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可分三段。首段简介建亭的缘起。文章一开始就特意点明时间,即在他到滁的第二年,也就是初具政绩之时,其中已含乐意。滁地“山州穷绝,比乏水泉”。而当炎炎夏日,竟“偶得一泉于城之西南丰山之谷中,水味甘冷”(欧阳修《与韩忠献王书》),作者喜出望外,亲临考查:“俯仰左右,顾而乐之。”文章至此,正面点明“乐”字。于是喜悦之情,一气流注:“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筑亭的目的,又是欲“与滁人往游其间”。由自我庆幸到与民同乐,在一片欢乐意绪中莫定题旨。
第二段通过对滁州历史的回顾和地理位置的介绍,歌颂了宋王朝结束战乱,使人民安居乐业的功德。为了突出主题,作者只写了宋朝以前故乱的历史。并通过今昔对比的手法来表现主题的。“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将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这一段是写历史。表现了滁州过去的战事和宋太祖赵匡撤的勇武,赞扬了宋朝开国皇帝的武功。“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这一段是写当代。昔日的战场,如今已经难于考察其具体地点了。因为“故老”都已不在了,天下太平日子已经很久了,这是第一层对比。
从“自唐失其政”到“涵煦百年之深也”是第二层对比。这一段通过对人间沧桑的感慨,又一次颂扬了宋王朝统一国家、让人民休养生息的功德。作者俯仰今昔。反复抒发感叹,使文章充满了感情,这两层对比,也都是与文章题目和主题相照应的。写“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又写“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都是为了说明当时的百姓不能“丰乐”。而“圣人出而四海一”以后,百姓能够丰足安乐,则是“上之功德”。进一步证明四海安乐的局而来之不易,弥足珍贵。
最后一段段回应开端,具体写出“与滁人往游其间”之乐,归结主题。文中写作者“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的四时之景,凝炼而生动;道滁地风俗之美,淳厚而安闲。段中,交错用了四个“乐”字,琳漓酣畅地抒写了欧公此时的愉悦情怀。首先作者庆幸自己远脱风波而“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一乐也;滁人“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二乐也;作者纵谈古今,意在让人民了解“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李之时也”,三乐也;凡此种种,皆因“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是地方官应做之事,四乐也。这就将首段“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之事,说得端庄入理。
这篇文章的最大特点是借写景而抒情,情景交融。文章用了大量笔墨写滁州的山水景色,从中流淌出作者丰富的情感。战乱之时,好山好水不过是为了割据称王的“凭侍险阻”;在世事变迁的过程中,也只是“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而在百姓安居乐业的当时,则“四时之景,无不可爱”。欧阳修写景有很深的功力。文中仅用“掇幽芳而萌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这十五个字就把一年四季四时之景的特点表现出来了。“掇幽芳而荫乔木”是通过人的动作来写春夏之景;“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则是用人的感受来写秋冬之色。文短情深,不仅反映出当时作者的心境。而且反映出作者高度的概括能力和精确的表达能力。
这首诗之所以为人们所传诵,是因为它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真切地反映了封建社会里一般旅人的某些共同感受。此诗描写了旅途中寒冷凄清的早行景色,抒发了游子在外的孤寂之情和浓浓的思乡之意,字里行间流露出人在旅途的失意和无奈。整首诗正文虽然没有出现一个“早”字,但是通过霜、茅店、鸡声、人迹、板桥、月这六个意象,把初春山村黎明特有的景色,细腻而又精致地描绘出来。全诗语言明净,结构缜密,情景交融,含蓄有致,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游子在外的孤寂之情和浓浓的思乡之情,是唐诗中的名篇,也是文学史上写羁旅之情的名篇,历来为诗词选家所重视,尤其是诗的颔联:“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更是脍炙人口,备受推崇。
“晨起动征铎”,写早晨旅店中的情景。“晨起”,点题“早行”。诗人在开首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清晨起床,旅店里外已经响起了叮当的车马铃声。这一句话极为简练概括。从“征铎”声我们可以联想到,旅客们有的正在忙着套马,有的正在驾车向外走,热闹非凡。
“客行悲故乡”,这句虽然出自诗人之口,但代表了许多旅客的心声。过去交通不便,身处他乡人情浅薄,总之,当时人们安土重迁,怯于远行。“悲”字,表明客人们离家渐远、前途未卜的悲凉 心情。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两句是脍炙人口的名句。两句诗皆用名词,代表了十种景物: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内容涵盖 丰富,画面多重组合,可以形成各种景象。例如“鸡声”,“鸡”和“声”结合起来,诗人想起雄鸡引颈啼鸣的形象。同样,“茅店”、“人迹”、“板桥”也会使 人联想到不同的画面。
古时旅客为保证安全,一般都是“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而本诗写的是早行,那么鸡声和月,就是很有特征性的景物。茅店又是具有山区特征的景物。“鸡声茅店月”五个字,便把旅客住在茅店里,听见鸡鸣就爬起来看天色,看见天上有月亮,就收拾行囊,准备赶路等很多内容,都绘声绘色地表现了出来。同样板桥、霜和霜上的人迹也都是具有特征性的景物。雄鸡报晓,夜 色朦胧时,诗人就起床出发,没想到此时外面已经到处都是人迹,自己已经不算早行了。这两句将早行的情景写得有声有色,形象生动,历历在目。
同样,对于早行者来说,板桥、霜和霜上的人迹也都是有特征性的景物。作者于雄鸡报晓、残月未落之时上路,也算得上“早行”了;然而已经是“人迹板桥霜”,这真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啊!这两句纯用名词组成的诗句,写早行情景宛然在目,确实称得上“意象具足”的佳句。
“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两句,写的是刚上路的景色。商县、洛南一带,枳树、槲树很多。槲树的叶片很大,冬天虽干枯,却存留枝上;直到第二年早春树枝将发嫩芽的时候,才纷纷脱落。而这时候,枳树的白花已在开放。因为天还没有大亮,驿墙旁边的白色枳花,就比较显眼,所以用了个“明”字。可以看出,诗人始终没有忘记“早行”二字。
旅途早行的景色,使诗人想起了昨夜在梦中出现的故乡景色:“凫雁满回塘。”春天来了,故乡杜陵,回塘水暖,凫雁自得其乐;而自己,却离家日远,在茅店里歇脚,在山路上奔波。“杜陵梦”,补出了夜间在茅店里思家的心情,与“客行悲故乡”首尾照应;而梦中的故乡景色与旅途上的景色又形成鲜明的对照。眼里看的是“槲叶落山路”,心里想的是“凫雁满回塘”。“早行”之景与情,都得到了完美的表现。
杜甫的这首长篇叙事诗共有一百四十句,它像是用诗歌体裁来写的陈情表,是他这位在职的左拾遗向肃宗皇帝汇报他探亲路上及到家以后的见闻感想。它的结构自然而精当,笔调朴实而深沉,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思,怀抱中兴国家的希望,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现实,表达了人民的情绪和愿望。
全诗分五大段,按照“北作”,即从朝廷所在的凤翔到杜甫家人所在的鄜州的历程,依次叙述了蒙恩放归探亲、辞别朝廷登程时的忧虑情怀;归途所见景象和引起的感慨;到家后与妻子儿女团聚的悲喜交集情景;在家中关切国家形势和提出如何借用回纥兵力的建议;最后回顾了朝廷在安禄山叛乱后的可喜变化和表达了他对国家前途的信心、对肃宗中兴的期望。这首诗像上表的奏章一样,写明年月日,谨称“臣甫”,恪守臣节,忠悃陈情,先说离职的不安,次叙作途的观感,再述家室的情形,更论国策的得失,而归结到歌功颂德。这一结构合乎礼数,尽其谏职,顺理成章,而见美刺。读者不难看到,诗人采用这样的陈情表的构思,是出于他“奉儒守官”的思想修养和“别裁伪体”的创作要求,更凝聚着他与国家、人民休戚与共的深厚感情。
“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痛心山河破碎,深忧民生涂炭,这是全诗反复咏叹的主题思想,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主要特作。诗人深深懂得,当他在苍茫暮色中踏上归途时,国家正处危难,朝野都无闲暇,一个忠诚的谏官是不该离职的,与他的本心也是相违的。因而他忧虞不安,留恋恍惚。正由于满怀忧国忧民,他沿途穿过田野,翻越山冈,夜经战场,看见的是战争创伤和苦难现实,想到的是人生甘苦和身世浮沉,忧虑的是将帅失策和人民遭难。总之,满目疮痍,触处忧虞,遥望前途,作程艰难,他深切希望皇帝和朝廷了解这一切,汲取这教训。因此,回到家里,他虽然获得家室团聚的欢乐,却更体会到一个封建士大夫在战乱年代的辛酸苦涩,不能忘怀被叛军拘留长安的日子,而心里仍关切国家大事,考虑政策得失,急于为君拾遗。可见贯穿全诗的主题思想便是忧虑国家前途、人民生活,而体现出来的诗人形象主要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
“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诗人遥想桃源中人避乱世外,深叹自己身世遭遇艰难。这是全诗伴随着忧国忧民主题思想而交织起伏的个人感慨,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重要特作。肃宗皇帝放他回家探亲,其实是厌弃他,冷落他。这是诗人心中有数的,但他无奈,有所怨望,而只能感慨。他痛心而苦涩地叙述、议论、描写这次皇恩放回的格外优遇:在国家危难、人民伤亡的时刻,他竟能有闲专程探亲,有兴观赏秋色,有幸全家团聚。这一切都违反他爱国的志节和爱民的情操,使他哭笑不得,尴尬难堪。因而在看到山间丛生的野果时,他不禁感慨天赐雨露相同,而果实苦甜各别;人生于世一样,而安危遭遇迥异;他自己却偏要选择艰难道路,自甘其苦。所以回到家中,诗人看到妻子儿女穷困的生活,饥瘦的身容,体会到老妻和爱子对他的体贴,天真幼女在父前的娇痴,回想到他自己舍家赴难以来的种种遭遇,不由得把一腔辛酸化为生聚的欣慰。这里,诗人的另一种处境和性格,一个艰难度日、爱怜家小的平民当家人的形象,便生动地显现出来。
“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坚信大唐国家的基础坚实,期望唐肃宗能够中兴。这是贯穿全诗的思想信念和衷心愿望,也是诗人的政治立场和出发点。因此他虽然正视国家战乱、人民伤亡的苦难现实,虽然受到厌弃冷落的待遇,虽然一家老小过着饥寒的生活,但是他并不因此而灰心失望,更不逃避现实,而是坚持大义,顾全大局。他受到形势好转的鼓舞,积极考虑决策的得失,并且语重心长地回顾了事变以后的历史发展,强调指出事变使奸佞荡析,热情赞美忠臣除奸的功绩,表达了人民爱国的意愿,歌颂了唐太宗奠定的国家基业,从而表明了对唐肃宗中兴国家的殷切期望。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诗人的社会理想不过是恢复唐太宗的业绩,对唐玄宗有所美化,对唐肃宗有所不言,然而应当承认,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操是达到时代的高度、站在时代的前列的。
综上可见,这首长篇叙事诗,实则是政治抒情诗,是一位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履职的陈情,是一位艰难度日、爱怜家小的平民当家人忧生的感慨,是一位坚持大义、顾全大局的爱国志士仁人述怀的长歌。从艺术上说,它既要通过叙事来抒情达志,又要明确表达思想倾向,因而主要用赋的方法来写,是自然而恰当的。它也确像一篇陈情表,慷慨陈辞,长歌浩叹,然而谨严写实,指点有据。从开头到结尾,对所见所闻,一一道来,指事议论,即景抒情,充分发挥了赋的长处,具体表达了陈情表的内容。但是为了更形象地表达思想感情,也由于有的思想感情不宜直接道破,诗中又灵活地运用了各种比兴方法,即使叙事具有形象,意味深长,不致枯燥;又使语言精炼,结构紧密,避免行文拖沓。例如诗人登上山冈,描写了战士饮马的泉眼,鄜州郊野山水地形势态,以及那突如其来的“猛虎”、“苍崖”,含有感慨和寄托,读者自可意会。又如诗人用观察天象方式概括当时平叛形势,实际上也是一种比兴。天色好转,妖气消散,豁然开朗,是指叛军失败;而阴风飘来则暗示了诗人对回纥军的态度。诸如此类,倘使都用直陈,势必繁复而无诗味,那便和章表没有区别了。因而诗人采用以赋为主、有比有兴的方法,恰可适应于表现这首诗所包括的宏大的历史内容,也显示出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的高度才能和浑熟技巧,足以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地用诗歌体裁来写出这样一篇“博大精深、沉郁顿挫”的陈情表。
凡是写秋夜的诗,都是在月,在露,在星空上作文章,创造一个幽清寂静的世界。如唐顾非熊《月夜登王屋仙台》:“月临峰顶坛,气爽觉天宽。身去银河静,衣沾玉露寒。”就是如此。陈与义这首《秋夜》诗的前两句,也是把几般景色组合在一起,在内容上没有创新,在造句上很见工巧。如“白露洗空”著一“洗”字,把秋夜天空的爽朗形象地描绘出来,道前人所未道。同时,露在半夜后始降,降露的天必定是晴天,又与“三更”、“河汉明”的背景相吻合,足见诗人观察得很细致。
秋天是肃杀的季节,宋玉的《九辩》在“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后,列举了种种秋天带给人的悲伤。从此,悲秋成为文人诗文创作的永恒主题之一,而萧瑟秋声,就成为悲秋的媒介。陈与义这首诗,前两句虽然纯粹是写景,但首句说“中庭淡月照三更”,表明了他半夜三更还在庭院中徘徊不睡,预伏下诗人是因秋而有感,难以入寐,三、四句就理应写情,表示悲秋情怀。然而诗人又偏作拗折,不但不写悲秋,反说请凌厉的秋风不要把树叶都吹尽,使得耳中缺少了沙沙的秋声。这样写,表面上是说自己不会发愁,有意寻觅秋声,唯恐缺少了引起愁思的秋声,是豁达语,实际上是作者在故作旷放,藉以抒发牢愁。
中国古代诗歌,常常通过故意违反常情的豁达语来达到更深层次抒情的目的,如这首诗,明明是悲秋,阵阵凄凉秋声扰得他不能入睡,却正话反说,把不堪写成有趣,更突出了愁的深度。这样写法,常见不鲜,如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诗云:“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也是有意斡旋,寄托秋思。被称为薄命诗人的清人黄仲则,尤多此类语。如古诗有“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句,黄仲则偏说“愁多思买白杨栽”,又如重阳风雨,添人愁思,他偏说:“有花有酒翻寂寞,无风无雨倍凄凉”,都翻进一层,令人感慨。
泥牛鞭散六街尘。“泥牛”即春牛,旧时打春仪式上所用的土牛。在立春前一日,用土、芦苇或纸做成,官府打春牛迎春,以催耕迎春,祈求丰收。“六街”指唐宋京都宫门外左右边各三条的中心大街,后来泛指京城的大街和闹市。立春日各官府要奉上肉果食品于芒神土牛前,在正午时举行隆重的打牛仪式,吏民击鼓,由官员执红绿鞭或柳枝鞭打土牛三下,有的是用棍子打,然后交给属吏与农民轮流鞭打,把“牛”打得越碎越好。在诗中,我们的劳动人民硬是把一头庞大的“泥牛”抽打成了弥漫街道的尘土,可见他们对春天是如何的充满了期待啊。
生菜挑来叶叶春。旧时习俗在立春日做春饼、生菜,称之为“春盘”。吃着美食,春暖花开,枝条上的片片树叶焕发着勃勃生机,春天真的来了,所以说“生菜挑来叶叶春”。从此雪消风自软。春天来了,冰雪融化,风儿也不在夹杂着烈列寒气,而是变得温柔起来,“吹面不寒杨柳风”,
梅花合让柳条新。合,应当,理所当然;让,谦让,闪避。古谚有“五九、六九沿河看柳”的说法,柳树是最早知道春天的,柳树也是属于春天的。“凌寒独自开”的梅花属于已经过去的严冬,面对春天款款的脚步,梅花还是悄然避让,把这生机盎然的春天拱手让给绿意盈盈的柳树吧。鞭春:打掉身上懒惰,望来年勤奋努力。在祈福祭祀的活动完成后,迎春中的一项重要仪式——打春牛,就开始了。打春牛即鞭春,亦称“鞭春牛”“鞭土牛”,立春日将泥塑春牛打碎,这是农耕文明时代的遗风。“打春是春耕开始,打春把鞭打在牛身上、目的是打掉人身上的懒惰,望来年勤奋努力耕作,喜获丰收,这也是千百年来的习俗。”刘孝昌描述到,古时在司仪执事的主持下,知县率春官下属及乡绅人等,先围绕春牛一周,再由知县或春官执春鞭,猛抽春牛,边打边高声唱:“一打春牛头,国泰民安;二打春牛腰,风顺雨顺;三打春牛尾,五谷丰登。”
古时候劳动人民每到立春时节,就要举行“打春牛”习俗,又称为“鞭春”。所谓的“春牛”,又称“土牛”,也就是这首诗中的“泥牛”,是用土、芦苇或纸做成。在立春前一天,百姓设坛祭祀,抽着彩鞭赶着“春牛”回到县衙门,县衙设好酒水以作供奉。老百姓则牵着“春牛”载歌载舞,祈求丰收。立春日正午时分,县衙官员要手执红绿鞭或柳枝鞭打土牛三下,然后交给属吏与农民轮流鞭打,把“牛”打得越碎越好,代表来年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