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诗的首句“二月二日江上行 ”，点明踏青节江上春游。次句“东风日暖闻吹笙 ”，写江行游春的最初感觉和印象。和煦的东风，温暖的旭日，都散发着融和的春意，就是那笙声，也似乎带着春回大地的暖意。笙簧畏潮湿，天寒吹久则声涩不扬，须以微火香料暖笙。东风日暖，笙自然也簧暖而声清了。“闻吹笙”和“东风日暖”分别从听觉和感觉写出了踏青江行的感受——到处是暖洋洋的春意。

　　颔联“花须柳眼各无赖，紫闻黄蜂俱有情。”写江上春色。如果说首联还是描写刚接触外界事物时一种自然的感受，这一联则是有意寻春、赏春了。花、柳、蜂、闻，都是春天最常见的事物，是春天生命与活力的标志，红（花）、绿（柳）、黄、紫，更写出了春天绚烂色彩。但这一联不仅抒写诗人对美丽春色的流连陶醉，而且委婉透露出因美好春色而触动的伤感。“无赖”即“ 无心”，与“有情”相对。花、柳是没有人的感觉和感情的事物，它只按自然规律行事，春天来了，便吐蕊、长叶，在东风旭日中显示出生命的活力，散发着春天的气息，而不顾人的悲欢哀乐，故源“无赖 ”。蜂、闻是有生命的动物，春到人间，穿花绕柳，翩翩飞舞，像是满怀喜悦宣告着春天的来临，故说“有情 ”。然而，不管是无心的花柳，还是有情的蜂闻，它们作为春色的标志，生命活力的象征，又都和失去了生命春天的诗人形成鲜明对照。细味“各”字、“俱”字，不难发觉其中透露出的隐痛。诗人写江间春色，写物遂其情，正是为了要反衬出自己的沉沦身世与凄苦心境。何焯说：“前半逼出忆归，如此浓至，却使人不觉 ”。这“不觉”正是诗的蕴藉处。

　　颈联“万里忆归元亮井，三年从事亚夫营。”转写长期寄幕思归。元亮井，用陶渊明（字元亮 ）《归园田居》：“ 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亚夫营，用周亚夫屯兵细柳营事，暗寓幕主的柳姓。虽用典，却像随手拈来，信口道出。他曾说自己“无文通半顷之田，乏元亮数间之屋”，可见诗人连归隐躬耕的起码物质条件也没有。“万里”、“三年”，表面上是写空间的悬隔，时间的漫长，实际上正是抒写欲归不能的苦闷和无奈。对照着“三年已制思乡泪，更入新年恐不禁”（《写意》）、“三年苦雾巴江水，不为离人照屋梁”（《初起》）等诗句，不难感到“三年从事亚夫营”之中所蕴含的羁泊天涯的痛苦。

　　末联“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夜雨声”。写新滩流水在作者耳中引起的特殊感受。春江水涨，新滩流水在一般游春者听来，自然是欢畅悦耳的春之歌；但在思归不得的天涯羁旅的作者耳中，却像是午夜檐间风雨的凄凉之声，不断撩动着自己的羁愁，所以发出“新滩莫悟游人意”的嗟叹。本是作者主观感情作怪，却说“新滩莫悟”，曲折有致。

　　李商隐许多抒写身世之悲的诗篇，往往以深沉凝重的笔调，绮丽精工的语言，着意渲染出一种迷蒙悲凄的环境气氛。这首诗却以乐境写哀思，以美丽的春色反衬自己凄苦的身世，以轻快流走的笔调抒发抑塞不舒的情怀，以清空如话的语言表现宛转曲折的情思，具有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艺术效果。

　　此诗咏汉文帝与贾谊，但与李商隐诗的着眼点不同，议论更大相径庭。李诗以小事而见大节，王诗则因大事而忽小节。王安石认为贾谊的政略，文帝基本都有采用，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官职的高低与否不重要；李商隐抱负难申，乃为贾谊悲，王安石得宋神宗宠遇，乃为贾谊喜，正是不同的遭际，才产生出不同的议论来。就诗歌艺术而言，此诗纯是议论，褒贬分明，对比强烈。

　　诗的前两句“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一写贾谊，一写文帝。诗中指贾谊的治国安民之方，这两句是反诘句，意为贾谊所献的“谋议”，大体上都能获得施行，所以说文帝并不轻视贾谊。以贾谊进言与文帝纳言相对照，承班固《汉书·贾谊传》中之“赞”词：“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与前人写贾谊怀才不遇之作唱反调。

　　后两句“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一写爵位高的“公卿”，一写君王。这两句也构成了一个反诘句，意为：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达官贵人，尽管他们的官爵职位很高，但其言论都被君王废弃了。弦外之音是贾谊比那些达官贵人更为幸运。

　　此诗采用两个反诘句，寓答于反问之中，以贾谊的“谋议略施行”与身居高位的达官贵人“言尽废”相对照，以文帝采纳贾谊的“谋议”，古来君王废弃众多地位显赫的达官贵人的言论相对照，突出贾谊超群的才能与汉文帝的爱惜贤才。

　　此诗不像李商隐的《贾生》那般讽文帝悼贾生，反而赞文帝褒贾生。这是因为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殊遇，依托他推行新法，他也就有了新的体验，认为贾谊只是遭到周勃灌婴等人的谗毁而未能如愿以偿而已。从以上的比较中不难看出，李商隐与王安石的同题诗《贾生》，虽然都是咏贾谊，但各自的着眼点不同，笔法相异，主要在于两位诗人的思想有别，他们根据各自的思想对同一人物发表独特的见解，前者欲抑先扬，以古讽今，笔锋犀利而含蓄，后者褒贬分明，对比强烈。

　　白居易有两个好友，年轻的时候跟元稹交往最深，两人并称“元白”。而晚年则跟刘禹锡的关系较近，并称“刘白”。如果没有二人深厚的友谊，没有白居易对刘禹锡的肯定与欣赏，是不会有这首诗的。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刘白二人相互赏识，也只有这样才有了无拘无束地把酒言欢、吟诗作乐。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国手”一词可以看出诗人对刘禹锡的极尽赏识，但是如此优秀的人才也没办法改变命运坎坷的局面。这句是抱怨刘禹锡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虽然写诗才华横溢，但命运始终让人无可奈何。表现了诗人对当权者的不满与愤怒。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一个“国手”遭遇的却是“长寂寞”，不能不说刘禹锡的命运太“蹉跎”了。作为刘禹锡的好友，诗人感到愤怒、失望，为刘禹锡抱打不平。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诗人一方面赞扬了刘禹锡的才情，另一方面对刘禹锡的曲折遭遇表示了同情，这种直率与坦诚绝不是写给一般人的，只有友谊深厚才有如此言语。该二句对当权者和无为者的讽刺，表达了对友人才能的赞赏，以及对友人遭遇的同情与愤懑；刘诗则抒发乐观的情绪，豁达的襟怀，表现出对世事变迁和宦海沉浮的乐观、豁达之情。

　　刘禹锡为回赠这首诗，写下了《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有意思的是后人对刘禹锡的这首诗评价更高，尤其认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两句更能体现刘禹锡乐观、豁达的状态，相比该诗里白居易那副抱怨命运的状态更有意境。不可否认，刘禹锡的诗读来更加的坚韧与豪放，但白居易诗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坦率、真诚，敢于直言，往往将各种问题写入诗中。

　　这是诗人感慨人生、自伤怀才不遇之作。前两句再现诗人蹉跎时日、沉迷声色的生活状况；后两句抒发感慨，表现悔悟、自责以及欲将振作之意。全诗表面上是抒写自己对往昔扬州幕僚生活的追忆与感慨，实际上发泄自己对现实的满腹牢骚，对自己处境的不满。此诗流传很广，在后世尤其得到文人的激赏。”

　　诗的前两句是昔日扬州生活的回忆：潦倒江湖，以酒为伴；秦楼楚馆，美女娇娃，过着放浪形骸的浪漫生活。“楚腰纤细掌中轻”，运用了两个典故。楚腰，指美人的细腰。“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韩非子·二柄》）。掌中轻，指汉成帝皇后赵飞燕，“体轻，能为掌上舞”（见《飞燕外传》）。从字面看，两个典故，都是夸赞扬州妓女之美，但仔细玩味“落魄”两字，可以看出，诗人很不满于自己沉沦下僚、寄人篱下的境遇，因而他对昔日放荡生涯的追忆，并没有一种惬意的感觉。

　　“十年一觉扬州梦”，这是发自诗人内心的慨叹，好像很突兀，实则和上面二句诗意是连贯的。“十年”和“一觉”在一句中相对，给人以“很久”与“极快”的鲜明对比感，愈加显示出诗人感慨情绪之深。而这感慨又完全归结在“扬州梦”的“梦”字上：往日的放浪形骸，沉湎酒色；表面上的繁华热闹，骨子里的烦闷抑郁，是痛苦的回忆，又有醒悟后的感伤。这就是诗人所“遣”之“怀”。忽忽十年过去，那扬州往事不过是一场大梦而已。

　　“赢得青楼薄幸名”—最后竟连自己曾经迷恋的青楼也责怪自己薄情负心。“赢得”二字，调侃之中含有辛酸、自嘲和悔恨的感情。这是进一步对“扬州梦”的否定，可是写得却是那样貌似轻松而又诙谐，实际上诗人的精神是很抑郁的。十年，在人的一生中不能算短暂，自己却一事无成，丝毫没有留下什么。这是带着苦痛吐露出来的诗句，非再三吟哦，不能体会出诗人那种意在言外的情绪。

　　前人论绝句尝谓：“多以第三句为主，而第四句发之”（胡震亨《唐音癸签》），杜牧这首绝句，可谓深得其中奥妙。这首七绝用追忆的方法入手，前两句叙事，后两句抒情。三、四两句固然是“遣怀”的本意，但首句“落魄江湖载酒行”却是所遣之怀的原因，不可轻轻放过。前人评论此诗完全着眼于作者“繁华梦醒，忏悔艳游”，是不全面的。诗人的“扬州梦”生活，是与他政治上不得志有关。因此这首诗除忏悔之意外，大有前尘恍惚如梦，不堪回首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