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开始四句,诗人概写了当时的战局。“胡风”即北风,这里暗指安史叛军的嚣张气焰,因安史都是胡人。当时安史军正盘据鲁阳(今河南鲁山),一个“拥”字,既见到叛军的嚣张,又见到乱军乌合之状,同时,也表达了诗人的憎恶之情。“照海雪”,可见吴兵军容严整,威风凛凛的气势。然而,当时的唐军实在不会有这样的士气,这不过是诗人的一种主观愿望。“西讨何时还”,乍看有些突兀,使人气馁,但却真实地道出了当时的战局形势和诗人对此难以隐藏的忧虑,暗示出未来的牺牲是巨大的。这一感情上的转折正是下文的引出和过渡。
以下八句里,诗人把满腹的哀怨和悲苦都倾注在别离场景的抒写上,这是诗人感情的一个方面。“半渡”二字说明有的征人已登船启航,还有不少征人仍在岸上依依不舍地与家人做最后的诀别。征人们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哀伤的惨痛情景感天动地,使得天地昏黄,惨淡无光。母子别离最动情,最伤感,况且母已老,读者如同见到这位白发苍苍,泪眼龙钟的老人家,拄着拐杖颤颤微微,执手牵衣地送子远征,她深知子一去,难生还,所以她“呼天野草间”,匍匐在草地上,向上天控诉着人间的种种不平,向大地哭诉着自己命运的悲苦。然而,此时,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老人家的晚年恐怕无以为生。母子分离最典型,那些夫妻和兄弟之间的别离也是这样。读者似乎听到野草间震天的哭声,如同见到那双双泪眼在做最后的远远一望。征人们已上船,他们所骑之马围着旌旗悲哀嘶鸣,好像它们也知留恋故土。马犹如此,人何以堪。表面上在写马,实际上是对上面写人场面的有力衬托和补充。“白杨秋月苦,早落豫章山”,以白杨叶落进一步渲染了上面已经很悲苦的气氛。这一层的写作顺序是先写人,再写马,后写树,表面上步步退,实际上收到了步步深入的效果,构成一幅目不忍睹的悲惨画面,奏出一曲耳不忍闻的凄凉乐章,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诗人对苦难中的人民深切的同情。
下面六句表达了诗人感情的另一面:即对多灾多难的祖国赤诚之心和深情的爱恋。诗人转换为征人自述的形式,表现出征兵们慷慨壮烈,为国平叛不畏牺牲的英雄气概。这个新征的士兵显然不是诗人理想中的抗敌英雄,他生于盛世,是个不习弓矢的下层农民。从这一现象既可知兵员的匮缺,又可见诗人对现实的不满,还表达出了人民毅然从军平叛的热切心情和巨大的承受力。这些只懂农事耕耘的士兵有着强烈的为国献身精神,他们“岂惜战斗死,为君扫凶顽?”这激越的誓言出自征人之口,也表达了诗人的强烈的爱国激情。这些征人虽武艺不强,但他们勇于为国捐驱的精诚之心定能感化顽石,像汉代飞将军李广那样箭入石中。这样的军队不怕任何艰难牺牲,定能为国平叛,为民立功。当然,这些慷慨之词只是诗人的良好愿望和对这些应征子弟的勉励。
最后四句总括全诗。“楼船若鲸飞,波荡落星湾。”遥应“吴兵照海雪”句,写出了唐军的威武雄壮,同时又笼括第三层六句,唐军船队满载着士兵和他们的豪情壮志,浩浩荡荡直奔落星湾(今鄱阳湖西北),再入长江而去。“此曲不可奏,三军发成斑。”诗人一转慷慨豪壮的格调,全诗在凄惨、悲凉的气氛中结束。这二句遥应“西征何时还”句,笼括第二层八句。诗人又回到了现实中伤心别离的场面。《豫章行》古曲专写别离之苦,此时不可再奏这样的曲子了,不然士兵们定会更加触动思乡之情,在悲苦欲绝中鬓发皆白。
总括全诗,人们突出地感到诗人矛盾的心理。他一方面对战乱给百姓造成的苦难深表同情,一洒忧民之泪;另一方面他又鼓励征人顾全大局,支持平叛战争,大抒忧国之情。这种极其痛苦的矛盾心情构成了全诗凄惨与慷慨,沉痛与激昂交织在一起的格调,这与杜甫“三吏”、“三别”的忧国忧民的情调极其相似。与这种格调相配合,这首诗形成了抑扬顿挫的结构特点。中间十四句先抑后扬,最后四句先扬后抑,以抑煞尾,这种错落有致的结构与诗人的情绪吻合在一起。
李白是一位以抒情见长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把大千世界的风貌和纷杂社会的现实熔铸在他所抒发的主观感情世界中,这是李白诗反映现实的主要方法和特征。然而,李白诗的风格是多彩的,绝非仅限于此。在他的诗歌中确有一部分像《豫章行》这样直接反映现实,评论现实的不朽之作,尤其是晚年,他目睹了安史之乱,并身陷圄,境况大不如前。此时,他对现实社会有了更真切、更冷静的认识,于是,他的作品便从对自己身世的忧愤转为对国事与民生的深深忧虑。这一时期,李白写下了许多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作。像《豫章行》这样的现实主义杰作甚至可以和杜甫的现实主义名作相媲美。
李白身在豫章写《豫章行》十分巧妙。《豫章行》古辞专写别离之苦,后人利用这一古辞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李白《豫章行》,就内容来说,同样也写别离之苦,就形式来说,也有一些与古辞相吻合的句子,但是,李白却冲破了前人“皆伤离别,言寿短景驰,容华不久”(见《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的狭小天地,赋于诗歌充实的社会内容,写出了如此深刻的现实主义杰作。无论是在思想内容的深度上,还是在表现力的厚度上都超过了前人所有的《豫章行》。这正是对汉魏以来“借古乐写时事”(沈德潜《古诗源》卷五)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对于以浪漫主义著称的伟大诗人李白来说,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文章首先解释命名的具体原因:一是斋广一室,深七室,其形似舟;二是斋中数室各具特色,或深奥温暖,如同船舱,或虚空四壁,如窗外两舷,处于室中,犹如在舟;三是斋之左右风景如画,花木山石分别两侧,斋置于其中,好似一舟行于山林相间的江水之中。同时,作者也生动地描绘了画舫斋的结构特点和它所处的自然环境,富有特色的建筑和山石花木交相辉映,构成一幅赏心悦目的画面。接着顺应画舫之名,转而言舟,作者先从《周易》说起,用渡河比喻处境危难,用船来摆渡,比喻自己从政治漩涡中摆脱出来,从汴水出发,渡淮河,沿长江上溯历尽艰险。人生旅途也需要有船来作为战胜艰难险阻的工具,现在我却忘记了困难和险阻,还用船来给房间起名,难道我果真喜爱船上的生活吗?作者觉得这种在江湖之上享受战胜大风大浪的快乐,也是人生的一大趣事。进而又云:我听说有的古人为逃避世事远远来到江湖上面,终身不肯回头,这里一定有某种快乐,如果不是因为贪求财利,不是因为有罪或身不由己,那么,一帆风顺,水波平静,心情平缓地躺在枕席之上,一天便可到达千里之外的地方,这样乘船难道不快乐吗?作者谈这两种“乐”,都不是现实中的“乐”,只是一种理想,一种追求,而现实中的“江湖”和“舟之行”,带给他的都是一种不幸和痛苦。作者以舟名斋,用“画舫斋”这个饱含深意的词来时时警醒自己,即现在虽然列官朝廷,享受优厚待遇,但要居安思危。最后又回到现实中来,请朋友蔡君谟题词,白抒胸臆,宣泄他内心的积郁。
作者抓住以舟名斋这个中心主题,反复发挥,追忆自己的经历,联想古代的隐士,逐层递进转折,层层加以剖析,既简明又深婉地抒写了自己复杂的内心世界。全文情景交融,饱含哲理,充分体现了作者豁达开朗的情怀,及其居安思危的思想。
全词写作者被贬谪而壮志难酬的彷徨和忧心。上阕写作者隐逸于太湖旖旎风光的乐趣,下阕写作者深感岁月蹉跎而志向难伸的苦闷和惆怅。
从沧浪亭极日远眺,一览太湖风光。虬风物潇洒,澄静深远,烟波浩淼,水流旷远。作者完全沉浸在与天地同乐的沉醉中。其在《沧浪亭记》中说:“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作者自号“沧浪翁”,其人生境界似乎已经达到“乐天”的程度(观代哲学家冯友兰言人生有四种境界:知天、事天、乐灭、同天)。然而,“方念陶朱张翰,忽有扁舟急桨,撇浪载鲈还”。突然,某种意识发作猛然将作者拉回到现实中,某种生命的忧思和烦恼在心中升起。而“念”“忽”“急”“还”更是展现了一种意识的时间之流。扁舟急桨,撇浪载鲈,在天地归一的境界中惊现了人生的繁忙和生命的艰难。“落日暴风雨,归路绕汀湾”则昭示了人生之路的风雨猝然与曲折蜿蜒。上阕之转折在于“忽”字,将自我生存的意识唤起,从而使得作者脱离归隐自然的混沌状态,而有意识于生存意义的危机。
“沧浪亭”取意于屈原《渔父》所载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之精神。表达了古代君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态度。故而可以看出,苏舜钦始终摆脱不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情结。很自然响应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精神。苏舜钦被削职时正值人生壮年(37岁),因此对“华发改朱颜”有深切的担忧。欲对历史寂寞有所克服和超越,不甘于生命的淡出,便是上阕一“忽”字所拉出的本意。作者欲凭临寒潭隐居,却担心不被鸥鸟信任和接纳自然是托辞,生命看不到出路,时间正黯淡着光芒,未来之路不明朗,施展抱负的机会太渺然,这才是根本的痛苦。因此,全词以那种看似闲适却以充满反抗与无奈情绪的“无语看波澜”的情景收场。正点出这句真理:所谓波澜便是世间,世间便是波澜。
这首词虽侧重写太湖风景,抒发作者愤激之情,但作者由遭谗而退隐,再到心甘情愿地退隐,由忧谗畏讥转为愤世嫉俗,进而转为疏狂的心路历程交代得清楚明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作者身处逆境、不甘沉沦、奋力抗争的积极人生观。刘熙载有言:“一转一深,一深一妙,此骚人三昧。”(《艺概·词曲概》)苏舜钦这位倚声家深得其妙。词中,他由“烟雾深锁”转为“落日暴风雨”,而至“刺棹穿芦荻”。由“方念陶朱张翰”转为“拟借寒潭垂钓”。再到“无语看波澜”,一转一深,越转越妙,景生情,情生景,情景交融,从而揭示出词作的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