反衬出罗荣桓同志对党和人民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说明他的逝世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这一强调是对他的高度评价，是对他最高的赞誉。
这首悼亡诗，“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且以诉诸各种感官的立体形象美和“沁人心脾的言情”以及“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的语言，成为颇具“大家之作”风范的毛泽东诗词中的精品，且将永为世人所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