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人看到《华山图》中的华山巍峨屹立,瑰奇险峻,雄峙于北方大地,不禁浮想联翩,热血沸腾。宋室丧国之耻,山河破碎之悲,顿时涌上心头,题写了本篇。上片简练概括地写出了北宋所遭受的丧权辱国的大事。下片抒发壮志难酬的愤懑心情。
上片简练概括地写出了北宋所遭受的丧权辱国的大事。“中原”二句,写1141年(绍兴十一年)12月,宋高宗赵构听信秦桧谗言,同意求和,与金商定割让京西唐、邓二州及陕西南、秦二州之半给金,双方以大散关为界。陕西大部沦于敌手,仅余四州,华山亦蒙胡尘。这是使三川(今河南省黄河以南、灵宝以东伊、洛流域及北汝河上游地区一带)震动的奇耻大辱。结果自古以来作为三秦地区天然屏障的雄关险岭就失去作用,无异于化为灰烬,“关辅”一句即是指此。“泪尽两河”二句,指1130年(宋高宗建炎四年),金人攻陷南宋两河地区(河北、河东)一事,曾为保卫这一带浴血奋战的抗金志士莫不痛哭流涕,这又是一件令人悲愤不已的奇耻大辱。把恢复、中兴当作自己毕生事业的词人当然更是痛彻心肺。
下片抒发壮志难酬的愤懑心情。投降派当权,残酷迫害和打击主战派,词人也屡遭排挤,闲置在家,岁月蹉跎,青丝成霜。昔日的英雄,壮志消磨,而收复大业,仍然无人过问,沦于敌手的千仞华山,依然难以回归。词人看到华山图,怎能不满腔激愤呢?
全篇抒发了词人对宋室沦亡的悲叹和对收复失地的企盼,同时也表达了对统治者麻木不仁的气愤和英雄失路的苦闷。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洋溢着献身的报国激情,是豪放词中的一支奇葩。
依某种文体原有的内容辞句改写成另一种体裁,叫隐括。此词,即隐括杜牧《九日齐山登高》一诗。
初读一遍,不过觉得它逐句移植原诗,仅仅清畅淡远而已。反复涵咏体会,才发觉意境精神已脱胎换骨。
朱熹在词中注入了自己独特的儒家哲学思想,一改原诗的消极情绪,推陈出新地化出了积极意义。词人登上秋山后,倒影在江水中的无限秋景映入眼帘,却只落笔在“云影”二字,意境深远。此时仰头又见大雁欲飞向南方度过寒冷的冬天。紧接着,词人自问“携壶结客何处”,答得却是“空翠渺烟霏”。语间似答非答,表明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那烟雾缭绕漫山碧翠中。
交代了时令、景致、人物,词人开始借机抒发人生感慨。他说尘世多俗事,营营扰扰,难得有畅心的片刻。但是今日不同,不但可以登山,还可以把紫萸、黄菊插满头,玩得尽兴了再回去。“风景今朝是,身世昔人非”壮阔抒怀,颇有几分及时行乐的意味。
“酬佳节,须酩酊,莫相违”,好似词人当面劝酒,要同行宾客趁着这良辰美景酩酊大醉一次,无须推辞,浪费美好光阴。“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晖”一句,词人把人生在世比作寄生,既然它如白驹过隙倏忽而过,何苦对着落日余晖自伤自怜。
之后,词人的思想穿越古今,词境顿然开阔。他想到古往今来,沧海桑田,有无数的春花开了又谢,亦有无数日的月亮盈了又缺。在词人看来这些都是大自然的恒定变化,也正是因为这种循环变化的存在,自然才有了源源不断的生机。“那更有危机”是说如果能够明白这样的道理,就不会再有危机感。
“与问牛山客,何必独沾衣”化用了春秋齐景公的典故。有一次,齐景公登牛山,北望国都临淄,流着泪说:“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流露出一种无法挽回逝去时间的伤感。朱熹反问“何必独沾衣?”人世无常,变幻难定,无人幸免,所以无须太执着。
杜牧在诗中的旷达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慰,令人压抑。而一经朱熹化用之后,把自然与人生结合,成为了积极面对人生的寄语。词人点石成金,以理性的思辨解读生活和自然,不失为大快人心。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诗人以生动细腻、清新秀丽的笔触,描绘出了一幅色调明快、充满生活气息的江南水乡初夏风光图,读来不觉令人欣然向往之至。
首联“轻衣软履步江沙,树暗前村定几家”,写江边的人穿着轻便的衣装和轻软的鞋子,在江边沙滩上漫步,发现前面树木葱茏、竹树环合的地方是一个小村子,认为里面定会住着几户人家。
颔联“水满乳凫翻藕叶,风疏飞燕拂桐花”,一句写水中,一句写岸上,乳凫翻动莲叶,飞燕穿拂桐花,写得细腻生动、真切自然,极富于美感,一下便把人们带进了初夏的江南水乡。
颈联“渡头正是横渔艇,林外时闻响纬车”,两句诗一句写所见,一句写所闻,诗人将诲笔由近景的描写转为远景的绘制。远处的渡口横着打渔的船,使人想到渔家生活的情趣;树林之外不时传来缫丝车响,又令人想到今年蚕丝丰收的情景。因此,这里已不是一般的写景了,在写景中,可以让人想见江南水乡人民安居乐业、勤奋劳作的生活情景。
“最是黄梅时节近,雨余归路有鸣蛙”,这是诗的尾联,交代了此时的季节正是“黄梅时节近”,点出题目中的“初夏”,而“雨余归路有鸣蛙”,又点明了这是“江村”,诗末点题,更见情趣盎然。一个“归路”,又使得诗首尾照应,结构完整,诗一开头交代“轻衣软履步江沙”,到此点明“归路”,前后呼应得自然,至此诗篇结束,可谓水到渠成,恰到好处。
这首诗在艺术上也是极其成功的。主要特点有:一是景物描写形象、逼真,充分表现了黄梅时节江南水乡的典型特征。二是自始至终流露着诗人热爱乡村的思想情感,但诗人又没有直说,而是借景物的描绘自然地渗透出来。三是注意章法和描写角度的变化,结构远近搭配,岸上水中错落,灵活而多变,而诗首尾的照应,也使诗的结构更显得严谨。
这是一篇散文,讨论的是与人口有关的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对社会稳定会造成负面影响,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向当时的统治阶层提出,应适当调剂人口规模。
文章一开始即摆出了这一矛盾现象,接着以房屋田地为例加以说明:随着人口增长,必然使得粮食消费与住房条件出现困难,并且日益尖锐。即使往时闲地尽行开辟,空房尽行居住,也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趋势。更何况不少的房屋田地为少数人所占据,人口遽增,贫富不均,这就势所难免地造成死亡相继的惨象。退一步说,虽然人口在灾难中大量地死亡,国家统治者也尽可能地进行调剂,但毕竟都有限,不足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困难。最后,作者指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自然条件与人为补救措施的限度,天地与君相都无能为力,这就隐伏着危机。文章表达了为处于治平之世的百姓的忧虑。作者虽然没有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但提出控制人口这一社会问题,说明他有先见之明。此文论点鲜明,论证严谨,颇有说服力。
文章以“治平”名篇,开头即从“治平“说起。先放纵一笔,指出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心理:乐意生活在治平之世;再进一层:乐意长久生活在治平之世。接着笔锋一转,直入正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治平既久,然而带来了人口急速增长这一社会问题。如此行文,意在突出论题的重要性,说明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应该引起治平之民的关注。
文章的第一段仅仅提出了问题,第二段就对提出的问题具体分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作者以一家为例,对从高祖、曾祖一直到曾孙、玄孙几代的人口繁衍和生计安排情况进行了精细的计算。这一段文字,层层推论,步步逼进,使人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人口不断繁衍,另一方面生产和生活资料依旧原数,两者之间的矛盾在高祖或曾祖时尚未暴露,到子辈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至孙辈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了,而到曾孙、玄孙时更趋尖锐。治平既久,人口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文章写到这里,已从正面将道理基本说清。由于这一段的重点是说明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生产和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推算时把生产和生活资料当成几代不变的常数(“田一顷”、“屋十间”),这样自然会引起异议,针对这一异议,作者在第三段中作了辩答。首先,承认田和屋确有所增,但指出,所增有限,远远赶不上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的速度因而人们的生活贫困化必不可免。接着又深透一层,指出兼并之家强占民屋、侵吞民田的严重情况。这不仅进一步说明辟点隙地、居些空屋无济于事,而且大胆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少数豪门掠夺以淫乐、大批百姓冻馁而惨死的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不仅看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认真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文章的第四段通过自问自答说明,天地虽然可以用使人民遭受水旱疾疫的办法来减少一点人口的数字,君、相虽然可以采取开辟新土、减轻赋税、提倡节俭、抑制兼并、开仓救赈等措施来克服一些人多带来的困难,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调剂之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文章的末段总结全文,将自己对人口问题的见解作了清楚的概括。一方面,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口势必不断增加,而天地用来养家活口的资料就那么多,这样,人口问题必定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君、相只不过能采取有限的一些调剂之法,何况这些调剂之法还不能一一奏效。因此,人口问题虽严重而不能解决。文章结尾处,连用两个反问句,再次强调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虑。
前四句“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主要表现的是诗人在这之前的胸襟怀抱。那时候作者先后投到元宝、李密帐下,自以为胸有珠玑,频频向故主献策,但都不为故主所用,很有些怀才不遇的感慨。
“中原”等二句,表明了天下纷扰,各地豪强并起,争夺天下。正是投笔从戎的时机,与其做个刀笔之吏,还不如从军,谋定天下。《史记·淮阴侯列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后汉书·班超传》:“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纵横句,魏徵借此指自己曾向李密献下策,但不被李密所采纳,反被其耻笑为老生常谈。颇有苏秦不得志时的情景,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慷慨志犹存”一句充满了转折之意,表明了自己虽然屡遭挫折,但心中热血未灭、壮志依旧还在。
“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四句,主要勾勒诗人遇到明主,颇受唐高祖重用,为报高祖的知遇之恩,自告奋勇出潼关去招降山东的群雄,并表现所负使命之重大。“杖策”句指出作者果断为李渊献策,并义无反顾去实现这条计谋。“驱马”表达出作者奉命安抚山东时的豪迈、敏捷和急迫之态。“请缨”等二句,则用汉终军和郦食其的故事比拟自己的山东之行,表明所负使命的性质之非同凡比。“系”、“下”二动词轻捷活脱,生动地表现出其安邦定国的宏图大志,蕴含着大唐江山的辟建就在此行之意,显示了诗人卓越的政治远见。
“杖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四句,表明作者在路途中的艰险景况。“杖纡”等二句,是写因为山路萦回,崎岖不平,行迹在群山中放眼望去,那些平原时隐时现、时出时没,反衬出作者心情因任务艰巨,前途未卜而起伏不平,忐忑不安。“古木”等二句,从听觉的角度来渲染旅途的荒凉凄楚。古老的丛林里寒鸟悲啼,深山夜间猿猴哀鸣,构成了一幅荒无人烟,战乱留给人民的是一片凄凉。诗人把复杂的心情,都融汇到生动的旅途景物描写中,做到意境两浑,情景交融,形象地暗示了完成使命的艰难和诗人心情的沉重。
“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四句,既有对出关前景的展望,也有其肺腑的坦露。“既伤”二句既表现作者不但知道前途的艰险,个人也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伤千里目:是说远望心里伤感的意思。《楚辞·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九逝魂:屈原《哀郢》中有“魂一夕而九逝”的诗句。“岂不”二句的自问自答,更显示出诗人胸襟的坦荡。“岂不惮”意为有所惮,如同不掩饰自己对未知危险的恐惧,这不但无损于主人公的高大形象,反而更真实的展现了人性,更为作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更突现了他重意气、报太祖的知遇之恩。
最后四句“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是直抒胸臆,表明了作者重视信义,有恩必报,不图功名的思想。这里,诗人以季布、侯赢自比,表达了自己既然请缨就决不负使命的决心。“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明确地反映出魏徵的人生观、价值观。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显著特色是气势雄伟,意境开阔,诗人善于抓住在历史进程中的巍峨奇观,以粗犷的笔触,一扫汉魏六朝绮靡浮艳的诗风,成功地展示了诗人急欲建功立业的感情世界。魏徵后来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提倡一种将南朝的清绮与北国的气质合一的“文质彬彬”的雅体,《述怀》就基本上实践着这一主张。它一方面措语朴素,直抒胸臆,慷慨激昂,与声色大开的南朝诗风相异。另一方面又融汇典语,自铸新辞,对仗妥贴,与理胜其辞的河朔诗风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