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小隐之人需要住进山泽,大隐之人就隐居在朝市。
所以伯夷要逃往首阳山中,老聃则隐伏当个柱下史。
在尧统治的夷平时期,也还有隐居之人巢居子。
今天虽也是盛明世道,怎会没有隐居山林之士?
他们寄托精神于青云之外,住进深山不再涉足尘世。
破晓前鹍鸡啼鸣总扰人清梦,一夜风声凄厉让人难安寝席。
严霜容易使人颜貌过早衰老,山泉夷冷会冻伤你的脚趾。
万事想得周全好与众人相处,老钻牛角尖乃是放纵自己。
随遇而安才能享受自然祥和,矫揉造作违反养生至理。
呼唤归来有什么期望?只望你能像万物一样以终天年。
注释
陵薮:指山陵和湖泽。
老聃:即李耳,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做过周朝柱下史。相传他即是道家创始人老子。
柱史:即柱下史,官名。《史记·张丞相列传》:“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索隐》:“周、秦皆有柱下史,谓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子为周柱下史。今苍在秦代亦居斯职。”
巢居子:相传是尧时隐士。因巢居树上,人称巢父。
鹍鸡:鸟名。《楚辞·九辩》:“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洪兴祖补注:“鹍鸡,似鹤,黄白色。”
“周才”二句:周才,考虑问题周详全面之人。偏智,犹今所谓片面偏颇。李善注:“以出仕为周才,隐居为偏智。”亦可备一说。
分:命。
矫性:改变本性。
安所期:何所望。
终始:指人一生。《荀子·礼论》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净洗铛”,虽然是说做好烹调的准备,其实这正是做事或修养身心时虔诚、认真态度的体现。煮肉如此,做一切事情,均须如此。读者可以从这小心翼翼的“净洗铛”中,窥见到苏轼平时修养身心之严谨、真诚。“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水放得不多不少,火要不大不小,这样煨炖,才能将肉烹得又烂又有滋味。苏轼告诉我们,具体实践中,每个环节都要做得稳妥,仔细,来不得半点马虎。透过这一丝不苟的准备与实际操作,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烹调本身,而是与对待人生、修炼自身的一种兢兢业业的精神了。
“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不时他自美”。煮猪肉,只要方法得当,缓缓煨炖,到了时候,它自然滋味醇厚,美不可言。这两句,说的是煮肉,而当我们联想到人生的时候,不是正好发现,它切中了那种急功近利的社会人生弊端吗?人生的成熟感悟,是需要时间的。好大喜功、气浮心躁,得到的可能有一时“战果”,其实是失败的结局。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人生的精彩往往就在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像猪肉这司空见惯的食物,人们并不觉得里边有什么奥秘可寻;像炖煮猪肉这样的家常之事,人们也容易忽略探讨其中精益求精的可能性。苏轼的叹息,除了猪肉本身之外,另有一种可供联想的可惜之意——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种种事物时,或不肯,或不愿意去深入了解并挖掘其潜力。读者应该从他的叹息中,理解猪肉之情以外的深意——真善美就在我们每日每时的生活当中,发现、创造美,乃是我们大有潜力可挖的人生使命与快乐。联想到苏轼在以上所举《答毕仲举书》里把吃猪肉比为修养身心的象征,将那虚无缥缈的(佛学)“龙肉”之类的玄谈加以屏弃的哲理思考,我们或许能更深层理解“黄州好猪肉”这四句诗歌的另一番味道。
“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正因为对亲自创造的烹调艺术,十分满意,所以作者竟吃了“两碗”。“两碗”,不但写出了胃口的满不,更写出了心灵的惬意。作者仿佛早就料到了他人的议论与惊诧,他风趣地说,我吃猪肉,腹满心惬,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外界对我的褒贬,尽可至之度外。了解佛学的读者,知道佛家最讲“心安”,强调看轻外物(包括他人的议论)、重视内心的安定,因此,可以说,东坡的这一“饱得自家君莫管”之平淡结尾,其实是展现了他的佛学修养,蕴涵了深刻的人生感悟的。
值得说明的是,在吟《猪肉颂》之时,苏轼并没有对他的“猪肉观”的人生思考做刻意的诠释、解说,而全在一片笔墨神行之间,有意无意透露着他的佛学修养与对佛学的借鉴、改造,这一点是需要补充说明的。
苏轼此诗题的《猪肉颂》三字中,看似滑稽,实际是在幽默中蕴涵了严肃的主题的。作者的颂,当然包括了在味觉方面的享受,对自身的烹调创新方面的自得;但是当我们了解了苏东坡当时的艰难处境时,就会在诗人享受味觉美味后面,朦胧看到一个不屈的灵魂,一个在为人处世方面,永远追求更高远深刻的情味的,将日常生活与理性思考方面达到“知行合一”理想的哲人。尤其是作者将烹调艺术与人生超越的理想有机结合为一体,为我们所做出了典范——猪肉,是猪肉本身,又象是别的什么。
这首诗前两句将黄河的浊浪排天,以天上盼银河倒泻陪衬,极力描写它的险恶;后两句说人情的险恶更有甚于黄河浊浪,所以不应说黄河是畏途。这首诗运用反衬的手法极写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十分深刻,含感时伤世之情,发穷愁孤愤之音,诗格老成,笔力劲健。
前两句说人们一旦来到那一泻千里、气势磅礴的黄河岸边时,就不免被它那“倒泻银河”的神秘传说吓住。对这种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人,诗人是非常蔑视的。自然,横渡黄河是有一定危险的,但也只不过是承受“须臾”的“掀天浊浪”而已。在永恒的时间和空同里,人的生命也正如激流险峰中的一叶小舟:当生活的巨浪铺天盖地砸下来时,没人能够事先预见,也没人能知道这灾难会延续到何时。宋琬曾是位少有方名的诗人,早年便高中进士,为官时也颇多惠政,深得人民爱戴。却不想被人诬陷,以至于“立逮下狱”,“并系妻子”,在拘囚的三年中,又险遭不测之祸。这就难怪他会借“渡黄河”之题,发出“人间更有风涛险”的沉重叹息了。
后两句写黄河汹涌奔腾,古人不知其发源地,认为是天上的银河倒翻下来的,故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之说。它有掀天的浪涛,但是要渡过去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惊涛骇浪的风险很短暂,一般都能渡过。真正的风险却是在人间。一般人在险恶的人间,习惯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豺狼横行、暗无天日、伤天害理、良心灭绝的生活,还不曾觉察到它的险恶,反而说黄河的险风恶浪才是最可怕的,不敢渡过。
宋琬认为诗人处穷困之境,心怀“幽忧”之情,自易“悲歌慷慨”。(《董阆石诗序》)黄河本是自然界之险途,但无论其“倒泻银河”也好,“掀天浊浪”也罢,在诗人眼中,与人生道路之充满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相比,都微不足道。诗人以反衬的手法极写其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十分深刻,含感时伤世之情,发穷愁孤愤之音,诗格老成,笔力劲健,可见其诗风之一个侧面。
这首词以明月为媒介,以月之照临千里之外的闺房与边地想到了千里之外的亲人,表达了词人对妻子的思念之情。
词的上阕前两句写千里共明月之意,接下两句写此时独自伤悲的心情,再二句描绘相思的情景,结处则以此刻边声、乌啼烘托相思之苦之无助。月的力量是无形又有形的,月光同时弥补了两地难以逾越的距离,使词人的思绪飞跃于两地之间,频频更换的场景模糊了边地于闺房的界限。上片层层转进,曲折婉转。
下阕进一步诉说相思的痛苦。前四句说悲歌不胜消受,悲泪暗流不止,其相思之苦状如此,奈何奈何?下二句又假想妻子也在为别离而伤感,再二句怨恨无梦可慰相思之痛,只有以违心之字的书信聊以自慰。最后二句宕开,是“违心字”的延伸。以思妇之口,道出了征人的不关心思念自己。语虽平淡,但却更显情致绵长深婉。因遥远的距离之隔产生的抱怨于误解恰恰表现出了与妻子感情笃挚、意气相投的底蕴。
全词意象繁密,情感细腻,在缠绵悱恻的思念中平添了慷慨悲凉之气。
这是一首袒露心迹、毫不矫饰的抒情诗,也是一首爱憎分明、议论风发的政治诗。全诗情理交融,在“以暴易暴”的议论中渗透着卑视鄙弃周朝的强烈感情,在“我安适归”与“命之衰矣”的感慨中隐含有同周朝势难两立的清晰判断。
歌谣一、二句直陈登上首阳山的高处采薇充饥。这两句用赋体,字句平浅,感情也似乎平淡,其中却包含有决不与周王朝合作这一态度鲜明的抉择。所说的是采薇这一件实事,也可看作是一纸“耻食周粟”的宣言。
三、四句以议论出之,说明不合作的原因。认为武王伐纣是“以暴易暴”,而非以仁义王天下,是不可取的,而武王却并不以此为非。以上四句是伯夷、叔齐表明自己政治上的立场、态度,以“以暴易暴”四字对新建立的周王朝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以下转入全诗的另一个层次,写个人的历史性的悲剧。
神农、虞、夏时代都是历史上的圣明之世;说神农、虞、夏转瞬即逝,其用意在于反衬自己的生不逢时,由于找不到一个安身立命的立足点而充满了失落感。“我安适归矣”,故意用无疑而设问的语气,增强了感慨的份量,与《诗经·魏风·硕鼠》的“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的写法正不谋而合。结尾两句是无可“适归”的延伸和发展。当伯夷、叔齐吟唱到此歌结尾时,虽已气衰力微、不可能呼天抢地地大声唱叹,但这感慨至深的垂死之言,即使声音很小甚至不甚连贯,仍然是会动情地顽强地唱出并长久地回响在首阳山的山涯水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