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前三句写景,描写了白云漫卷,烟尘四起,关山阻绝的惨淡景色;后一句抒情,表达了远离家国的悲伤和担忧。全诗语言悲慨,感情真挚。
刘昶在宋不以诗名,这首《断句》是他流传下来的唯一诗篇。这首诗同项羽的《垓下歌》一样,具有撼山动地的感人力量。平时不知书的项羽在重兵围困、四面楚歌的情况下,面对宝马美姬,悲从中来,慷慨而歌,唱出了震撼千古的绝唱。刘昶也是在有国难投、有家难奔的绝境之中,唱出这悲壮激昂,左右莫不哀哽的悲歌的,这是诗人真实感情的流露。况周颐在《蕙风词话》所说的:“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且易脱稿。”也就是指的这种情形。
刘昶在自己的国家里无法立足,不得已仓惶出逃,而所投奔的恰恰又是自己的敌国,此去的前途危险难测,或许,等待着他的也是杀头。尽管如此,自己还必须尽快往前赶,因为后路已经断绝,向前毕竟还有一线生机,这渺茫的希望在激励着他一路狂奔。身陷绝境的刘昶,当时的惶急悲愤是不言而喻的。诗的前三句,集中笔力,以浓重的色彩,描绘出刘昶奔亡途中的景物:白云从群峰迭嶂里涌出,尘土遮天蔽日而起,四面山势陡峭,道路断绝,前途是如此暗淡,周围是如此险阻,正是诗人当时处境的形象描绘。“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此时四周的景致,实际上也正是刘昶此时心情的写照。面对如此惨淡的景物,顿时激起诗人内心感情的波涛。故乡,自己生长爱恋的地方,如今就要一朝远离,也许永远也见不到了,而自己的妻子和母亲,都还留在故乡,生死未卜,这就更加增添了诗人对于故乡的怀念和担忧。 “故乡几千里”,正是诗人发自内心深处的悲愤呼声。
这首诗不以词藻妍丽取胜,而以悲壮激越的声调感人,“天予真情,发言自高。”(皎然《诗式》)刘昶为当时情势所激,将满腔悲愤随口倾吐,无暇雕饰,反使此诗成为绝唱,这在日趋华靡的刘宋诗坛尤其显得难能可贵。刘宋时期,诗坛虽然初步摆脱了玄言诗的桎梏,但很快又染上了追求词藻典故的风气。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曾指出当时诗人“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不良倾向。钟嵘也批评“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诗品序》)。刘昶的《断句》却能不受当时诗风的影响,直接继承“左思风力”(钟嵘《诗品序》)和刘琨悲壮清刚之气,从而使这首诗表现出了与当时诗风截然不同的独特风格。
这首诗在写法上也具有独特之处,并给唐人以直接影响。“断句”亦即“绝句”,是唐人绝句的滥觞。唐人绝句有不少是效法六朝的。李白的《越中览古》:“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沈德潜曾评道:“三句说盛,一句说衰,其格独创。”但李白此诗在格式上有着刘昶《断句》的明显影响,只是将刘诗的“三句写景,一句抒情”换成了“三句说盛,一句说衰。”这种格式不同于一般绝句的写法,不是在绝句的第三句而是在末句才转换辞意。诗人要竭尽全力在前三句中将诗意的一方面写尽写透,以便积蓄力量,满弓待发,然后笔锋突然一转,在结句将主题跌出,从而更加充分地表现出诗人的思想感情,同时也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这种写法需要诗人具有扭转千斤的大力量,大气概,在绝句的创作中无疑是独特的,但首创这种格式的,不是李白,而应归之于刘昶。
此诗前四句写了深秋之意,秋深寒重,更有空堂,对一点孤灯;其后两句言及诗人自己平日的修行状态,即独自参禅打坐,兼学道家;最后两句点题,写黎昕、裴迪二友的到访,于诗人有陶渊明载酒之欢。全诗毫无惯有之凄苦意,纵是秋夜淅沥,也难耐勃发之意趣,字里行间,一番悠然。
此诗开篇,有意描摹深秋之意,秋已深、寒已重、雨已侵,更有空堂,对一点孤灯。然而此际忽然一声疏钟透空传来,点晴处正在于此。由是作者瞬时感悟,豁然一切,白法已调狂象,玄言已问哲人。
此诗除沉稳之意趣外,另一别致处即在此“玄言”。诗佛并非是侍僧,终有“士子”之心。虽倾心于禅,但并未一心于禅,中国古代“士子”的明哲处即在兼包并蓄,无论何方神圣,于吾有用即为吾用。或被讥为心志不专,然人生之要义本在“护生”,志专而害生、妨生者亦有何义。所以“士子”此举最为温润、最有亲情。由于同是“士子”,王维此处佛、道并用,释、老并观,如十八般兵刃逐一对治,终于此凄风苦雨之际,调伏之悠然自得。最后一“空愧”语,自是惯常之以退为进之法。此一番自得之情,已是无言自喻耳。
此诗与《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意境相仿而更为浑成。此应缘于一者“夏日”,一者“秋夜”。而人生之年岁、境界似亦是“夏日”“秋夜”之别。故而心意尤为安稳,气象分外沉浑。深秋、虫鸣、凄雨、空堂、寒灯,此俱伤感之境象,自为抒愁感伤之良时。然此诗毫无惯有之凄苦意,颇为难得。概此晚挚友见访,兴会高论之余,兴致仍是盎然。由是纵是秋夜淅沥,也难耐勃发之意趣。字里行间,因之有此一番悠然。因亲情中缺失人生重要一环,故而王维于友朋之道甚为倾心,诗中与友朋唱和、同游,抒发相亲、相慕之作者众多。由是不难知晓,于此凄风苦雨之际,生性纤敏之王维,竟能如此安稳,狂象得以调伏、静心以问玄。黎昕、裴迪“见过”,于王维有陶渊明载酒之欢。
题目是“口占”,名符其实,通篇以口语出之,从“寄语”之下,都是答辞。首句点出对方身份——歌妓。“好将幽梦恼襄王”出自宋玉《高唐赋》。这二句意在告诉对方不要来纠缠我,还是找别人去吧。由此可见,道潜之信守佛戒,不近女色,并非是意志力克制的结果,而是已人定界,此心已死。
“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后二句解释原因:“我”潜心修禅,心无余物,就像沾染了泥的柳絮,沉于地面,不可能随风飘浮了,“我”也不会因你的挑逗而动凡心。这句以柳絮沾泥后不再飘飞,比喻心情沉寂不复波动。柳絮轻飘于天,随风逐舞,犹如人之浮于世;絮之沾泥,犹如人之出于世。
这就是佛家的禅心之所在,佛家有“放心”之说,盖指心猿意马;柳絮沾泥不再飘浮,喻禅心已定,心如止水,“放心”已“收”。诗人之不为声色所动,不是有意识地恪守佛门戒律,刻意约束自己,而是心已入定,形如死灰,春风吹不起半点涟漪。佛门说法,本重比喻,道潜以佛徒身分而用之于诗,可谓不忘其本。而此喻之妙,犹有可说者。春风飘絮,本是自然现象,春天最容易引起感情的波动,柳絮也常以其“轻浮”之质,被赋予男女感情的色彩。这里,不仅柳絮沾泥,风吹不起为人们所习见,因而颇能引起会心的感受,而且,在禅心观照下,以轻质为重质,化喧为寂,设想也颇为别出心裁。
由于作者是位佛徒,人们理解该诗,或许多着重于他对佛门戒律的自觉遵守,即所谓不涉邪淫。然而,从禅家理论来看,其意义尚不止于此。《大乘义章》卷十三说:“禅定之心正取所缘,名曰思维。······所言定者,当体为名,心住一缘,离于散动,故名为定。”禅定,本指坐禅时住心于一境。广义地看,坚守禅心,不受干扰,如絮之沾泥,风吹不起,不也就是禅定的功夫么。诗人不受女色之诱,并不是由于意识到佛门戒律,更不是害怕别人的指责,而是他本来就心如止水。这不由得使世人想起了“二祖安心”的公案。禅要自己参,心要自己安。道潜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正是他本人已经“安心”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