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平定后,杜甫羁旅蜀地,不能及时返乡,当诗人为乡情所苦、愁思百结的时候,看见队队大雁向北归飞向中原地带,诗人想到大雁一年一度地回到故乡,而自己却多年滞留异地,不禁愁思缕缕。此诗寄托了深切的乡思感情,并流露出对朝廷的系念和对国事的关心。全诗情景交融,构思精巧,先赋后兴,独具特色。
“东来万里客,乱定几年归?”点明了时间和客居情况,表达急切渴望回归故乡的心情。安史之乱以后,八年来,杜甫带着一家老小背井离乡,从长安、洛阳、秦州辗转流离到四川成都。诗中“东来”二字亦作“春来”。这年初春,他在川北的阆州飘泊时,就已经作好了准备,打算由水路下渝州出峡,以便回河南老家。但由于老朋友严武第二次到成都任东西川节度使,邀请杜甫到成都,于是打消了出峡的念头,举家重新迁回成都草堂居住。“万里客”三字,饱含着经年奔波的凄楚况味和浓烈的乡思之情。此时,安史之乱已经平息,按说应当回家了。他在不久前写的“生平第一首快诗”(浦起龙语)《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就满怀激情地表示过:“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如今又来到成都,早就萦绕于怀的回乡之愿,不知要到何年才能实现?一个问句,表现了诗人渴望回乡而不能的急迫心情。
正当诗人为乡情所苦、愁思百结的时候,一队队大雁正从滨临锦江的成都上空,高高地向北归飞。“高高”有自由自在、畅通无阻之意。大雁北飞之地就是中原地带,它既是作者故乡的所在地,也是唐王朝中央政权的所在地。诗人想到大雁一年一度地回到故乡,而自己却多年滞留异地,不禁愁思缕缕。
这首诗短小精悍,含义隽永,余味无穷。这原因,一方面是诗人将自己的一片真情,融于字里行间,在平易朴实的语言里,蕴含着强烈的激情。另一方面,写归雁的诗,往往都是先从大雁本身着笔,然后再抒发议论,然而这首诗却是先写思归的心情,一开始就直抒胸怀,先给读者一个思乡的强烈印象,然后再将描写的笔触对准空中的大雁,让生动的形象去充分体现作者的思想,给人以具象化的感觉,先赋而后兴。
不仅使情景交融,也使思乡恋国之情表达得更为强烈,更为深长。另外,在绝句格式上,这一首采用了对起散结的方式。盛唐绝句重散行,四个散句起承转合,句与句之间不讲究对偶。而此诗一、二句用了对偶。后两句用散句,又纯任天然。这样,在形式上把精巧与自然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读来节奏优美,“神味高远”(浦起龙语)。杜甫“常常把绝句作为遣兴手段,即兴漫成,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形式上有意识进行多种尝试。”(周啸天《唐绝句史》)从这首五言绝句中,也可以看出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态度。
“东风吹雨过青山,却望千门草色闲”。开篇紧扣题目,写在长安“春望”。“东风”句,侧重写望中所见。卢纶是河中蒲人(今山西永济县人),家乡刚好位于长安的东面,说“东风吹雨”,是说东风从家乡吹来,自然引出思乡之情。“却望”,是回头望。“千门”,泛指京城。“草色闲”的闲字用得巧,春草之闲正好与人心之愁形成强烈对比,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首联是登高而望,在景语之中,流露出复杂感情。
“家在梦中何日到,春来江上几人还?”这两句为全诗的警句,是春望时所产生的联想。出句是恨自己不能回去,家乡只能在梦中出现,对句是妒他人得归,恨自己难返,语中有不尽羡慕之意。“大历十才子”擅长描写细微的心理情态。(《小澥草堂杂论诗》)他们伤时感乱的情绪,常通过“醉”和“梦”表现出来,像“我有惆怅词,待君醉时说”(李端《九日寄司空文明》),“别后依依寒梦里,共君携手在东田”(《送冷朝阳还上元》),“宿蒲有归梦,愁猿莫夜鸣”(钱起《早下江宁》)等等。他们写醉,是因为清醒时感到痛苦而无奈,只有在醉中才会稍微得到解脱。写“梦”,是感到时代动乱,浮生短促,或者想在梦中召回一些因战乱丧失的美好事物,这种心情相当悲哀、细微。
“川原缭绕浮云外,宫阙参差落照间。”“川原”即家乡,这句说极目远望,家乡在浮云之外,渺不可见,远不可及。“宫阙”句又接至眼前近景,只见长安的宫殿,错落有致,笼罩在一片夕阳之中,这一联表面上写景很壮观,其实隐含着一种衰飒之意。
“谁念为儒逢世难,独将衰鬓客秦关。”大意是说:自己以一儒生遭遇世难,独自客居长安,又有谁来怜悯我呢。“衰鬓”,并非指衰老,而是表现一种衰颓感伤的神态。沈德潜说“遭乱意上皆蕴含,至末点出”,确实如此。
此诗写感时伤乱,抒发了诗人在乱离中的思家望归之情。此诗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写景抒情,笔法老辣,体现了“大历十才子”诗中的“阴柔之美”。
沈德潜《唐诗别裁》用这首诗作例子,将大历诗与盛唐诗进行了一番比较:“诗贵一语百媚,大历十子是也,尤贵一语百情,少陵摩诘是也。”并说这首《长安春望》“夷犹绰约,风致天然”。这种“阴柔之美”,主要表现在诗中浓重的悲哀情绪。诗人感乱思家,眼中所见,心中所思,无非都是伤心之景,悲哀之情,浅吟低唱,一咏三叹,读后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怜悯,这正是阴柔美的表现。姚鼐《复鲁絜非书》论具有“阴柔之美”的文章云:“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如人也,谬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乎其如喜,愀忽其如悲。”所谓“如叹”“如有思”“如悲”的阴柔这美,正是《长安春望》及“十才子”许多诗篇审美特征的概括。
上片,以拟人的手法,写梅与人传情,赞美了梅一样高洁的人格。“峤南江浅红梅小,小梅红浅江南峤。”开头两句用回环句式特写了细弱的“小梅”开在很不显眼的“江南”黄州这块土地上,苏轼借以自喻贬谪的孤芳生活。“窥我向疏篱,篱疏向我窥”,突出了细弱的梅花与贬谪的苏轼同是苦命根,如坐篱牢,只能通过篱缝传话慰藉,借以显露出梅的孤傲品格,人的独立性格。上片,既描写了景物梅的形象,又体现出景物梅的形象中的苏轼的情感体验,引起读者的共鸣。
下片,从时空变化的角度,苏轼叮嘱赵晦之要把握住有限的时光,珍重自己,爱惜余年。“老人行即到,到即行人老。”反复进言,以“老人”点明双方生存的时间,以“行人”点明双方生存的空间。时空交错,造成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苍凉感。“离别惜残枝,枝残惜别离”,苏轼仍以梅的品格自喻,点明了该词“红梅赠别”的主旨:虽是暮春的残枝梅,仍傲立于自然间,但应珍惜。说不定来年一到,“春风吹又生”,新枝发新芽了,暗示着苏轼傲然不屈,期望重返朝廷的美愿。
与其他咏梅词一样,该词仍然是以梅格喻人品的。残梅的枯凉景象与词中“行人”的孤独身影融合无间。这是以景物渲染出“惜别离”的环境与气氛,寄寓着岭南的残梅和黄州的残梅,终有一天,会焕发出新枝而青春永驻的情意来。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