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一首写周宣王忧旱祈雨的诗。是所谓“宣王变《大雅》”的第一篇（其他五篇是《大雅·崧高》、《大雅·烝民》、《大雅·韩奕》、《大雅·江汉》和《大雅·常武》）。

　　全诗八章，每章十句。一、二两章写祭神祈雨。正是需雨的时节，然而日日骄阳似火，禾稼死亡，田地龟裂，人畜缺水。这当儿，人们是多么盼望老天降落一场甘霖啊！可是仰望苍穹。毫无雨征（古人常夜间观天象以察云雨）。“倬彼云汉，昭回于天”，星河灿烂，晴空万里，夕夕如此。内心焦灼的诗人于是发出了“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何”的慨叹。无神不祭。无牲不用，礼神的玉器也用尽了，然而神灵们却不闻不问，毫无佑助之意。这苍天啊，好像真的是把降雨的事儿抛在脑后，彻底忘掉了；或许人们得罪了他，他在有意地惩罚人们。三、四两章写大旱的不可解除，主要表达了畏旱之情。“旱既大甚，则不可推”，“旱既大甚，则不可沮”，凶暴狂猛的旱灾如洪水猛兽，无法推开，无法阻拦，使“周余黎民，靡有孑遗”，造成了无法收拾的严重局面。再继续下去，将国祚难永。然而“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意谓：群公先正，我常雩祭以祈谷实，现在却不助我以兴云雨；至于父母先祖，尤一体之所亲，一气之所感，为什么也忍心看我遭此祸而不救呢？五章写旱魃继续肆虐。山原秃而河湖干，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块让人无法生存下去的土地。“昊天上帝，宁俾我逐”，老天似乎是要迫使人们离开此地，他是不想让人安居了。六章述失望痛苦之余的反思。也不是祭神不及，也不是对众神不恭敬，细细思量，确实没有什么罪愆，那又为何降灾加害呢？七章叙君臣上下因忧旱而困窘憔悴。末章周王著力鞭策，希望臣子们“无弃尔成”，继续祈祷上苍。最后仰天长号，以亟求天赐安宁作结。

　　统观全诗，作者对这次持久难弭的灾祸从旱象、旱情、造成的惨重损失及所引起的心理恐慌等方面作了充分的描写。这场大旱就是死亡之神的降临，可以摧毁一切，消灭人类。在那个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时代，它会造成怎样的人间灾难，是不难想像的。这首诗在写宣王忧旱的同时，也写了他的事天之敬及事神之诚。在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极其有限的西周末期，面对无法战胜的灾害，对虚无飘渺的天帝和神灵产生敬畏乞求心理，也是不难理解的。今人自然不能以现代科学主义的观念和标准来苛责古人。

　　这首诗兼叙事抒情于一体，在艺术上值得称道的有两点：一是摹景生动；二是夸饰手法的运用。“倬彼云汉，昭回于天”，夜晴则天河明，此方旱之象。“昭回于天”又暗示出仰望之久。久旱而望甘霖者，己所渴望见者无，己所不愿见者现，其心情的痛苦无奈可想而知。毫无雨征，还得继续受此大旱之苦，于是又顺理成章地推出“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何”四句。所以开篇这摹景之句不仅写出了方旱之象，同时也表达了诗人的心情，并生发出下文，是独具匠心、富有艺术魅力的诗句，因而孙鑛称赞这首诗的起首“最有风味”（陈子展《诗经直解》引）。“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这场大旱使周地变成了不毛之地，无水之区。山空川涸，禾焦草枯，畜毙人死，大地就像用火烧燎过一样，没一点生气，没一点活力。“涤涤山川”、“如惔如焚”可谓写尽旱魔肆虐之情状，同时也传达出诗人面对这种毁灭性灾害的痛苦、焦灼之情。王夫之《姜斋诗话》云：“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情中景，景中情。”这几句诗虽然称不上“妙合无垠”，但做到景中含情、景中寓情却是很明显的。

　　诗中“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二句早在战国时代就被孟子认为是夸饰之辞的典范，备受后世批评家的关注。这两句是用夸张的艺术手法，以突出遭旱损失的惨重。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指出夸张的修辞虽然言过其实，但因为能通过形象的夸张来传难写之意、达难显之情，所以在文学作品中有它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确实，“靡有孑遗”四字，所述虽非事实，但却突出了旱情的严重，是反映真实，并且凸现了真实的传神之笔。

　　这首诗首句点明作者与朋友喝酒的地点与环境；次句以反复手法渲染开怀畅饮的场面；三句运用陶渊明的典故，写自己喝醉请对方自便；末句婉订后约，相邀改日再饮。此诗表现了一种随心所欲、恣情纵饮、不拘礼节的人生态度，展现出一个具有高度个性化、超凡脱俗的艺术形象。全诗在语言上词气飞扬，体现出歌行的风格。

　　李白饮酒诗特多兴会淋漓之作。此诗开篇就写当筵情景。“山中”，对李白来说，是“别有天地非人间”的；盛开的“山花”更增添了环境的幽美，而且眼前不是“独酌无相亲”，而是“两人对酌”，对酌者又是意气相投的“幽人”（隐居的高士）。此情此境，事事称心如意，于是乎“一杯一杯复一杯”地开怀畅饮了。次句接连重复三次“一杯”，采用词语的重复，不但极写饮酒之多，而且极写快意之至。读者仿佛看到那痛饮狂歌的情景，听到“将进酒，杯莫停”（《将进酒》）那样兴高采烈的劝酒的声音。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由于贪杯，诗人李白的朋友喝得大醉，就告诉李白“我已经喝醉，想要睡了，你回去吧！明天你若还觉得有意的话，就请顺便抱只琴来！”“我醉欲眠卿且去”的典故出自晋代伟大诗人陶渊明。《宋书》记载，陶渊明不懂音乐，但是家里收藏了一把没有琴弦的古琴，每当喝酒的时候就抚摸古琴，醉了就和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我醉欲眠卿且去，几乎用陶潜的原话，表现出一种天真超脱的风度。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山中与幽人对酌》，在艺术表现上也有独特的所在。盛唐时期，绝句已经格律化。而李白的《山中与幽人对酌》却不迁就声音格律，语言上又有飞扬的气魄，有古代歌行的风格。

　　诗的艺术表现也有独特之处。盛唐绝句已经律化，且多含蓄不露、回环婉曲之作，与古诗歌行全然不同。而此诗却不就声律，又词气飞扬，一开始就有一往无前不可羁勒之势，纯是歌行作风。惟其如此，才将那种极快意之情表达得酣畅淋漓。这与通常的绝句不同，但它又不违乎绝句艺术的法则，即虽豪放却非一味发露，仍有波澜，有曲折，或者说直中有曲意。诗前二句极写痛饮之际，三句忽然一转说到醉。从两人对酌到请卿自便，是诗情的一顿宕；在遣“卿且去”之际，末句又婉订后约，相邀改日再饮，又是一顿宕。如此便造成擒纵之致，所以能于写真率的举止谈吐中，将一种深情曲曲表达出来，自然有味。此诗直在全写眼前景口头语，曲在内含的情意和心思，既有信口而出、率然天真的妙处，又不一泻无余，故能令人玩味，令人神远。

　　此诗的语言特点，在口语化的同时不失其为经过提炼的文学语言，隽永有味。如“我醉欲眠卿且去”二句明白如话，却是化用一个故实。《宋书·隐逸传》：“（陶）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此诗第三句几乎用陶潜的原话，正表现出一种真率脱略的风度。而四句的“抱琴来”，也不是着意于声乐的享受，而重在“抚弄以寄其意”、以尽其兴，这从其出典可以会出。

　　这是一首明确被指认为的悼亡诗，是李商隐悼念其亡妻王氏的诗。大中五年（851年）春夏间王氏病重至死，李商隐罢官归京时竟未见爱妻最后一面，房中唯有王氏生前弹奏的锦瑟。物在人亡，睹物增悲。哀悼之情中致以身世之慨，沉痛感人。

　　“蔷薇泣幽素，翠带花钱小。”蔷薇枝条细长柔软，有如绿色的衣带，圆圆的小花又有如衣带上的钱纹；素淡的花朵混动着晶莹的露珠，仿佛正在哭泣流泪一般，给人幽冷之感。除幕归来，但见往日非常逗人喜爱的蔷薇，如今也和自己一样无精打彩，流淌泪珠，凄凄楚楚，打迭不起精神来。爱妻亡故，诗人把自己哀愁的情感，无意中移到庭院的蔷薇，使本无情感的花朵也染上了哀伤的色彩，创造出一种凄怆悲凉的氛围。再说，蔷薇细长柔嫩的枝条，也使诗人联想起王氏织有钱纹的绿色衣带，使他仿佛又见到王氏的倩影丽姿。然而，妻已亡故，庭院的景物只能加深他的悲哀。首句“泣幽素”三字，已为全篇定下凄凉冷艳的基调。“娇郎痴若云，抱日西帘晓。”首两句帘外，这两句由帘外写到帘内，由花而人。日高帘卷，娇儿幼小无知，还不懂得失母之哀，只是无忧无虑地抱枕而眠。诗人《杨本胜说于长安见小男阿衮》有“失母凤雏痴”，也以“痴”状小儿失母的无知。此诗“痴”字后缀以“若云”——像云雾一样迷离恍惚，更见小儿的不懂事。这里，以小儿的不能为大人分忧加倍写出大人之忧，这种写法，与韦应物悼亡诗《出还》所云“幼女复何知，时来庭下戏”同一机杼。首二句以素花同愁渲染，次二句以娇郎无知反衬，一帘外一帘内，从不同角度写出妻亡之悲。

　　次四句写内室的枕、簟。人亡物在，睹物生悲。“枕是龙宫石，割得秋波色。”龙宫石，传说为龙女所有。诗人《西溪》：“凤女弹瑶瑟。”诗人极爱妻子，故以龙女或凤女加以比拟。“秋色”，形容女子明亮的眸子。李贺《唐儿歌》：“一双瞳人剪秋水。”此诗“割”字似受其影响，且更生新。枕石如明眸，比喻亦新奇。睹枕如见亡妻双眸，炯炯明亮，含情脉脉，仿佛正在和自己交流情感，仿佛正在用眼神说话。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诗人不能不倍感凄怆伤怀。“玉簟失柔肤，但见蒙罗碧。”簟席上已不见王氏的玉体，只有一床翠绿的罗衾在上而已。可以想见，孤灯长夜，诗人多少次在梦中与王氏相见，“背灯独共余香语，不觉犹歌《起来夜》”（《正月崇让宅》），不仅与她留下的余香共语，而且仿佛听见她的歌声。然而一梦醒来，玉簟罗碧依旧，伊人已杳，孤独凄凉，何其难堪。这四句，一得一失，得非真得，失为真失，以非真得衬真失，更见惨痛。

　　“忆得前年春，未语含悲辛。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想起前年春天，当时王氏一语未出，脸已带悲辛之容，现在看来，并非事出无原，原来她那时已经预感将不久于人世，自己却是那样粗心，竟然没能觉察出来。今日忆及前事，真是后悔莫及。徐幕归来，人已不见，但睹伊人平日喜爱的锦瑟而已。“长”，久；“锦瑟”之长，正见人生之短、王氏年寿之短，见瑟思人，愈感铭骨悲痛。此四句一昔一今，一人一物，写昔事更见今情的悲怆，物长在而人已亡更见感伤。

　　“今日涧底松，明日山头蘖。”“涧底松”，语出左思《咏史》其二：“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以涧底松喻有才能而地位低下、困穷的士人。李商隐浮沉仕途，一生坷坎，故亦有此叹。黄蘖味苦，古乐府常以双关手法，以黄蘖隐指苦，如：“黄蘖向春生，苦心随日长。”此诗“山头蘖”，有苦辛日长之意。这两句看似诗人自叹身世，实则仍与悼亡有关。诗人与王氏结婚十四年，伉俪情笃。王氏是李商隐生活中的伴侣，更是他生活中最大的知己。李商隐在政治上屡遭挫折和打击，而王氏能相濡以沫，与之分忧，给诗人莫大的慰藉。商隐应试落第，王氏便捎信安慰他，故诗人有诗云：“锦长书郑重，眉细恨分明”（《无题》）。如今王氏已不在人世，在险恶的人生道路中，又有谁能给他以温暖，又有谁能和他同济风雨!念及此，诗人就不能不感到来日苦多了。今日苦辛，明日更加苦辛，这一切都由王氏亡故所引起，写的虽然是己身的不幸，用意却在悼亡。最后两句，“愁到天地翻，相看不相识。”为设想之辞。汉乐府《上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天地翻”，极写其愁，此一；二，即使天翻地覆，亦不与君绝，反用《上邪》之意，真可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现在是一死一生，将来在天国，或在来世，该会有相见的一天吧！不过，沧海桑田，宇宙茫茫，即使相逢，也不一定相识。归来“人不见”，将来“不相识”，将悲愁又翻进一层。钱良择评这两句说：“设必无之想，作必无之虑，哀悼之情，于此为极。”这四句一今日一明日，一现实一未来，明日、未来所设想的愁苦，无疑加深了今日现实的愁苦。明日未来为虚拟，今日现实为实写。人们在悲愁已极时常将希望寄于未来，寄于来世，在诗人看来，未来与来世无希望可言，真是愁绝。

　　人亡物在，借物寄慨，在悼亡诗中很常见。潘岳《悼亡诗》云：“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沈约《悼亡》云：“帘屏既毁撤，帷席更施张。游尘掩虚座，孤帐覆空床。”李商隐此诗也不例外，触物生情，最为感伤。但此诗和潘、沈二诗也有不同处。潘、沈二诗用笔直朴，颇有古风。此诗“玉簟”、“罗碧”等语，冷中有艳，意象鲜明。此诗的枕、簟与潘诗的“帏屏”、“翰墨”，沈诗的“帘屏”、“帷席”等都与各自的亡妻有关，但商隐不仅写了物，而且由枕联想到王氏的眼神（秋波），由簟写及王氏的体态（柔肤），亡妻的形象具体，历历在目，较潘、沈二诗似有情韵。结构上，“已不见”是其主旨，“泣幽素”定其基调。先空间后时间，空间则先室外后室内；时间则先眼前后往昔，接着又是眼前，最后写未来。全诗十六句，四句一转韵，为一节；每节悼亡的角度不尽相同，但相互关联、补充。如前所述，一节之中又有两层安排得极为巧妙的意思，或正或反，或得或失，或今或昔，或虚或实，以反写正，以得写失，以昔写今，以虚写实，环环相扣，脉络清晰可按。

　　“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参破？”起得很有气魄，开门见山，向迷恋仕途的人提出了严重警告：你们知道吗，在仕途上追逐功名利禄的人如同坐在一辆载重的下坡车上一样，随时可能摔得车毁人亡，个中危险谁看破了。首句运用比喻，准确切贴，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紧接的三句全是为首句作注脚。第二句“惊险谁参破”，实际意思是说谁也没有参破。为了让这些迷恋官场的痴人惊醒，三四句就用事实来说话：“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 ”两句十个字，是充满血和泪的总结，是对元代官场的险恶的真实概括。贯云石的祖父阿里海涯是元初平宋统一全国的重要功臣之一。公元1286年在授给他高官后不久，元世祖忽必烈“遣要束木钩考荆湖行省钱谷”（《元史·世祖本纪》），要从“贫贿”入手整垮这位开国功臣，他被逼自杀了。桑哥主持朝政, 百官动辄得咎，他“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言者即诬以他罪而杀之。”和贯云石同朝为官的权臣铁术迭儿，“蒙上罔下，蠢政害民”、“恃其权宠，乘间肆毒，睚眦之私，无有不报”（《元史奸臣传》），将不少正直的官员杀害了。这是全曲的第一层意思，写官场的险恶，虽占篇幅较多，但还不是作品的主旨所在。

　　“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是第二层；点明全曲主旨。“风波”：指“竞功名”的政治生活。宋代邵雍曾隐居河南苏门山中，题所居为“安乐窝”。后世遂以安乐窝代指隐居安逸的生活。全句说，这一切怎么比得上我躲避政治斗争、辞官归隐。全曲集中笔昙描绘“竞功名”的危险，是为了同“安乐窝”的生活构成鲜明对比。同“玉堂臣”比，隐逸生活是闲适美好的；同“遭残祸”比，隐逸生活是安全幸福的。这样描写，就使作品所肯定的生活具有强烈的吸引人的力量。

　　这首散曲在艺术上的鲜明特点是把歌颂隐逸生活同大胆揭露官场险恶结合起来写，语言泼辣，道理透彻，使作品具有一定的批判力量，抵消了消极情调，显示出豪迈的风格。

　　这首诗将行役之人的羁愁客思，种种难以描摹的心境，写得如感如见，显露行人对行役的厌倦，其中暗含仕途不甚得意的愁怨之情。

　　所以此诗开头一句采用了迂回的构思，从行旅中随手拈来两个比譬。秋天的池水是清冷的，而行人的神情比这池水更清冷。秋天的景色是凄凉淡漠的，而行人的神情比秋景更加凄凉淡漠。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比喻，而是进一步把两类毫不相干的事物作比较，行人的神情可以和秋景较短量长，只因为它们在凄凉冷漠这一点上有共同之处。这一比较，不仅渲染了“行色”的特征，而且让隐隐的写出了这“行色”体会到了行人的内心。

　　接下去“远陌”一句补充点出了行旅的具体环境。长长的小路，刚走到尽头，却发现到了河边渡口。这具体鲜明的情景，是诗人旅途奔波的概括，它暗示了行人的孤独寂寞，暗示了旅途奔波的辛苦和不知归宿何处的茫然。这是对上一句的补充，更是对“行色”的加重渲染。就全诗的构思而言，这一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点明了诗中所写，乃是羁旅行愁，而不是其他什么别的内容。有了这一句，上一句才有着落，而后面两句也才有了生发的基础。

　　诗的后二句，还是从侧面烘托。意思是说，幸好这行色画不出来，若能画出，一定会使人一生发愁。本来，绘画可以画出人的表情，但是在诗人看来，“行色”所反映的内心的凄苦黯淡，无法通过绘画来表现。要注意的是，这里并不是对绘画的功能作判断。

　　从一方面看，作者认为绘画不能表现这种“行色”，似乎是说绘画之所短；而从另一方面看，诗人的意图却是借绘画之所长来渲染行愁之重。绘画形象具体直观，假如把这行愁再现出来，将使人不胜其愁。这是以形式上的否定，来肯定行愁之重。简单两句中包含了形式与内涵，否定与肯定相反相成的妙趣，留下驰骋想象的空间，避免了正面用笔的重拙滞涩，足见构思之巧妙。

　　这首诗全从侧面用笔，实处让人体会到行人心情的凄凉冷漠，感受到行愁之沉重，虚处则含蓄不尽，余意悠长。空灵而不空虚，正是其艺术魅力之所在。此诗在宋代享有很高声誉，先是被司马光载入《温公续诗话》，诗人张耒认为此诗“甚工”，以致司马光“不敢以父子之嫌废也”。后来司马池之孙司马宏又把此诗刻于石上，张耒为作记，又借梅尧臣论诗句名评云：“诗之工者，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此诗有焉。”（《张右史文集》卷四十八《记行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