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词上片写弱柳初秋,一派凄切悲凉之景。下片借柳托恨,抒发无限楼空人去,孤苦无依之感。作者借景抒情,以秋天的萧瑟,表达自己内心的悲凉之感。
上片开始,点名时节,“三眠未歇,乍到秋时节。”时令为初秋时分,一个“乍”字刻画出了秋天的突然而至,为写离别之苦展开铺垫。此处虽然没有写道离别,也没有刻画离别,但却从一个“乍”字,就凸显出了离别的伤感。
“树斜阳蝉更咽,曾绾灞陵离别。”伤感蔓延开来,离别便顺理成章地牵引出来,夕阳西下,在树梢上的太阳,更显得日落西山的迷茫。而后面一句, 则是直接描写柳条变得枯黄,柳叶凋零,柳絮早已化作浮萍随风而逝,秋天真的到来了。“絮已为萍风卷叶,空凄切。”纳兰兀自悲切,感伤这季节的无情和人世间无情的变更。
而到了下片,纳兰却表现出一种温情脉脉的情绪来,他轻柔地写道“长条莫轻折。”不要轻易地折断柳条诉说离别,离别虽有遗憾,但只要不告别,内心便依然充满温情。而后一句“苏小恨,倩他说。”则是在写一代名 妓苏小小。苏小小的爱情故事凄婉动人,离别是这个故事的主题,纳兰用苏小小的典故写出自己的惆怅与伤感,他达到了托物抒怀、借景言情的目的。
而后的两句,自然也是围绕离别而写:“尽飘零游冶章台客。红板桥空,湔裙人去,依旧晓风残月。”词写到这里,颇有几分柳永的风范,但纳兰更显得干脆,既然红桥之上,离别已经无法挽回,那么就干脆道别了吧。就让自己与这晓风残月,独自相守,为离去的人祝福。这首词写出了词人悲凉的心境。
该词咏秋初之柳,作为咏柳之作,纳兰以写景开始,以抒情终结。苍凉的景色中透露内心的悲凉。在万物调零的秋天,词人在一片美景中悲哀地感伤,整首词的情致极为凄婉,是首上乘之作。
诗题“跋”字表示诗人对苏轼的尊敬。首二句“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分量极重,也切合事实。“时宰”章悖贬东坡于惠州,自以为东坡在那里既无自由,又不服水土,必死无疑。孰料东坡泰然处之。诗人平淡中概括了苏轼先贬惠州,再贬儋州,已至天涯海角之绝地的经历。“时宰欲杀之”五字,有回拦横截之力,写出诗人对执政者妒能嫉贤、残酷打击的无比愤慨。尤其用一“欲”字点出其用心之狠,而为苏轼抱无尽之同情。状况如此沦落,诗人再用“饱吃饭”与“细和诗”两个生活细节,生动而具体地再现了苏轼超迈洒脱的精神境界。前两句用力之重,恰恰成为后二句的铺垫,造出跌宕悬殊的强烈效果。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急转,在“时宰欲杀之”的情况下既不乞怜,也不忧伤,而是“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这是对“时宰”迫害的极大蔑视,也是胸襟开朗、人品卓绝的具体表现。苏轼之所以如此喜爱陶诗,自然不仅由于艺术上的向往,更主要的还在于心灵上的契合。第四句入题。一般的诗人至此,就容易针对《和陶》的内容褒赞开来,而诗人点到即收,忽然跳出,借陶渊明人品赞苏轼,大开大合。
“彭泽吃载人,东坡百世士”说得非常郑重恳切。从开始的“子瞻”到“东坡”,“渊明”到“彭泽”,从称呼上加以变化。陶渊明见机而作,彭泽令只做一百多天就去官归隐,前人多视他为处士。而苏轼却一生都在宦海浮沉。拿陶渊明喻苏轼,从形迹看,两人截然不司,而他们不以贫富得失萦怀,任真率性而行,则是共同的。所以“出处虽不同”又一反,着一“虽”字以为转折,“风味乃相似”以“乃”字一合作结。“风味”二字含蓄不尽,由读者自去领会。
苏轼针对陶渊明写的和诗有一百零九首,风格内容多种多样。诗人却紧紧抓住“风味乃相似”这个特点,专写苏轼胸怀。言为心声,其人如此,与陶渊明相似。这是诗人以简驭繁,遗貌取神,探骊得珠之处。而八句之中上下联系数百年,至少有四次转折,这是诗人古体诗短篇的刻意求精之作。诗人崇尚“平淡而山高水深”的风格,这首诗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这是一个从北方、从金人统治下南逃的人,怀着沉痛的心情,诉说故都及其附近荒凉景况和自己的悲惨经历。诗歌通篇都是这位“北来人”说的话,诗人没有出面铺叙事件、描绘场景,也没有穿插任何评判的语言,而诗人的思想感情完全可从北来人的叙述中体会出来。这样的叙事诗,显然是从杜甫“三吏”、“三别”一类的诗化出。这两首五律,记录了一个从金人统治的北方南逃的人的血泪控诉。
第一首描述北宋都城汴梁被占后的状况。开头“试说”二字含义深婉,隐约透露主人公不愿说、不忍说的悲抑心境。从而表明他的诉说是应别人的要求,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样,一箭双雕,写说者也就写了听者。听者身居东南,心里却老是惦记着北方的骨肉同胞,急欲知道他们的近况;对于故都汴梁,更是魂牵梦萦,一往情深。面对这样的问讯者,“北来人”诉说着,带着撕心裂肺的痛苦,以致白发频添,忧伤至极。接着正面写东都,交代忧伤的原因。宫殿、铜驼,是都城内的景物,石马是北宋诸帝陵园中的景物。然而,陵园内的石马已残破不堪,长眠于此的北宋诸帝死后还要蒙受亡国之耻。官门外的铜驼倾倒在荒烟蔓草之中,回忆昔日的繁华景象,亡国之痛和身世之悲一齐涌上心头,不禁泣下如雨。诗人选用这些最富特征的事物,涂以想象的浓烈色彩,对人于金人之手的都城面貌进行了艺术概括,用笔简洁而境界全出。“寝园残石马,废殿泣铜驼”,上句一个“残”字显示了陵园的悲惨变化;下句一个“泣”字则寄托了京都居民的哀痛,彼此映照,情景相生,感慨万千,低回不已。故都虽已残破不堪,而遗民的复国信念却始终没有动摇过,以致把边境传来的于南宋不利的消息,当作谣言,不愿听信。那些旧日京师的妇女,如今虽已素发飘萧,境况凄凉,但衣着妆束仍是当年模样。故国之思,终未消歇。
第二首由“北来人”介绍自己南逃的际遇和感触。一家十口同时离开北方,为的是过上安稳日子。不料频罹祸患,亲人相继丧生,如今独自一人,伶仃孤苦,犹如失群的孤雁,竟至无处栖身,被迫寄宿荒凉的寺院,吃的是自家种的蔬菜,穿的还是从中原带来的金人服装。个人的遭遇已然不堪忍受,国家的境况更加令人沮丧。南来以后看不到卧薪尝胆、秣马厉兵的图强之举,那些深院大宅里的当权者,整日歌舞宴乐,不问边情,不忧国事,长此以往,恐怕连偏安的局势也难维持,收复失地更是遥遥无期。“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结语哀痛绝望。
此诗在表达上有三个特点,其一是诗人不转述中间环节,让主人公直接面对读者说话,这样,读者便会感到诗中所陈都是诉说者的亲身所历,语语发自肺腑。其二是运用对比的手法,以中原遗民思念故国与南宋小朝廷权贵歌舞升平相对比,褒贬之意不言而喻。其三是以叙事代替抒情。诗中也有直接抒情的语言,如开头的“试说东都事,添人白发多”和结尾的“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等,但纵观全篇,叙事是其基本手段,从东都说到南国,依次点染,脉络分明,其中提到的人和事都具有某种典型性,融汇成一体,寄托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深长情意。总之,这两首诗注重写实,却不失之板滞,原因在于以情疏导,质朴之外,更见自然流动,颇能体现诗人自己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