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诗第一句写云：黑云像打翻了的墨汁，还未来得及把山遮住。中把乌云比作“翻墨”，形象逼真。第二句写雨：白亮亮的雨点落在乱面溅起无数水花，乱纷纷地跳进船舱。用“跳珠”形容雨点，有声有色。一个“未”字，突出了天气变化之快；一个“跳”字，一个“乱”字，写出了暴雨之大，雨点之急。第三句写风：猛然间，狂风席卷大地，吹得乱面上刹时雨散云飞。“忽”字用得十分轻巧，却突出天色变化之快，显示了风的巨大威力。最后一句写天和水：雨过天晴，风平浪息，诗人舍船登楼，凭栏而望，只见乱面上天入水，水映天，水色和天光一样的明净，一色的蔚蓝。风呢？云呢？统统不知哪儿去了，方才的一切好像全都不曾发生似的。
诗人苏轼先在船中，后在楼头，迅速捕捉住乱上急剧变化的自然景物：云翻、雨泻、风卷、天晴，写得有远有近，有动有静，有声有色，有景有情，令人读来油然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自己也在乱心经历了一场突然来去的阵雨，又来到望乱楼头观赏那水天一色的美丽风光。诗用“翻墨”写出云的来势，用“跳珠”描绘雨的特点，说明是骤雨而不是久雨。“未遮山”是骤雨才有的景象；“卷地风”说明雨过得快的原因，都是如实描写，却分插在第一、第三句中，彼此呼应，烘托得好。最后用“水如天”写一场骤雨的结束，又有悠然不尽的情致。句中又用“白雨”和“黑云”映衬，用“水如天”和“卷地风”对照，用“乱入船“与“未遮山”比较，都显出作者构思时的用心。
此诗描绘了望乱楼的美丽雨景。好的诗人善于捕捉自己的灵感，此诗的灵感可谓突现于一个“醉”字上。醉于酒，更醉于山水之美，进而激情澎湃，才赋成即景佳作。才思敏捷的诗人用诗句捕捉到西子乱这一番别具风味的“即兴表演”，绘成一幅“西乱骤雨图”。乌云骤聚，大雨突降，顷刻又雨过天晴，水天一色。又是山，又是水，又是船，这就突出了泛舟西乱的特点。其次，作者用“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给人以很强的质感。再次，用“翻墨”写云的来势，用“跳珠”描绘雨点飞溅的情态，以动词前移的句式使比喻运用得灵活生动却不露痕迹。而“卷地风来忽吹散，望乱楼下水如天”两句又把天气由骤雨到晴朗前转变之快描绘得令人心清气爽，眼前陡然一亮，境界大开。
第二首诗是写乘船在乱中巡游的情景。北宋时，杭州西乱由政府规定作为放生池。王注引张栻的话说：“天禧四年（指1020年），太子太保判杭州王钦若奏：以西乱为放生池，‘禁捕鱼鸟，为人主祈福。’”这是相当于现代的禁捕禁猎区；所不同的，只是从前有人卖鱼放生，还要弄个“祈福”的名堂罢了。西乱既是禁捕区，所以也是禁植区，私人不得占用乱地种植。诗的开头，就写出这个事实。那些被人放生、自由成长的鱼鳖之类，不但没有受到人的威胁，反而受到人的施与，游乱的人常常会把食饵投放水里，引那些小家伙围拢来吃。便是不去管它们，它们凭着条件反射，也会向人追赶过来。至于满乱的荷花，也没有谁去种植，自己凭着自然力量生长，东边一丛，西边一簇，自开自落，反而显示出一派野趣。
然而此诗的趣味却在后面两句。“水枕能令山俯仰”——山本来是不能俯仰的，杜甫有“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句子，杜牧也有“古训屹如山”（《池州送孟迟》）的说法，苏轼却偏要说“山俯仰”。诗人认为，山是能俯仰的，理由就在“水枕”。所谓“水枕”，就是枕席放在水面上。准确地说，是放在船上。船一颠摆，躺在船上的人就看到山的一俯一仰。这本来并不出奇，许多人都有过这种经验。问题在于诗人把“神通”交给了“水枕”，如同这个“水枕”能有绝大的神力，足以把整座山颠来倒去。这样的构思，就显出了一种妙趣来。
“风船解与月裴回”——同样是写出一种在船上泛游的情趣。乱上刮起了风，小船随风飘荡。这也是常见的，不足为奇。人们坐在院子里抬头看月亮，月亮在云朵里慢慢移动，就像在天空里徘徊。因此李白说：“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月下独酌》）这也不算新奇。不同的地方是，苏轼把船的游荡和月的徘徊轻轻牵拢，拉到一块来，那就生出了新意。船在徘徊，月也在徘徊，但诗人不知是月亮引起船的徘徊，还是船儿逗得月亮也欣然徘徊起来。诗人想，如果是风的力量使船在水上徘徊，那又是什么力量让月亮在天上徘徊呢？还有，这两种徘徊，到底是相同呢还是不同呢？他把“船”和“月”两种“徘徊”联系起来，就产生了许多问题，其中包含了一些哲理，他要定下神来，好好想一想。所以说，诗句写得饶有情趣。
第四首诗首句中的“游女”当是采莲女。因为从这一组五首诗看，苏轼应该始终都在望乱楼上，所以木兰桡上的该是“游女”。旁人不可能跳到水里给她们献花。倒是她们近水楼台，可以采了荷花献给别人。所以这第一句是写“游女”们献花给游客。水里采花的“游女”，应该就是采莲女了。天上下雨了，采莲女在乱中，首饰未免被打湿了。“无限芳洲生杜若”，屈原在《湘夫人》里有写过“搴汀洲兮杜若”，杜若代指各种香草。而“香草美人”是楚辞中最重要的意象，倒推可知，楚辞招在这里就是代指“香草”。“吴儿不识楚辞招”，是感慨采莲女不认识《楚辞》中的各种香草。杜甫《归梦》诗中有“梦归归未得，不用楚辞招”之句，“不用楚辞招”切合“有家难回”之意，与这里的“楚辞招”的意思完全不同。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这首墙头诗，题在作者所住村舍的墙上，意在叫大家看，所以写得很通俗。某些前人和今人以“鄙俚近俗”贬斥杜荀鹤反映民间疾苦的诗，孰不知既反映民间疾苦，又力图写得通俗易懂，尽可能争取更多的读者，正是杜荀鹤的难能可贵之处。
离乱之后，诗人寄居在一个被战争蹂躏的满目疮痍的村庄里，他见到许多农舍，空无人居，由于赖以蚕织的桑树竟被砍伐，充作修营寨的材料，所有耕牛也都被杀掉犒劳了士兵，使得蚕没法养，帛不能织，大片田地也遭到了荒芜，人们缺衣少食，只能凑合着过，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农家所负担的赋税一分也不能少，催缴赋税官吏的呼喊声仍然非常急迫，实在惨不忍听，作者最后指出，遭到兵燹之害得并不只这一个村庄，而是许多州县。官府怎么一点也不予理会，减免赋税呢，原来这些地方官吏都是一群不顾人民死活的家伙，老百姓都被杀害完了，他们还在多收税向上面邀功请赏。
这是一首记叙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震惊全球的历史事件的革命史诗。它不仅以精炼之笔高度地概括了红军夺关杀敌的战斗历程，而且用革命的激情艺术地、形象地表现了红军战士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大无畏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首联开门见山赞美了红军不怕困难，勇敢顽强的革命精神，这是全篇的中心思想，也是全诗的艺术基调。它是全诗精神的开端，也是全诗意境的结穴。
“不怕”二字是全诗的诗眼，“只等闲”强化、重申了“不怕”；“远征难”包举了这一段非凡的历史过程，“万水千山”则概写了“难”的内外蕴涵。这一联如高山坠石，滚滚而下，牵动着全篇，也笼罩着全诗。“只等闲”举重若轻，显示了诗人视自然之敌若梯米，玩社会之敌于股掌的统帅风度。“只”加强了坚定的语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它对红军蔑视困难的革命精神作了突出和强调，表现了红军在刀剑丛中从容不迫，应付自如，无往不胜的铁军风貌。首联是全诗的总领，以下三联则紧扣首联展开。
从首联开始，全诗就展开了两条思维线，构造了两个时空域，一个是客观的、现实的：“远征难”，有“万水千山”之多之险；一个是主观的、心理的：“不怕”“只等闲”。这样就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反衬，熔铸了全诗浩大的物理空间和壮阔的心理空间，奠定了全诗雄浑博大的基调。
颔联、颈联四句分别从山和水两方面写红军对困难的战胜，它是承上文“千山”和“万水”而来。诗人按照红军长征的路线，选取了四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地理名称，它们都是著名的天险，高度地概括了红军长征途中的“万水千山”。与其他诗词相比，以地名入诗的作法在该篇更为集中，所显示的空间距离也更大。尤为不同的是：上面所例举的四句词，要强调的是红军行军速度迅猛，气势不可阻挡，红军在画面中具有强烈的动感；而在该词中诗人则是围绕“红军不怕远征难”这个中心思想展开，强调红军对困难的蔑视，是红军指战员内心世界的呈现，所以描写红军是隐态的，借山水来反衬红军的壮举。“腾”、“走”两个动词使山化静为动，是红军精神的外显。一般说来，以地名入诗很难，地名多了很容易出现败笔。但毛泽东却运用得很成功，这不仅是他具备挫万物于笔端的诗才，更具备吐磅礴于寸心的诗情。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由于有“不怕远征难”的精神，绵亘于江西、湖南、广西等之间“逶迤”的、峰峦起伏的五岭，在红军的脚下，只不过像河里泛起的细浪；气势“磅礴”，广大无边的乌蒙山，在红军的脚下，只不过像滚动着小小的“泥丸”。这两句诗既具有王维的“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终南山》），“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汉江临泛》）的气势，又具有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境界，更具有以上诸人因时代、阶级的局限而缺乏的战天斗地的乐观主义精神。王维、孟浩然、杜甫等人的诗句，或总揽终南山脉，极写它的气势磅礴；或鸟瞰汉江，极写它的水势浩荡，流域广阔；或写洞庭湖的浩大、开阔和包容天地的气概。而毛泽东这两句诗所表现的不仅是气象阔远，磅礴峥嵘，而且是以山写人，含蓄隽永，洋溢着一种革命豪情。诗人居高临下，宛如一位站在昆仑之巅的巨人，极目万里，将整个的五岭、整个的乌蒙山纳入眼帘，视野是如此的开阔，境界是如此的浩大，气势是如此的雄浑，情感是如此的豪放。本来是红军在沿着五岭、乌蒙山攀登前进，本来是红军在翻越，在动，而五岭、乌蒙山是处于静止状态的。现在诗人不写红军之动，而写五岭、乌蒙山之动，这种以甲写乙，此显彼藏，变静为动的艺术表现手法，大大丰富了诗句的内涵，增强了表达能力。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由于有“不怕远征难”的精神，滩多流急，惊涛拍岸，浪花飞溅，水雾蒸腾，势若山崩的金沙江和只剩下十三根铁索的大渡河上的泸定桥都先后渡过了，在彼岸企图阻挡我红军渡江过河的敌军被击溃了。颈联这两句是写金沙江，写大渡河上的泸定桥，实是写红军所进行的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的战斗。1935年5月初，中国工农红军先头部队到达云南省禄劝县金沙江畔。此处除几个渡口以外，两岸全是悬崖绝壁。要渡过金沙江，必须控制渡口和船只。在皎平渡附近，红军俘获了两艘敌船，奇袭对岸守敌，胜利前进到泸定县大渡河铁索桥附近，大渡河两岸全为高山峻岭，水流湍急，其险恶之状比起金沙江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阻止我红军前进，敌人不仅加强了对大渡河铁索桥的防守，而且毁掉了桥上所铺的木板。红军二十二名勇士，冒着对岸敌人射来的密集子弹，攀着桥上的铁索抢过去，消灭了守敌。“水拍云崖”描绘了金沙江水流湍急，岩峻浪高这种险恶的地理形势，描绘了“惊涛触岸层澜碎”的景象。“云崖暖”之“暖”，既不同于“今日天气暖，东风杏花坼”（沈千运《汝坟示弟妹》）句中表示气温之“暖”，也不同于“吴宫夜长宫漏款，帘幕四垂灯焰暖”（元稹《冬白纻》）句中表示热度之“暖”。它具有以下的内涵，一是状写红军因江水咆哮翻滚，汹涌澎湃，水石相击，浪花飞溅，水雾蒸腾而产生的江水沸腾的感觉；二是表现红军因征服了金沙江天险而产生的欢乐心情，表现红军万众欢腾，高呼胜利的热烈情景。“铁索寒”之“寒”不止是形容铁索的冰冷，它既与“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李益《从军北征》）句中用来形容气温的“寒”不同，也与“飗飗青丝工，静听松风寒”（刘长卿《幽琴》）句中用来形容有如“松风”的凄清琴声的“寒”有别，它重在渲染，重在烘托，既烘托出了大渡河铁索桥凌空高悬，下临无地，令懦夫心寒的艰险之状，又渲染了红军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浴血奋战，飞夺泸定桥的惊险而激烈的战斗气氛。颈联两句虽然只是写江之险，写桥之险，没有从正面具体描绘红军是如何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的，但红军坚韧不拔，英勇顽强，所挡者破，所击者败的英雄形象，却从侧面得到了表现。
颈联中的“暖”和“寒”这一对反义词，是诗人精心设计的两个感情穴位。“暖”字温馨喜悦，表现的是战胜困难的激动；“寒”字冷峻严酷，传递的是九死一生后的回味。两个形容词是精神的巨变，又是感情的裂变，含不尽之意于其中，显无穷之趣于其外，摇曳多姿，起伏跌宕，张驰有致。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是对首联的回应。开端言“不怕”，结尾压“更喜”，强化了主题，升华了诗旨。“更喜”承上文而来，也是对上文的感情收束。红军过五岭、越乌蒙、渡金沙、抢大渡，从敌人的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自然令人欣喜。红军又翻岷山，进陕北，胜利大会师已为时不远，战略大转移的目的已基本实现，与前面的种种喜悦相比，它自然更胜一筹。“尽开颜”写三军的欢笑，这是最后胜利即将到来的欢笑，以此作结，遂使全诗的乐观主义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兀现。
《七律·长征》境界浩大，气象阔远，意境雄浑，气势磅礴，感情奔放，构思奇伟。它是浩瀚诗海中一颗熠熠发光的明珠，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首不可多得的歌咏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