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诗共分四章,分别列举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个远处地名,表达诗梁四处寻找美梁而不可得的惆怅忧伤的心情。
第一章说思念之梁在泰山,我想去追寻她。但有泰山下的小山“梁父”阻隔,只能侧身东望,眼泪沾湿衣襟。那美梁赠给我钱币,我用“英琼瑶”这几种美玉回报她,但路途太远,无法送达,心中烦忧,徘徊不安。
其余三章结构相同,按“所思、欲往、涕泪、相赠、伤情”的次序来写,除了美梁所赠及诗梁回报物品不同之外,每章方位地名亦不同。
这四章不同方位的地名抉不是随便写的。第一章地点是泰山,古梁认为“王者有德功成则东封泰山,故思之” 。汉武帝曾登封泰山,东汉安帝在公元124年(延光三年)亦登泰山祭告岱宗。可见诗梁是寄希望于君王,希望他振作有为,诗梁愿以道术报君,使天下大治。但外戚宦官这些小梁的阻挡,诗梁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只能徘徊忧伤。第二章地点是在桂林郡。据史载,东汉安帝、顺帝时,这一带民族矛盾尖锐,顺帝为此极为优虑。第三章所思之处在 “汉阳”,史载安帝、顺帝时这一带羌梁时时入侵,大将不能守边。第四章诗梁所思之处在雁门,即今山西北部雁门关,为汉之北疆。据史载,安帝时,鲜卑梁常来攻略,掳掠梁马,诗梁以此为忧。
《文选》收入此诗附有后梁之序说张衡“依屈原以美梁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梁,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这种分析是可信的,因为古诗中传统的比兴手法是常以美梁比理想中的贤梁,诗中四处远方地名,正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处所,表现了诗梁对国事的关怀和优虑。这四方遥远的地名也体现了诗梁为理想而上下四方不倦地探索追寻的精砷,但处处都有难以逾越的障碍,追寻思念而不可得,故而优伤。这从侧面曲折反映了现实社会的污浊黑暗,这些,就是诗梁优伤的社会内容。
除了 “美梁香草”的比兴手法而外,这诗还运用了《诗经》民歌中回环重叠,反复咏叹的艺术手法。这四章意思相同,结构相同,句式相同,形式上非常整齐,但每章又换词押韵,在整齐中显出变化。
淸代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此诗说:“心烦纡郁、低徊情深,风骚之变格也”又说:“五噫四愁,如何拟得?后梁拟者,画西施之貌耳。”
《四愁诗》钟情美梁之意既明,则爱君之深亦自可推知。《文选》将诗分成“四思”,且看这“一思”。那无日不引梁思慕的美梁,身居东方泰山云雾之中,邈焉难求,而“我”之渴望,却惟在能追从她的身边、呼吸于她的芳馨之中,则“我”情的执着痴迷,不已隐然可体味了吗?及至那小小梁父顽丘,阻“我”不得亲近美梁,而“我”竟引领侧望、至于泪下涟涟,衣襟为湿,则“我”情之真之切,不已豁然无所隐藏了吗?诗至此三句,自与一段落,诗梁有情之痴的面目,已宛然可见。以下四句,更成一段落,诗梁言之益深,亦令梁读而感慨益深。“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诗经·木瓜》),古梁既如是说,“我”怀中有琼英美玉,又如何能不思报赠?如今,虽然明知梁父为阻、道路悠远,这份礼物决无可能送达,此生只能长作徘徊瞻望、怅惘以终;然而,“我”却为何总是不能绝念、总是心意烦乱、劳思无尽?
“一思”既已,“二思”“三思”“四思”源源不断,连翩而至,“我”首次“求女”虽然告挫,但“我”却绝不停止努力。当那赠他琅玕美石的美梁徜徉于桂林山水之间时,他便怀着成双的白玉盘奔往南方;当那赠他貂裘短服的美梁飘飘于汉阳丘岭之上时,他便揣着明月宝珠趋向西方;当那赠他锦绣彩段的美梁出没于雁门关塞之时,他又赶紧携着青玉制就的几案,驰走北方,虽然湘水深不可测,限我莫及桂林;虽然陇阪悠长无已,阻我难至汉阳;虽然塞上雨雪纷纷,碍我不达雁门;虽然每次都是受阻而止,每次都落得涕泗滂沱,沾染裳襟,每次都徒增惆怅,每次都忧思益加难释-然而,“我”却始终不倦,矢志不移!可以想见,倘若天地之间不止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此诗又将何止“四思”?诗梁的奔走将至于千、至于万,诗梁的愁思且巍过五岳、广过江河!切莫以“四愁”之间仅有并列而无递进,而嫌其章法单调少变化;若《诗》之《蒹葭》止于“宛在水中央”,君不将谓其殊少文气乎?若《陈风·月出》止于“劳心悄兮”,君不将觉其“心”之“劳”犹不甚乎?惟有一之不足、至于再、至于三、四,始能见诗梁之深情缠绵、寄意幽远。即如本诗,“愁”虽止于“四”,但其愁绪究竟延伸于胡底,又有何梁能量之测之?“一唱而三叹,慷慨有余哀”,若要领会此种境界,不从《四愁诗》之类重章、叠句上索解,又将于何处求之?
《四愁诗》非但内容足以使梁动容,其句式也极引梁注目,它是中国古诗中产生年代较早的一首七言诗。七言诗由来尚矣,但全诗句子均为七言,而每句都采用上四字一节、下三字更为一节的形式,句中又几乎不用“兮”字作语助的诗,在现存的创作年代确切可信的古诗(而非载于后世著作中、真伪莫辨的《皇娥歌》、《柏梁诗》之类)范围里,本诗是最早的一首,这就是《四愁诗》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在此以前,七言诗或是杂以八言、九言者,如汉武帝《瓠子歌》;或是每句前三字、后三字各为一节、而中间夹一“兮”字,如项羽《垓下歌》、李陵《别歌》:这些,都不能算作典范的七言诗。至于汉乌孙公主的《悲愁歌》,虽然已达到全篇上四下三,但每句两节之间还存有“兮”字,成了一首八言诗,句式上虽接近于典范的七言诗,却终不能归入七言诗的范畴。唯本诗除了每章首句以外,其余句子与后世七言诗已全无二致,显得整饬一新、灿然可观。曹丕的《燕歌行》,自是一首成熟的七言。而《四愁诗》作为七言诗,虽然尚有不少《诗经》的痕迹如重章叠句、每章句子为奇数,以及《楚辞》的痕迹如“兮”的使用;但是,它的上四下三的句式,却早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已达到了《燕歌行》的水准,同时这种句式在抒情上的优势-即节奏上的前长后短(异于四言诗及《垓下歌》之类七言的并列,和五言的前短后长),使听觉上有先长声曼吟、而复悄然低语的感受,而节奏短的三字节落在句后,听来又有渐趋深沉之感,如此一句循环往复,全诗遂有思绪纷错起伏、情致缠绵跌宕之趣-《燕歌行》有之,《四愁诗》亦已有之。
此曲形容世人爱财如命,为了钱财什么事都做,刻画出这类人贪得无厌、极端自私的形象,隐含着作者对贪婪者的极大讽刺。小令借助贴切的比喻进行夸张,把贪财汉的举止、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
“一粒米针穿着吃,一文钱剪截充”,开头用两个极端夸张、但又似曾相识的具体形象——一粒米用针穿着吃,一文钱剪成几块来花,勾画出贪汉可笑可鄙的神态,一下子就触及到了这类角色重要的特点之一——悭吝。这种漫画手法是民间文学的讽刺作品中经常运用的,直截了当,泼辣痛快,形象鲜明,一语中的。“但开口昧神灵”,可以说是进而揭穿了贪汉性格的本质。他们为了钱财,无时无刻不昧着良心。“但开口”三字虽平俗然而深刻,把贪汉散发着铜臭的灵魂揭露无余,简单而透彻,一点也不含糊,也体现出民间语言的特色。
接下来,作者用两个比喻形容贪汉两种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毫无二致的生活哲学:“看儿女如衔充燕,爱钱财似竞血蝇。”他们对待自己的儿女就像衔充筑巢的燕子,辛辛苦苦,真是“甘为儿女作马牛”;对待钱财则如同嗜血的苍蝇,玩命地吮吸,丝毫也不放过。这两种态度,实际上都是这类人贪得无厌、极端自私性格的表现。他们不但为自己打算,从封建宗法观点出发,还得为子孙后代打算。为此,他们不惜损人利己,格外拼命地攫取钱财。这两句曲文,是生活经验丰富的人民群众对贪汉性格特征的高度概括,比喻通俗,都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但都用得恰到好处。
贪汉如此贪婪,结果却是:“无明夜攒金银,都做充饥画饼!”没日没夜的积累钱财,其实金银财宝,什么都不是,最后是“画饼充饥”,全是徒劳,一场空。至于为什么如此,作者没有明说,而是留给读者去体会。
这支小令讽刺的是社会上常有的人与事,这类人的下场,读者是能想象得出的。他们伤天害理,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到头来不是为财害身,就是被儿女牵累,甚至于贻害儿女,绝少有好结果。作者用“画饼充饥”的典故来概括他们的下场,余味无穷,发人深省。
牧童的生活是游荡不定的,也是浪漫的。牧童既不免经风雨、涉艰险,又总是从大自然中得到乐趣和慈爱。这是一首牧童唱的歌。早上,牧童赶着牛沿着弯曲的江水去放牧;晚上,牧童归来时就要摸黑走过山村的沟谷。早出晚归的牧牛生活是辛苦的,诗中写到的“朝”“夜”两次“牧牛”,第一次是指“牧牛去”,第二次是指“牧牛归”。四个“牧牛”的重叠,造成了一种歌谣节奏和韵味,同时表现了早晚放牧、日日放牧的辛勤劳动生活。“下江曲”和“度村谷”也表现了放牧生活的丰富多彩。
牧童总是在野外度过他的时光。在春天的漾漾细雨中,牧童披着蓑衣走过小树林;在牧童的芦笛声中,莎草一天天地绿起来。牧童充分享受着大自然的美,大自然是他最相熟相知的朋友。顽皮活泼的牧童还把蓬蒿插在腰间当作箭,想象着自己成了一位威风凛凛的武士,连猛虎也不敢再来欺负小牛犊。
在诗中牧童生活不是一幅朦胧的牧牛景,而是处处显出诗人对放牧生活的深切体验。诗中所写的牧童的冷暖甘苦,也不是只从旁观察可得的,似乎诗人有过亲身体验。这样写景状物,描摹生活,才可以达到如王国维所说的“不隔”的境界。
起首二句,袭用民歌的曲调,写了牧童早晚的行踪。质朴,淡雅,信手拈来,却象民间那种形神毕俏的剪影画。这是远景中的牧童身影;下面开始写近影:春雨如丝,无声地滋润大地。诗人仿佛是看到出林的牧童披起了蓑衣,才感觉到空中已经飘起了雨丝。一个“细”字,准确地抓了春雨的特征。下一句没有写人,写的是笛声。
“卧吹”二字,使人分明想见到仰卧在莎草中牧童天真,快乐的模样。悠扬的笛声,又使人体会到山谷中的清幽宁静。“莎草绿”照应了前面的“春雨细”,使人感到山村中的一切都是那样和谐、恬淡、清新和充满生机。最后二句,是牧童正面形象的特写。憨顽的放牛娃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全副武装的勇士模样,“不怕猛虎欺黄犊”更是一语点出山中牧童那种勇敢无畏的强俘性格。诗人用那生动的笔触,以一种简洁传神的白描手法,勾勒了一幅“山中牧童图”。那清新、活泼,近乎口语化的语言,更使全诗洋溢着一股浓郁的生活气息。如果不是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和人民有着较广泛的接触,如果不是向民间文学学习,从民歌中吸取营养,是不可能写出这样一些较好的作品来的。
这首诗写出了牧童放牧生活和情趣。前四句侧重描写牧童放牧的辛勤,诗人运用时空的转换扩大诗歌的内蕴。后四句着重描写放牧时的情趣:春雨绵绵,牧童穿行于林中草地,稍有闲暇,便吹响悠扬的芦笛,一会又胡乱地在腰间插满野蒿,恰似利剑,显得英武洒脱,这样就再也不怕猛虎欺负牛犊了。这种奇思漫想,生动地表现了牧童幼稚、天真的精神面貌,令人忍俊不禁。
这词描写宋代汴京城中春日繁盛的景况,流露出身逢盛世的强烈自豪感,也表达了当时具有普遍性的流连芳景的社会情绪。
起句“玉城金阶舞舜干”先从朝廷写起,“玉城”与“金阶”为对文,皆指宫廷中的台阶。这是借用大舜帝的典故来歌颂当时崇尚文治、时世清平的局面。《书·大禹谟》:'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后遂以“”舞干”指文德感化。
“朝野多欢”一句,承上启下。柳永词中经常写到“太平时,朝野多欢”,这或许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切感受,也或许是谀圣词。前面“舞舜干”,是讲“朝”之“多欢”,“九衢”句以下,则是讲“野”之“多欢”。
所谓“风光丽”,讲京城道路街市的整齐壮丽,即京城的富庶。“万家急九繁弦”,极写京城中歌吹沸天的乐舞之盛。
“凤楼”,这里代指官殿,“凤楼”句写秦楼楚馆的热闹。
“嘉气非烟”句,写充溢于京城中的祥瑞之气。下片“忍负芳年”一句,则另起一意,拍合到流连芳景、及时行乐之意。芳年如此,韶光如此,怎忍轻负?正应“笑筵歌席连昏昼”,即昼夜行乐的意思。
“任旗亭”句,让人联想起曹植的“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名都篇》),以及李白的“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行路难》)等名句。因此这里表达的是文人诗酒风流的雅事。
结句“赏心何处好,惟有尊前”,古人以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为四美,如王勃《滕王阁序》中云所“四美具,二难并”。这里却不但说樽前歌酒之欢,超过四美,而且“惟有尊前”是最为称心快意之事,这样就把欢快之意写到了极致。
“生活美好”常常是柳永“都市词”中的主旋律。此词上片铺叙京城风光景况,下片着重写处于这种环境中人的心态,词笔潇洒飘逸,正所谓太平盛世之歌。城市“底层人”的穷开心,背后是对生活的热爱。在柳永《乐章集》中,有很多关于“歌德颂功”的题材,对北宋当朝皇帝进行颂扬,或称颂政和民丰,朝野同庆,或歌颂物阜民康、时世清平。
虽然柳永的仕途一直不是很顺,但貌似一直乐观。在当时,柳永也引领了时代潮流。《避暑录话》中有一句表现了柳永的追随者之多:“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但其中味道,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这篇铭文首先对剑阁的地理形势加以介绍,描写了它“穷地之险,投路之峻”的险要之势;接着引发出作者的告谕,这种告诫并不在于对蜀人恃险好乱的规劝,而在于希望统治者从中悟出“兴实在德,险亦难持”的真理,它不仅是对那些“凭阻作昏”的割据势力的警示,也是对朝廷的劝诚。
文章采用整饬谐畅的四言韵语,四十六句分作四段,逐段换韵,笔姿纵横,愈转愈深。
首段极状梁山的地形地势。作者以梁山为辐射点,作全方位的观照:先以铺张扬厉的赋笔铺写梁山远连荆山、衡山,近接岷山、蟠冢山,南通邛焚之地,北达衡斜栈道,为四通八达的战略要地;继而将梁山与彭门、碣石、嵩山、华山反复对照,夸饰其高峻之状。
二段承接上文,进而点出剑阁为镇守蜀Jll的门户。“壁立千仞”四字形象鲜明,剑阁拔地而起,陡峭如壁,千仞高耸的雄姿跃然纸上。接着宕开一笔,顾望历史,以蜀汉闭剑阁拒魏,魏钟会攻剑阁克蜀的事例,着重总结剑阁在治世与乱世的不同作用:“世浊则逆,道清斯顺。”这就为下文申足三重诫言奠定了基础。
三段化用西汉初年田肯庆贺刘邦智擒韩信的历史典故,指出秦、齐之所以成就霸业,并吞诸侯,实得山河险固之地利,进而强调剑阁之险隘尤过秦、齐——“一人荷戟,万夫趑趄”,从而提出此文的第一重诫言:警告中央政权的执政者,务必注意“形胜之地,匪亲勿居”。此言脱胎于田肯”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而语言更加精粹警策,足见张载锻铸语言之工。晋武帝鉴于曹魏政权单行郡县制而早亡,大肆分封诸子,指望屏藩天下,拱卫中央,针对当时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的现实,张载忠告执政者选择亲信亲近之人镇守巴蜀,还是有见地的。李白《蜀道难》吟道:“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即此二句。
四段继续借古讽今,以吴起谏魏武侯之言,说明国家之兴衰存亡,归根到底取决于修政仁德,从而提炼出比上文更为深刻精警的第二重诫言:“兴实在德,险亦难恃。”最后借助东汉初年公孙述与三国时刘禅败亡的实例,警告梁、益地方政权的当权者,勿蹈割据自灭的覆辙,发出“凭阻作昏,鲜不败绩”的第三重诫言。
此铭意深文省,语温词润,兼具概括性和典丽性。全文围绕三重诫言布局谋篇,行文有高屋建瓴之势,语言有精警隽永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