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二句,一般均以为是释陶令名字之义,即虽想潜藏而不能逃于渊。然而这样解释与下文意思不连贯。南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谓深眇则易潜居,如果潭渊明澈见底,就无法藏身,故陶令晚年改名为潜。山谷此处用《庄子·庚桑楚》中的典故:“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下面二句说陶渊明本是一世豪杰,但为彭泽令仅八十多天就弃官归隐了。山谷称他为“一世豪”是言之有据的。他少年时代即“猛志逸四海,中年时常叹惜“有志不获骋”,老年时代犹“猛志故常在帮,可见平生抱有经世济民之大志。而他又晦迹不任了,山谷认为是由于“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意即司马氏的东晋王朝,此时已如冷却之灰烬,而刘裕则已擅政治,军事之大权。刘氏擅权,乱世无道,所以向令就决意沉冥了。山谷以蜀庄来比陶令,颂扬其能保持高风亮节。
山谷这样称颂陶令是以某些史书作根据的。沈约《宋书·陶潜传》云:“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作为陶侃后裔,他依恋旧朝,不愿仕宋,亦在情理之中。但沈约此说早就有人表示怀疑。陶令在晋安帝义熙元年(405)自彭泽辞官归田时,刘裕刚以一个地位不高的武将,临时被推为八州都督,初掌朝政,下距晋、宋易代之时(420)还有十五年。不能说他辞官的原因就是“耻复屈身异代”,即使他当时对刘裕不满,也不可能预见刘裕将来篡晋的结局。山谷博闻强识,熟悉史乘,其取沈约说是蔽于儒家忠孝观念。山谷此说对后世颇有影响,自南宋起盛行以“忠愤”来解释陶令后期的作品,是与山谷此诗分不开的。
“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诗意是说陶令在晋时名潜字渊明,刘裕篡位后即以渊明为名,更号为元亮,自别于晋宋之间。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早就指出,山谷此二句是承《南史·隐逸传》的“潜字渊明”之误。实际上陶令在晋时名渊明,字元亮,在宋时始更名潜,仍字元亮。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颜延之的《陶征士诔》曾云:“有晋聘士陶渊明。”既以陶令为晋臣,则宜用其旧名渊明。颜延之与陶令是知交,所作哀悼亡友之《诔》,用名不应有误。山谷以“虑愤”目渊明,自然采取《南史》的说法。陶令在晋时已号元亮,而山谷却生出“更始号元亮"一说,这是为了借题发挥,便于把陶令塑造成理想人物。
他说陶令更号是欲以蜀汉丞相诸葛亮自比,要兴复汉室,汉、贼誓不两立。但晋宋易代,诸臣竞相趋附,陶令看到向于旧朝的人并不多,他的心情是凄苦的。虽说是凄苦,但他仍然“肮脏”,即刚强不屈。山谷惋惜当时无益州牧,即刘备,渊明遂不能成就诸葛亮的勋业。在中国文学史上,山谷此诗首次以诸葛亮比渊明,实属创见。清代诗人龚自珍亦云“渊明酷似卧龙豪”,可以说是从此诗得到启发。
渊明虽一心忠于本朝,但岁月流逝,壮志未酬,只有好诗流传下来。渊明的诗文,在南朝时并不受重视,到了唐代才普遍受到赞誉。其文名至宋而极,苏轼追和陶诗百余首,称为曹刘李杜所不及,山谷此诗,称其为“落笔九天上”。由于尊崇渊明的“忠愤”和诗文,故山谷云:“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这就是说,古人中有许多可与之为友,其中以渊明为最。尚友说出自《孟子·万章下》的话,可以说是山谷写此诗的圭臬,意即上与古人为友,要读懂他的诗文,必须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所处的时代。经过全面考察,山谷认为渊明最值得自己尊敬。本应酌杯祭奠,正遇上自己戒酒,此礼也就免了。结句是说自己仿《楚辞·招魂》,写此诗是为了召唤渊明的灵魂。
宋人魏泰曾云:“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旬虽新奇,面气乏浑厚。”(《临汉隐居诗话》)他与山谷是同时代人,上述的一段话虽贬黄诗,但用来评论山谷此首怀陶令诗的得失,却大体恰当。
这首诗首联写自己长久客居外地,终于可以回到桐庐。颔联从时间着笔,写傍晚舟中所见。颈联从经过的山水着笔,写归途景物。尾联写自己只听见雁声而未见雁鸟,与“岁暮”相呼应。这首诗明暗相衬,动静结合,绘声绘色,给人以清晰的立体状的画面感。
这首诗首联是说:长久客居外地,不觉已经出现花白的头发了。此刻从桐庐乘着扁舟独自归来,表现出思归之情非常殷切。
颔联:“新月无朗照,落日有余晖。”从时间着笔,示傍晚舟中所见。这两句自然清颖,富于理趣,表面上信手拈来,实由洗练而出。时当上弦,新月已上,在落日余晖的映衬下,天空中浮起了一弯眉月,而此时天边霞彩,却显得绚丽可爱。澄江如练,余霞成绮。虽然新月还未能朗照,却也带着些淡淡的晴彩了。东天的如眉初月,西天的夕阳在山,人在舟中,俯仰成趣。
颈联是从经过的山水着笔,写归途景物。时近黄昏,晚风渐紧,渔浦边上已聚集了渔舟,暮潮也随着兴起。江岸那边的龙山一带,升上了阵阵些微的炊烟,远方也见到星星的灯火。天空渐渐呈现了暮色,作者所乘的船儿,也便停泊了下来。
尾联:“时闻沙上雁,一一皆南飞。”在泊舟之后,听到沙洲上已有落雁的声音。在草木黄落的深秋,鸿雁是惯于南飞的。现在一行行南飞的归雁,已在寻求它们歇宿的地方了。作者于凝静中看到“平沙落雁”的情景,而所见之景、所闻之声,却都是动态,这些景象,使作者更生思归之情。这两句和诗的起笔相应,显示出“物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意味。全诗作意,正在于一个“归”字。
这首五律描绘了一幅江南水乡冬季独具特色的暮江晚景。最后一联用“闻”字写人惊雁飞,使整个图景延伸出无限幽思,静僻处顿添神采,犹如雁高飞而留馀响,渺远飘逸。这首诗,思致清远,刘攽《中山诗话》说:“潘阆诗有唐人风格,仆谓此诗,不减刘长卿。”刘长卿在唐代被称为五言长城,其诗句如“离人正惆怅,断月愁婵娟”、“石横晚濑急,水落寒沙广”,皆与此诗相近。
宫怨是唐诗中屡见的题材。薛逢的这首《宫词》,从望幸着笔,刻画了宫妃企望君王恩幸而不可得的怨恨心理,情致委婉,有其独特风格。
诗的首联,即点明人物身份和全诗主旨:“十二楼中尽晓妆,望仙楼上望君王。”“十二楼”、“望仙楼”皆指宫妃的住处。《史记·封禅书》记,方士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又,《旧唐书·武宗本纪》记,“会昌五年作望仙楼于神策军”。诗中用“十二楼”、“望仙楼”代指宫妃的住所,非实指,是取其“候神”、“望仙”的涵义。这两句是说,宫妃们在宫楼之上,一大早就着意梳妆打扮,象盼望神仙降临一样企首翘望着君王的恩幸。
颔联通过对周围环境的渲染,烘托望幸之人内心的清冷、寂寞:“锁衔金兽连环冷,水滴铜龙昼漏长。”这两句说,宫门上那兽形门环被紧紧锁住,那龙纹漏壶水滴声声。上句“冷”字,既写出铜质门环之冰凉,又显出深宫紧闭之冷寂,映衬出宫妃心情的凄冷。下句“长”字,通过宫妃对漏壶中没完没了的滴水声的独特感受,刻画出她昼长难耐的孤寂无聊的心境。 颈联通过宫妃的着意装饰打扮,进一步刻画她百无聊赖的心理。“云髻罢梳还对镜,罗衣欲换更添香”,是说刚刚梳罢那浓密如云的发髻,又对着镜子端详,惟恐有什么不妥贴之处;想再换一件新艳的罗衣,又给它加熏一些香气。这一联将宫妃那盼望中叫人失望、失望中又怀着希望的心理状态,刻画得十分逼真。“望”的时间越长,越叫人心情难堪,说是没指望吧,又怀着某种期待;说是有希望吧,望眼欲穿,实在渺茫。罢梳复又对镜,换衣重又添香,不过是心情烦乱无聊和想望之极的写照。
末联写宫妃“望”极而怨的心情,不过这种怨恨表达得极其曲折隐晦:“遥窥正殿帘开处,袍袴宫人扫御床”。“袍袴”,指穿短袍绣袴的宫女。“遥窥”二字,表现了妃子复杂微妙的心理:我这尊贵的妃子成日价翘首空望,还倒不如那洒扫的宫女能接近皇帝!又表明,君王即将临幸正殿,不会再来的了。似乎有一种近乎绝望的哀怨隐隐地透露出来。
这首诗对人物心理状态的描写极其细腻、逼真。自首联总起望幸之意后,下三联即把这种“望”的心情融于对周围环境的描画、对人物动作的状写和对人物间的处境的反衬之中,生动地反映了宫妃们的空虚、寂寞、苦闷、伤怨的精神生活。
词的上片写作者思念宋徽宗、钦宗被虏北方,叹息自己还不能复仇雪耻,下片表达自己为国救民的抱负和抗敌必胜的信心。词中借典故抒情,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豪迈的英雄气概。
上片写对二帝的怀念和报国无成的忧愁。“塞上风高,渔阳秋早。”因北国秋来,作者对囚居北国的宋徽宗、宋钦宗倍加怀念。渔阳本唐时蓟州,此处泛指北地。他所惆怅的是“翠华音杏”。自从二帝北行后,至今“翠华一去寂无踪”。(鹿虔扆《临江仙·金锁重门荒苑静》)“驿使空驰,征鸿归尽,不寄双龙消耗”。不论“驿使”,还是“征鸿”,都没有带来任何关于二帝的消息。这说明一位忠于君国的忠臣对北宋被金人灭亡这一惨痛的历史事件是刻骨铭心的。
“念白衣、金殿除恩;归黄阁,未成图报”。高宗起用李纲为相,李纲向高宗建议:“外御强敌,内销盗贼,修军政,变士风,裕邦财,宽民力,改弊法,省冗官……政事已修,然后可以问罪金人……使朝廷永无北顾之忧。”(《宋史·李纲传》)由于高宗外受金兵强大压力,内受投降派的怂恿,无力振作,决心南逃。李纲被罢官,他想到自己出身平民,深沐皇恩,“未成图报”,实在是无由图报,情有可原,只留下满怀遗憾,一腔悲愤。
下片由上片的“未成图报”过渡,继续抒发自己救国救民,抗敌雪耻的宏伟志愿。首先作者深有感慨地说,谁相信他有一片献给主上的耿耿丹心呢?朝政多变,情况复杂,和战不定,忠奸不辨,使他感伤。空叹自己“未作救民方召”。周宣王时,淮夷不服,召虎奉命讨平之。方、召都为周宣王时中兴功臣。李纲虽想效法方、召建立中兴之业,无奈高宗非中兴之主,不能信任他,他虽欲救国救民,不可得也。虽为自责之辞,亦不免含有对朝廷怨怼之意,只是怨而不怒而已。
“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调鼎为霖”出自《尚书·说命》。商王武丁举傅说于版筑之间,任他为相,将他治国的才能和作用比作鼎中调味。《韩诗外传》:“伊尹负鼎俎调五味而为相。”后来因以调鼎比喻宰相治理天下。武丁又说:“若岁大旱,用汝(傅说)作霖雨。”李纲感到古代贤君对宰相如此倚重,对比自己虽曾一度为相,仅月馀即被罢免。他认为个人的进退出处,无足轻重。而一念及天下安危,国家存亡,则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就他的文韬武略而言,如果登坛作将、领兵出征,他可以横扫燕然。此处泛指金国境内土地。李纲感到自己虽有出将入相之才,却无用武之地。
如果让他继续为相、为将,他将领十万精兵,横行沙漠,“奉迎天表”。李纲不是夸口,他的将才是杰出。据《大金国志》载:“靖康元年,斡离不围宋京师,宋李纲督将士拒之。又攻陈桥、封邱、卫州门,纲登城督战,杀数千人,乃退”。在被敌人包围的被动情况下,李纲尚能建立如此战功,如果真能让他“拥精兵十万”,则“横行沙漠”并非不可能。可惜他生不遇明君,又遭奸臣排挤,致使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壮志只能是梦想而已。皇帝被敌人俘虏,这是国家的奇耻大辱。迎归二帝,虽不可能重新君临天下,但这是报国仇、雪国耻,这也是包括李纲在内的南宋许多爱国志士的奋斗目标,李纲虽屡遭挫折,但愈挫愈奋,从不灰心,始终雄心勃勃,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