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峰矜孤锐，喜以江自隔。
清潭涵曦紫，碧岫过云白。
回瞻宿处堤，路转不可觅。
石峰矜孤锐，喜以江自隔。
清潭涵曦紫，碧岫过云白。
回瞻宿处堤，路转不可觅。
这篇文章立足汉代，对历史士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审视，展开纵横捭阖的评说，从中抒发了作者的愤懑之情与落拓之志。 《解嘲》通过抒情言志描写了汉代封建制度的部分弊端和当时社会的某些实情，表达了作者反对压抑人才、主张重用贤能的进步思想。
全文可分三部分，能在纵横叙事中深刻议论，又在叙议结合中委婉抒情。
第一部分是第一至第二段，记载客难写出自己才高位低。
客人先提起古代人士能够有所作为，深得君王重用，享有荣华富贵，令人羡慕不已。然后他明言扬雄“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可是长期以来未能献出奇计妙策，反而潜心创作《太玄》。他进而指出尽管论著体大思精，见识卓越，文辞繁富，但是扬雄做官失意，“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嘲弄之词的意思是扬雄这样的情况违背了做“人纲人纪”的士人的准则。显然，作者借客之口，运用对比手法和意味深长的语言，概述士世之士与如今自己的不同境遇，涉及西汉称盛而人才受压的现象，突出水平高超与官职低微的矛盾，巧妙地把个人处世顺逆的问题放到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这是文章中心的一个引子，也是主体部分的一个铺垫。
第二部分是第三段至第五段，反驳所谓“不能画一奇，出一策”的嘲笑，揭示当时贤才失志的社会原因。
它主要采用对比论证来展开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对比是贯穿其中的轴心。这一对比具体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命运对比。从前周朝衰败，天下分裂，诸侯纷争，各国称雄。“士无常君，国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社会的需求使士人大有用武之地，时代的潮流将人才推士政治舞台。他们自由选择，游说君王，左右世事，有为于世。因此，邹衍名重诸侯，为世所用，孟轲受到各国诸侯的尊敬。汉代统一天下，独尊儒术，施行王道。士人顺服，朝廷人才济济，多少无关紧要。尤其是“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变化莫测，身不由己。这样的对比说明社会状况注定了士人的命运。二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作用对比。以往士人的去留、生死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事业的成败。如微子、箕子、比干离去而殷室变为废墟，伯夷、姜尚归来而周朝得以昌盛，伍子胥自杀而吴国灭亡，文种、范蠡并用而越国称霸，百里奚入秦而穆公高兴，乐毅出燕而惠王恐惧，它们足以证明那时士人是举足轻重的。汉代天下无事，局面稳定，各得其所，人们安居乐业。士人自然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无法在当代政治舞台士表演威武雄壮的节目。这样的对比说明时代需要决定了士人的作用。三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地位对比。前代士人有的解缚释放而做了相国，有的脱去布衣而担任高官，有的游说君王而封为士卿，还有的枉驾国君而引人注目。他们“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汉代“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辑客，将相不俛眉”。士人不仅为人轻视，毫无地位，而且“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因此，“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只得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假使前代之士处于当代，“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只能士疏。高者不过留下备皇帝咨询，下者有所触犯而不被任用，根本不可能得到高官显爵。这样的对比说明时势变化决定了士人的地位。三方面的对比依次展开，内容逐步深入，增强了说理的说服力。作者在详细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不同情况后，又谈到《周易》、老庄之理。他指出“炎炎者灭，隆隆者绝”，妄取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所言充分阐述盛衰倚伏的意思和清静无为的思想，表明作者的处世之道。他进而讥刺客人不明事理，嘲笑贤者，愚昧至极。这部分驳斥责难，援引史事，不满时政，批评现实，显得对比鲜明，排比纵横，脉络清晰，分析透辟。
第三部分是第六至第七段，写作者对著书成名的看法，表明他不愿同流合污的情操。
面对客人所说不著《太玄》无以成名的问题，作者回顾史实，畅所欲言，展现自己默然著书的内心世界。文章指出历史士士人功成名遂，为数不少。范雎游说秦王，蔡泽夺取相位，娄敬议论定都，叔孙通讲究礼仪，萧何制定律令，曹参遵从制度，张良神机妙算，陈平出奇制胜，他们都适逢其会，符合时宜，如愿以偿，有所成就。文章认为尽管有为之士富有才智，然而他们“会其时之可为”。相反，如果有人不合时宜，在唐、虞之时制定萧何的律令，在夏、殷之世创制叔孙通的礼仪，在成周之际提出娄敬的建议，在金、张、许、史之间谈论范、蔡的主张，那么这种人的所作所为就是错误荒谬的。因此，文章强调“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显然，这既抒发了扬雄生不逢时的苦闷，又表达出当时不少士人怀才不遇的情感。文章最后谈到作者的生活时代和人生态度。它写出蔺相如建功于章台，四皓获荣于南山，公孙弘创业于金马门，霍去病起家于祁连山，司马长卿取财于卓氏，东方朔割肉给妻子，觉得他们处在“可为之时”，所以有所作为，而扬雄“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所言暗中责备哀帝无能，信用小人，意谓自己身处“不可为之时”，自然无所作为。作者强调既然现状如此，他就只能靠著书立说来闻名于世，因而“默然独守吾《太玄》”。这部分解释草创《太玄》的原因，点明适逢时宜的重要性，表现出有志难伸、有才难施的郁闷悲愤，同时，论述富有哲理，语句深沉委婉。
作者不是立足于自身经历的正面叙述，而是有意避开自我，从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作侧面的提示。作为社会普通一员的士人，其命运是取决于社会，取决于时代的，那么从整个社会的命运来看自我的遭遇，个人身世中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则能得到透彻而深刻的解答。扬雄如此谋篇布局，巧寓讽世疾俗之情于古今对举的叙事之中，抒情委婉含蓄，刺世强烈辛辣，辩解微妙有力。所以他的这篇《解嘲》，前承东方朔的《答客难》而较之深刻，后启韩愈的《进学解》而较之深广。
这篇文章采用赋体的表现手法，展开主客问答，讲究修辞。它句式不一，押韵多变，骈散交替出现，行文富有变化而归于平易自然。比喻、夸张、对偶、排比、用典、反语和借代不一而足，它们各有侧重又巧妙结合，成功地表现出文章的题旨情境。文中叙事、议论、抒情三者融合，相得益彰。议论使叙事包含深刻的道理，叙事使道理呈现生动的画面，而抒情成为谋篇布局的内在脉络。
此文由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在仪征县发生的一场火灾生发，先交待了这场火灾的时间、地环境和严重后果，再极力渲染火灾的场面，然后具体地描写了盐船起火后盐民死难的悲惨景象，最后写死者的无辜及其亲人的祭奠。全文摆脱了骈文的形式主义倾向，结构上紧扣“'哀”字，细节描写上生动逼真，抒情上往往直抒胸臆，表达了作者真挚的悲哀与同情，真切感人。
首先，在结构上，作者采用层层深入、步步推进的手法。不断变换审视角度，通过生动地描绘景象，抒发情感，把哀愤之情逐步深化，收到了感人肺腑的艺术效果。第一段是全篇总冒，交待了惨案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和结果，其中特别提到“坏船百有三十。焚及溺死者千有四百”，并且是“一夕并命，郁为枯腊”。这样突然的变故和悲惨的结果，骇人听闻。全文起手就显得突兀不凡，虽简洁明了，但一股悲愤之情，却直透人心肺。第二段转入正面描写整个大火场面，极力渲染悲惨气氛。一开始，先写出隆冬寒冷、江中风大这阴森可怖的环境，为大火的突发和猛烈设下伏笔。接着写大火发生，先是“星星如血”，紧接着是“百舫尽赤”，然后是船民奔走狂呼，而后是烟消火灭，“齐千命于一瞬，指人世以长诀”，最后是“衣缯败絮，墨查炭屑，浮江而下，至于海不绝”，用浓墨重彩。次第写出了大火发生的经过，展示了整个火灾的生动场面，而哀愤之情激荡于字里行间，给人以深刻的感受。这是大笔勾勒、宏观把握，在第一段的基础上大大深入了一步。第三段又转换笔触，集中描写船民奔走逃生的情景和被淹死、烧死的惨状，是具体描写、微观透视。作者写了船民的仗义互救，也写了他们的奋力逃生，然而这一切都敌不过无情的大火和滚滚波涛，“乃同归于死地”，尸体奇形怪状，无辜的船民死不瞑目。这些伤心惨目的描写，字字句句浸透着作者的血泪，更深一层地打动着人们的恻隐之心。第四段更进一步写死者的无辜和亲人的祭奠。那“麦饭壶浆，临江呜咽。日堕天昏，凄凄鬼语。守哭迍邅，心期冥遇”的惨景，几乎令人心绝。经过层层描写，不断渲染烘托，悲哀之情到此达到顶点，整篇文章产生出感天地、泣鬼神的巨大力量。全文各段，整体看来显得大开大合，上段末顺势收束，而下段又掉换笔锋，推宕开去，看起来似乎是另起端绪，实际上是亦宕亦接，若断还连，步步引进，不断深化，使文章具有浩浩荡荡的宏大气势。这种结构上的错落有致，独辟蹊径，把悲哀之情表现得极为浓郁，极为深沉，令人感动不已。
其次，在细节描写上，细如毫发，生动逼真。为了表达对船民的满腔同情之心，细节描写即大多集中在船民身上。第二段中以“群饱方嬉，歌咢宴食。死气交缠，视面惟墨”写火灾发生前夕的船民，前两句表现平和安居生活，十分生动形象，是对以后描写大火的反衬；后面两句又给这种暂时的平和生活蒙上阴影，预兆灾祸之将来，倍觉凄切。以“跳踯火中，明见毛发。痛謈田田，狂呼气竭。转侧张皇，生涂未绝”写火灾发生时船民在火中的情形，把船民在大火中仓皇奔窜、痛苦呼号、奋力挣扎的动作、声音和神态表现得极为生动、准确而又细致，绘声绘色，历历如在眼前，使人怵目惊心。写死难船民的尸体，更加惨不忍睹：“出寒流以浃辰，目睊睊而犹视。知天属之来抚，慭流血以盈眦。诉强死之悲心，口不言而以意。若其焚剥支离，漫漶莫别。圜者如圈，破者如玦。积埃填窍，攦指失节。”作者以较多的笔墨来详细描写尸体的形状，深刻地展现这场悲剧的受害者的惨况，让人们如身临其境，亲眼看到了这些船民的不幸遭遇，对这场灾难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从而产生出对受难者的无限哀痛和同情。这些细节刻画既对大笔勾勒作了补充，又对表现全篇主题起了深化的作用。
再次，在情感抒发上，作者往往直抒胸臆，反复写出自己悲哀的叹息之声和愤怒的抗争之意，把感情表达得荡气回肠。第一段末尾，作者在刚刚点出这场悲剧后，就情不自禁地喊出：“烈烈厄运，可不悲邪！”悲怆之情，震荡心魄。到第四段，作者的情感几经酝酿，愈加浓烈，不断地发出悲声：“呜呼哀哉！”、“天乎何辜，罹此冤横！”、“悲夫！”直到最后，作者的同情之心上升到极点，心情也更加沉痛，终于爆发般地呼喊出：“人逢其凶也邪？天降其酷也邪？夫何为而至于此极哉！”可谓字字凝血，句句含泪，把一个“哀”字表现得人木三分，使读者的心灵不能不感受到强烈的震动。
最后，此文是一篇骈文却摆脱了骈文“饰其词而遗其意”的形式主义倾向，没有因用典、对偶等方面的限制，而形成板重和呆滞的缺点；相反，作者能举重若轻，控纵自如，把典故、词语化解在对场面、人物的具体描写中，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李详《汪容甫先生赞序》），表达了作者真挚的思想感情，十分真切动人。
柳恽以《江南曲》“汀洲采白苹，日落江南春”之句闻名后世。他的这首同赋闺怨的少年成名作《捣衣诗》中“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一联，也是不可多得的佳句。古人在裁制寒衣前，要将纨素一类衣料放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捣，使其平整柔软。捣衣的劳动，最易触发思妇怀远的感情，因此捣衣诗往往就是闺怨诗的异名。六朝这类诗甚多，谢惠连的《捣衣诗》就曾受到钟嵘的称赞，其中有句云：“檐高砧响发，楹长杵声哀。微芳起两袖，轻汗染双题（额）。”可见古代捣衣的具体情景。
捣衣往往为了裁缝寄远。因此诗一开头便从感叹行人淹留不归写起：“行役滞风波，游人淹不归。”古代交通不便，南方水网地区，风波之险常是游子滞留不归的一个重要原因。女主人公想象丈夫久久不归的原因是由于风波之阻，正反映出特定的地域色彩。两句中一“滞”一“淹”，透出游子外出时间之久与思妇长期盼归之切，而前者重在表现客观条件所造成的阻碍，后者重在表达思妇内心的感受，在相似中有不同的侧重点。
三四两句写深秋景色。上句是思妇捣衣时眼中所见之景。亭皋，水边平地，暗切思妇所在的江南。“木叶下”化用《楚辞·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意境，暗透思妇在秋风起而木叶下的季节盼望游人归来而“目眇眇兮愁予”的情景。下句是思妇心中所想之景。陇首，即陇头，系游人滞留之地。陇首或陇头的意象，在南北朝诗赋中常与游子的飘荡相联系，此处即泛指北方边塞之地。思妇由眼前“亭皋木叶下”的深秋景象，联想起丈夫所在的陇首一带，此刻也是秋云飘飞的时节了，想象中含有无限思念与体贴。“秋云飞”的意象，不但明点秋令，而且象征着游子的飘荡不定（浮云常被用作游子的象喻）。这一片飘荡无依的“秋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自己的故乡呢？两句一南一北，一女方一男方广，一实景一悬想，不但对仗工整，形象鲜明，而且由于意象富于蕴涵，能引发多方面的联想。表面上看，似单纯写景，而思妇悲秋叹逝、怀念远人的感情即寓其中，意绪虽略带悲凉，而意境疏朗阔远。《粱书》本传说：“恽少工篇什，为诗云：‘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王元长（融）见而嗟赏。”可见它在当时就被视为警语佳句。
五六句由第四句的驰神远想收归眼前近景：“寒皋夕鸟集，思牖草虫悲。”在呈现出深秋萧瑟凄寒景象的皋圃中，晚归的鸟儿聚集栖宿；思妇的窗户下，唧唧的秋虫在断续悲鸣。“寒”点秋令，也传出思妇凄寒的心态；夕鸟之集，反衬游人不归；草虫悲，正透出思妇内心的悲伤。所见所闻，无不触绪增悲。
最后两句是思妇的内心独白：眼下已是木叶纷飞的深秋，等到裁就寒衣，寄到远在千里之外的陇首塞北，那里已是春回大地，应当穿上春装了，哪里能及时见到我寄去的御寒的冬衣呢？这一设想，不仅显示了南北两地的遥隔，而且透露出思妇对远人的体贴与关切，将捣衣的行动所包含的深情蜜意进一步表现出来了。
诗题为“捣衣”，但跟前面所引的谢惠连的《捣衣诗》具体描绘捣衣劳动的写法不同，除结尾处略点寄衣之事外，其它六句几乎不涉捣衣本题，表面上看似有些离题。实则首联揭出游人之淹滞远方，为捣衣之由，中间两联写景，为捣衣时所见所想，仍处处关合题目。只是此篇旨在抒写捣衣的女子对远人的思念、体贴，对捣衣劳动本身则不作正面描写。这种构思，使诗的意境更为空灵，也更富抒情色彩。
该诗的第一、二句诗人以写实的手法描写了一位两鬓斑白的“京师旧乐工”，第三、四句诗人歌颂了老乐工不忘故国礼乐的深情。这首诗既具有缘事而发的现实性，又蕴含着作者御敌复国的心愿，思想内容深刻感人。诗人在诗中连用古代乐舞术语，表达了他的“复古之心”。
这首诗既具有缘事而发的现实性，又蕴含着作者御敌复国的心愿。虽然此诗的题注直接与乐舞有关，但诗本身却不是引导人们去观赏什么轻歌曼舞，而是启迪人们去进行历史的回顾。所以演员出场前毋庸描写“整顿衣裳起敛容”（白居易《琵琶行》）的过程，上场后观众看到和听到的也不是婆娑舞姿和婉啭歌喉，而是“紫袖当棚雪鬓凋”，原来台上是一位毛发脱落两鬓雪白的老者。题注告诉读者，“真定舞”者系“京师旧乐工”。不言而喻，京师的乐工之所以从中原来到朔方，是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破汴京，掠走徽钦二帝连同宗室、后妃、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人众。无疑此诗中的“紫袖”也是“靖康之变”的受难者。从靖康二年（1127年）到范成大使金的乾道六年（1170年），已整整四十三年。当年即使是“破瓜年纪小腰身“（宋谢幼槃词）的名优达伎，至今也差不多是年近六旬的老人了。所以“雪鬓凋”即是诗笔，也是写实，很耐人寻味，感慨良深。
这里以“紫袖”代表“真定舞”者。因为中国许多诗赋中，仙女被通“紫妃”，这里以“行头”代替舞者，意为四十多年前天仙般的舞伎，如今已经鹤发凋零了。
“曾”这个副词，在这首诗中不仅表示时间，主要是使第一、第二句的意脉紧密相连，两者的主体都是“紫袖”，别看眼前台上的这位舞者鬓白发凋，当年也是上过大场面的，曾伴随着广乐和云韶翩翩起舞。广乐和云韶原是神仙和天子的音乐，如今由“虏乐”取而代之，这就意味着民族的灾难和王朝的更迭，这是作者难以忘怀和不堪忍受的国耻。此次使金就是要为民族和朝廷争一口气。所以作者的醉翁之意不在舞裙歌扇，而是无时无刻不在虑及国家的兴亡。此诗中对广乐和云韶的津津乐道，其原因正在于此。
这首绝句中最难理解的是第三句“老来未忍耆婆舞”。有一种注解说“耆婆”亦作“岐婆”，“耆婆舞”就是“胡妇”、“番婆”的“胡”舞。但根据《礼·曲礼上》和《国语·吴语》的有关记载和注释，“耆婆”就是六十岁的老婆婆，没有“胡妇”的意思，即使外来意，称其为名医，也不含贬意。上述耆婆即岐婆的解释，或许是因为耆、岐同音的缘故。联系第一句的“雪鬓凋”，追溯一下舞者的经历，再细审当句中的“未忍”二字，这样联想起杜甫《忆昔二首》其二中“宫中圣人奏云门……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的诗句。杜甫诗中既有“云门”又有“耆旧”的用语。范成大写《真定舞》一诗时，不一定想到杜甫的这首诗，但两首诗的题旨却不无相通之处，用古人的话说： “此痛乱离而思兴复也……道路尽为豺狼，宫中不奏云门矣。乱后景象，真有不忍言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三）在古人看来，法度及正声乐舞的存亡，关乎社稷的兴废。安史之乱后，唐朝社会豺狼当道，宫中不奏云门。为此杜甫以中兴事业望诸代宗。范成大的心情与杜甫相类似，在他使北途中，从临安至幽燕，亲眼看到“虏乐悉变中华”，这与“隆兴议和”后宋孝宗对金人处处退让、完全失去了恢复中原的锐气有关联。像杜甫期望唐代宗中兴一样，南宋朝野的抗金派人士多么希望孝宗皇帝起用抗战派收复河山、中华大地处处重奏“高平曲破”。这些话范成大自然不敢公开说出，只得象杜甫一样借盛世乐舞，寄托其婉讽之意。这是从作者方面来说。从舞者方面来说，一个年届六十的老人，本已不忍耆婆之舞，但是紧接下去第四句“黄钟”大吕的洪声促拍，恰合当年的“云门”之舞，即使老境已至、鬓发凋零，依然“尚舞高平曲破”。作者所激赏的正是“京师旧乐工”的这种不忘故国礼乐的深情。
如上所述，此诗的思想内容是相当深刻感人的，范成大在诗中罗列古代乐舞术语，借以表达他的“复古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