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石鼓的出土,在韩愈之前,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带过一笔,此后韦应物虽写过一首《石鼓歌》,但因缺少热情和略乏文采,恐怕在《韦苏州集》中也属下乘之作。只是他诗中“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句,倒开启了鼓属何代的千年聚讼之门。及至韩愈的这首力作问世,才使石鼓之“光价”在后人心目中大大地增强和提高了。今天上距韩愈作歌又过去一千多年,十面石鼓尽管已无完字,但仍作为一级文物陈列在故宫博物院里,这不得不归功于韩愈的呼号之力。
开头四句明白如话,点出了写作的缘起。这四句中,“石鼓”二字凡三见,似乎平淡拖沓,其实不然。韩愈开创以文为诗的先河,不避同字且不避同式,正是古文的惯习。这里“劝”字下得十分精当,它省去了诗人几多犹豫的潜台词与推诿的闲笔墨,具有一字九鼎之效。韩愈向来自负于“金石刻画臣能为”(李商隐《韩碑》),但对此却自惭才疏,那么石鼓文的深奥难懂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周纲陵迟四海沸”到“鬼物守护烦撝呵”为一段。前十句是诗人想象周宣王中兴王室、临御海内以及驰逐围猎、勒石铭功的图景。用了“沸”“愤”“大”“骋”“万里”“万世”等词,极状场面的壮阔和气派的雄伟。韩愈之所以承袭韦应物系年的说法,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皇权受到极大的削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侵凌,大臣猜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李唐王朝迅速走向衰落。宪宗登基后采取铲藩镇、抑宦官的政策,使朝政出现了中兴之兆。诗人看到了历史的相似之处,因而在歌颂周宣王雄才大略的同时,自然融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宪宗即位之初平定剑南节度使刘辟后,韩愈即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元和圣德诗》,对嗣皇的英明果断备加赞扬。所以《石鼓歌》的这段描写正传达出了诗人切望重振颓纲以臻于尊王攘夷的郅治局面的心声。“雨淋日炙野火燎”二句,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把石鼓流传千年而历尽的劫难浓缩在七字之中,这是略写。诗人认为石鼓得以完好保存,如果没有鬼神呵护是不可想象的,仅此而言,石鼓本身就已是稀世珍宝,又遑论其他无算的文物价值呢。寥寥两笔便为下文的切入阐发作好了铺垫。往下十四句是专对石鼓文作具体描述的。文辞的深奥,字体的朴茂,都使“好古”的博士先生心荡神怡美不胜收。即使剥蚀斑驳,他也会忍不住地赞叹一番。在那些古拙的字迹间,诗人任凭审美意识纵情驰骋:夭娇流美的线条,多像鸾凤翔舞,云君来下;交互牵掣的点画,又使人仿佛置身于珊瑚丛生的龙宫水府。笔力的雄健,使他想到金绳铁索的劲挺;笔势的飞动,似乎只有用禹鼎出水龙梭离壁才能传其神韵原本静止的书迹都化成了活泼的形象,他不禁沉浸在美的超然享受之中了。美感的获得与否,取决于审美体验的深浅程度,尽管韩愈断未见过“鸾翔凤翥众仙下”,但现实生活中的百鸟和鸣和万舞翩跹却并不少见。常人或许只能以平常的语言道出,而诗人却善于用浪漫的想象把常景编织成一幅云诡波谲的图画。对于石鼓文,韩愈并没有满足于正面的描写,他痛斥陋儒,深憾孔子,无非是想获得烘云托月的效果。后人不明乎此,因而有胶柱鼓瑟的责难,如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云:“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极道宣王之事,伟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但只需看看韩诗中“读难晓”、“得切磋”之句就可知道,诗人这样说不过是艺术的夸张,所谓恨之越深,爱之越切,如此而已。这一段是全诗的精华,原因在于它驾驭形象思维,把丰富的审美感受传递给读者,使之受到强烈的感染。
“嗟予好古生苦晚”以下直到结尾为最后一段。这段结合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既有追述,又有夹议,但更多的是流露出隐隐的惆怅和深深的惋惜。韩愈在文学上以“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进学解》)为己任,为了力矫时弊,他才主张崇古。因此他竭力称扬石鼓文,也应是这个文学宗旨的组成部分。他身居博士,“职是训诂”(《元和圣德诗》),把保护石鼓看作是应负的责任。为此,托故人度量坎坑,为安置作好了准备,又戒斋沐浴郑重其事地报告上司,本以为安置“至宝”是瞬息可办的举手之劳。然而无情的现实把他美好的愿望击得粉碎——那班尸位素餐的老爷关心的只是升官发财,他们对区区石鼓是丝毫不会“感激”(激动)的。在这里,一个“老”字生动地勾画出那种麻木不仁的昏聩神情。眼看石鼓仍继续其日销月蚀而归于沦灭的厄运,诗人真是忧思如焚。虽说目下标榜儒术,但据理力争恐怕还是于事无补,歌到这儿,韩愈不禁心灰意冷,喟然长叹。这一段写得苍凉沉郁,使人觉得诗人不仅在哀叹石鼓的不幸,而且简直是在嗟叹寒儒的卑微。为了反衬现实的荒诞,诗人还运用了两个典故,显得格外深刻而有力。第一个是蔡邕。后汉熹平四年(175年),灵帝不满于当时文字使用的混乱,特命蔡邕与堂溪典等正定六经文字,由蔡书丹上石,刻成后置于鸿都门前,每日前来观看的车辆,使街道为之阻塞。第二个是王羲之。东晋王羲之喜鹅颈之宛转,见山阴道士所养群鹅而爱之,道士因索写《道德经》一部,举群相赠。蔡王二人都是书圣,但前者擅隶书而后者工楷则,这两种比石鼓文晚起得多的书体尚且如此风光,那么当局的冷落石鼓,到底于心何忍。用典之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这首长诗一韵到底,如长河直贯而下,波澜老成。诗中又多用响字虚词,铿锵激越,朗吟上口,便觉有一股郁勃之气喷石于字里行间。如果用“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辛文房《唐才子传·韩愈》)的赞语来评价这首歌行,自然会觉得绝非虚誉。
这首诗写诗人由政治失意而产生的一种孤寂忧愁的情怀。
佛教中有所谓“立一义”,随即“破一义”,“破”后又“立”,“立”后又“破”,最后得到辨析方法。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先讲一番道理,经驳斥后又建立新的理论,再驳再建,最后得到正确的结论。关于这样的论证,一般总有双方,相互“破”、“立”。可是李白这首诗,就只一个人,以独白的形式,自立自破,自破自立,诗情波澜起伏而又近似于天籁,所以一直为后人传诵。
诗人上场时,背景是花间,道具是一壶酒,登场角色只是他一个人,动作是独酌,加上“无相亲”三个字,场面单调得很。于是诗人忽发奇想,把天边的明月,和月光下他的影子,拉了过来,连他自己在内,化成了三个人,举杯共酌,冷清清的场面,就热闹起来了。这是“立”。
可是,尽管诗人那样盛情,“举杯邀明月”,明月毕竟是“不解饮”的。至于那影子,虽然像陶潜所说的“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影答形》),但毕竟影子也不会喝酒;诗人姑且暂时将明月和身影作伴,在这春暖花开之时(“春”逆挽上文“花”字),及时行乐。“顾影独尽,忽焉复醉。”(陶潜饮酒诗序)这四句又把月和影之情,说得虚无不可测,推翻了前案,这是“破”。
诗人已经渐渐进入醉乡了,酒兴一发,既歌且舞。歌时月色徘徊,依依不去,好像在倾听佳音;舞时诗人的身影,在月光之下,也转动零乱,好像在他共舞。醒时相互欢欣,直到酩酊大醉,躺在床上时,月光与身影,才无可奈何地分别。“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这四句又把月光和身影,写得对诗人一往情深。这又是“立”。
最后二句,诗人真诚地和“月”、“影”相约:“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然而“月”和“影”毕竟还是无情之物,把无情之物,结为交游,主要还是在于诗人自己的有情,“永结无情游”句中的“无情”是破,“永结”和“游”是立,又破又立,构成了最后的结论。
题目是“月下独酌”,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表现出一种由独而不独,由不独而独,再由独而不独的复杂情感。表面看来,诗人真能自得其乐,可是背面却有无限的凄凉。诗人曾有一首《春日醉起言志》的诗:“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觉来盼庭前,一鸟花间鸣。借问此何时,春风语流莺。感之欲叹息,对酒还自倾。浩歌待明月,曲尽已忘情。”其中“一鸟”、“自倾”、“待明月”等字眼,表现了诗人难以排解的孤独。孤独到了邀月与影那还不算,甚至于以后的岁月,也休想找到共饮之人,所以只能与月光身影永远结游,并且相约在那邈远的上天仙境再见。结尾两句,点尽了诗人孤独、冷清的感受。
诗首联点明作者立身于百战之地,沿山布列的古老营垒相继点燃了烽火,它们连成一片,烧红了半边天,描写了激战后的战场情景;新筑的城仿佛摇摇欲坠,因为阵阵雷鸣般的号角声在震撼着大地,表明元军虽遭失败,但元气未伤,仍在激烈反扑。“新城”暗示此地最近就有过拉锯式的争夺,城池随坏随筑。此联开首即点出“古戍”题目,并用对仗写出了雄浑悲壮的气势。
颔联则用想象抒写作者对时局的忧虑:在九州大地上至今仍然虎豹横行,相互吞噬;四海之内,还没有一块土地恢复农事。“虎豹”指割据的群雄。“未桑麻”指人民不能从事生产。
颈联则实写眼前寥落的景物:原野的空旷使天空显得格外高远,天边淡云与衰草相接;江面空荡荡的,只看见岸边白雪覆盖不匀露出来的沙滩。向读者展现一个疑问,人烟、舟楫、村市都哪里去了呢?二、三两联一虚一实,写出了作者及广大百姓对战乱的深恶痛绝。战火纷飞,万物被摧毁,但天地间生命之力毕竟是顽强的,严冬过后一定还是春天。
所以尾联说:在这一片肃杀惨淡的空旷中,仍不时可见野火烧不尽的腊梅花,从草中,雪下,石畔冒出,那一派生机不正是未来的希望么?结尾表示作者对战乱过后新的太平世界的出现充满信心。
诗中诗人看到战争给社会带来的破坏,心中感到说不出的悲凉,但作者并没有失去信心。诗人应朱元璋征召以后,感其厚遇,竭忠尽智,很有作为,曾使朱明政权几度转危为安并最终统一天下。朱明王朝的初期实现了作者“四海合一,万民乐业”的理想。
这首诗首联将南迁旅途写成一次美妙的游历。颔联写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深情神往。颈联正面描写壶中九华形象,写山石层叠多姿,玲珑宛转有如窗棂。尾联倾吐欲买壶中九华之意。这首诗有高视人间、洒然超脱的气度,有虚无缥缈、优美神奇的意境,有玲珑宛转、层层显现的结构。
首联诗人从实际生活、从大处远处落墨。清清的溪流,斗折蛇行,迅转如电,舟行疾速,岸上入云的诸峰很快在眼中消失了。而诗人爱山之情,梦寐不忘,在梦中仍时时看见那苍翠横空的山色,为之惊叹。二句想象飞越,感情浓烈。苏轼此次南迁,自陈留以下沿汴河、泗水舟行,过扬州,越长江泊金陵,背离中原,远至南荒,“兄弟俱窜,家属流离”,其心情是凄苦的。诗中通过景物描写,透露了对中原山水的依恋之情。
颔联承接上文借山之意,一气旋转而下:“五岭莫愁千嶂外,丸华今在一壶中。”微露主旨,点醒题目。言“莫愁”,正见五岭千嶂之外之可愁;说“莫愁”,是由于“九华今在一壶中”,足以稍慰迁客寂寞之情。强作欢颜,聊以自慰,露中有含,透中有皱,最是抒情上乘。苏轼以六十高龄,万里投荒,其愁苦是深重的,但他没有把自己的痛苦直白地倾吐出来,他轻轻地提出“莫愁”二字,从反面着笔,而这小小拳石,竟成了诗人此际的唯一安慰,则其心中的空虚、孤苦,不言而喻。诗句表现出一个老年诗人面对着这小小盆景、一往情深的孤苦形象。“一壶中”的“壶”,不过是盛放山石的盆盂之类,但由于“壶中”二字在文学上的传统用法,却给人带来一种灵异之感。《神仙传》说:一个叫壶公的人,“常悬一壶空屋上”,每天“日入之后”,他就“跳入壶中,人莫能见”,只有一个叫费长房的有道术的人能看见他,“知其非凡人也”。赵次公注解说:“壶公之壶也,中别有天地山川,故云耳。”有此二字,便把现实山石仙境化了,并为下文“天池水”、“玉女窗”作好准备,把读者带入一个虚无飘渺的神仙世界。
颈联正面描写壶中九华形象。“层层见”言山石的层叠多姿,随着水落,一层层地显现出来。“处处通”,写山石“玲珑宛转若窗棂然”的特点。“天池”只是泛指天上之池,不必坐实去找它在什么地方,旧注拘泥于出处,或说在青城,或说在庐山,或说在皖山,这是不必要的。“玉女窗”是文学上常用的典故,李商隐诗中“玉女窗虚五夜风”是其例,用“天池水”、“玉女窗”构成一个优美的、惝恍迷离的仙境情调,诗人的想象力是十分活跃的。
尾联说的是诗人欲买之意。这个仇池石是苏轼心爱之物,他称之为“希代之宝”。为了它,曾和王晋卿一起写了好几首诗,讨论以石易画问题,传为艺林佳话。这里“太孤绝”三字,和前面第三句“千嶂外”一层映带生情,使全诗内在的抒情脉络贯串一气,萦拂有致,再一次抒写了诗人的孤愤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