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仍然是写陆机赴洛阳途中所见的景物和自己的心情。但是写法略有不同。
全诗借景抒情，曲折委婉，语句精炼而流畅，格调清丽凄清，形象鲜明，意蕴深远，悲楚动人，富有韵味。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首句仍然紧扣诗题来写的。陆机从家乡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赴洛阳，当然是“远游”。一路上越过万水千山，而山山水水是那样的修长和宽广。诗人有时挥鞭驱马登上高山，有时手握缰绳，在有草的平地上缓慢地向前走。从这一重重山，一条条水，忽而高山，忽而平地，可以想象到诗人长途跋涉的艰辛。因此，这里不只是描写沿途的山水景色，也透露了诗人风尘仆仆的苦情。但是，这首诗中的写景与前首不同，前首“永叹”十句写沿途山水景色讲究辞藻，大肆铺陈；这首诗只是寥寥数句，轻轻带过。这种有详有略的写法，使人感到各有特点。
“夕息策影寐，朝徂衔思往。”晚上休息是孤零零地策影而寐，早晨起来怀着悲伤又上路了。写出诗人的孤独、寂寞和忧伤。这些复杂感情的产生，固然是由诗人思念亲人，留恋故乡，大概也参杂了对前途的忧虑。前首诗说：“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呜咽辞亲，“世网”缠身，应该就是这种复杂感情的具体内容。清代刘熙载《艺概·文概》说：“六代之文丽才多而炼才少。有炼才焉，如陆士衡是也。”陆机文如此，其诗亦复如此，“夕息”二句可见其语言提炼功夫。这两句诗不仅对仗工整，而且动词“策”“衔”的使用皆备极精巧，是陆诗中的佳句。
“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走了一段路程，停下马来，倚着高峻的山崖休息一会儿，侧耳倾听悲风的声响。这里，进一步写诗人旅途的孤独和艰辛。倚岩休息，竟无人与语，只能侧身倾听悲风，可见其孤独。称秋风为“悲风”，使秋风涂上诗人感情之色彩，又可见其心情之忧郁。诗人旅途生活中的这一细节，又使读者联想到前首诗所描写的沿途景色：“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这里对途中空旷无人和恐怖气氛的描写，有助于读者了解诗人的孤独和艰辛。
“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意思是：夜露下滴，闪烁着洁白的光辉，啊，月光是多么的明朗！对月抚枕，不能入睡，穿上衣服独自遐想。这是写途中夜宿的情景。“清露”二句，写得幽雅净爽，清丽简远，受到前人的赞赏。结尾“抚枕”二句，表现诗人不平静的心情，饶有余味。陆机是吴国将相名门之后，素有雄心壮志。他的《百年歌》中说：“三十时，行成名立有令闻，力可扛鼎志干云。”《晋书·陆机传》说他“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可是在他二十岁时，吴国灭亡。太康十年（289年），他和弟弟陆云被迫入洛。其前途是吉是凶，难以逆料，所以他的内心忐忑不安，很不平静。
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文赋》）这是认为诗歌具有注重抒情的性质和文词精妙的特点。这种诗缘情说和儒家的诗言志说不同，清代沈德潜认为“殊非诗人之旨”（《古诗源》卷七），其实这正是魏晋以来诗歌的新变化。作为“太康之英”（钟嵘《诗品序》）的陆机，他的诗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如此诗中“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夕息策影寐，朝徂衔思往”，文词华美，对偶工稳，“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用词造句，刻练求工，都是例子。陆机诗精于语言的提炼，善于写景，即景抒情，具有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
全诗一直在写月，角度不断变化，意境开阔，但清冷寂廖，抒发了作者面对明月时孤独和对远方亲人真切的思念。
首联从天上月、江上波到门上月光的闪动，视角不断转换，写出了一个活脱脱的生动传神的月亮。
颔联诗人从江楼上俯视长江上的月色，又从写江上的月光转到写屋内的月光。
颈联诗人的视线从室内转到了室外，接着诗人又仰望星空。
尾联诗人由眼前的月亮想像到千里之外的家乡和亲人，联想到与他们远隔万里共沐月光。这是诗人的美好的愿望和真情的祝愿，也是自己长期滞留异乡，久久难归的无可奈何的告慰。
全诗意境宏大、清冷寂静，从天上写到地上，从江上写到屋里，从眼前写到山林，从身边写到万里之外。但无论怎么写月亮，写月光，都始终摆脱不了一种孤独与寂寞的感觉，作者远在他乡，根本无法与亲人团聚，只能借月亮遥遥地寄托一种对亲人的思念之情，既然无法团聚，才会有万里共清辉的愿望。
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之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之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之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之。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之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之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之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之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之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之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之，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之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