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之最大不幸,莫过于空有济世之才,而无施展之处。在南宋时期,多少志士空叹白发,遗恨而终。这首词抒发的,即是这种情感。仪真,即现在的江苏省仪征县,位于长江北岸,这在南宋时期,曾多次受到金兵骚扰。爱国而且胸怀天下的作者夜泊于此,面对寒江,北望中原,百感交集,借江景抒发了他壮志难酬的抑郁和悲愤之情。
“寒江夜宿,长啸江之曲。”一个“啸”字,就表现出高远境界的,气势不俗。夜泊长江,江景凄寒,作者伫立江边,思潮翻滚,不禁仰天长啸。与“长啸”这一壮怀激烈之情交织在一起,为此词奠定了苍凉雄浑的基调。接着,作者描绘了江上风高浪急、莽莽滔滔的景象:“水底鱼龙惊动,风卷地,浪翻屋。”只见狂风卷地,巨浪翻腾,以至惊动了水底鱼龙。一“卷”一“翻”,只觉得气势飞动。这一幅有声有色、令人惊心动魄的图画,形象表现了作者的忧思和不平。
“鱼情吟未足,酒兴断还续”,是一过渡,全词转入下片抒情。作者的情绪由激昂慷慨渐趋低沉,想借吟鱼饮酒强自宽解,然而郁结于心的如此深广的忧愤岂是轻易能够排遣掉的,其结果只能是“吟未足”,“断还续”。是什么在困扰着作者,使他郁闷,心绪难平?那就是国家的“草草兴亡”,即中原的匆匆沦丧。“休问”,两个字内涵十分丰富。从这二个字中读者不仅可以看出国势衰微已到了不堪收拾的地步,而且表明作者心情极为沉痛。一想到朝廷对外妥协投降,想到主战派备受压制、排斥、打击,想到自己和许多爱国志士虽满怀壮心却报国无门,不禁悲从中来,心潮难平。“功名泪,欲盈掬”,既激愤又伤心,词人感叹报国无路,读来使人黯然神伤,并与开篇的“长啸”相呼应。将当时社会上的那种壮志难酬、无可奈何的大众心态,集中表达了出来。
这是一首抚时念乱的沉郁之作。作者夜泊仪征江边,面对滔滔江水,环视南北江岸,一时之间,河山之感,家国之恨涌于心头,感怀百端。首二句即点出时间、地点和人的心境。他的心情就和眼前的鱼龙惊动,浪翻风卷一样,澎湃不平,郁勃难抑,写景也是写情,情景相融。使人似乎可以听到作者内心剧烈的跳荡。
上片以“寒江夜宿,长啸江之曲。”起句破题,点明夜泊的时间和地点,总写人物的活动。奔波的劳顿并没有将词人拉入梦中,而是长久地无法入眠。他的心中充满了积郁和悲愤,一腔怨愤无处发泄,只好对江长啸,凭借反常的发泄行为来求取暂时的心理平衡。一个“啸”字形象地暗示出作者奔走无果,壮志难伸,英雄失路,托足无门的满腔悲愤。这是全词的“文眼”,是整首词感情基调的集中表现,也是上片写景的总起,下面的景色全由此一“啸”字引起。“水底鱼龙惊动,风卷地,浪翻屋。”“惊”是对“啸”的反应,这是极写长啸的深沉和力度。夜间本是鱼龙及各种水生动物休眠的时候,但它们突然听到裂耳的长啸,都惊跃骇游起来,就连沉在江底的鱼龙也不例外,以至江水搅起冲天巨浪,携着卷地的狂风,把海水举得很高很高,海上的小屋都被冲翻了。这几句写得笔力遒劲,破空而来,想象奇特,而不游离江上的具体环境。景为情生,是抒情主体内心情绪的外化,情托景显,复杂愤懑的内宇宙被海水、海浪、海风形象地展示了出来。声音、形象、感触三面并举,听觉、触觉、视觉三官并用,绘声绘色,气势磅礴,有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
下片变形象抒情为直抒胸臆,感情的格调也由愤转悲,显示出强烈的悲剧意识。“鱼情吟未足,酒兴断还续。”这二句既有沉郁丰富的思想内涵,又是此情此景中作者情感轨迹的具体表现。然而,事到如今,江北的金朝依然长居不亡,自己的平戎之策又得不到当权者赏识,英雄失路,托足无门,眼见得岁月催人,功名难就,回首往事,心绪正如奔腾翻卷的江水。因此,酒喝了一阵再喝一阵,进又无门,退又不忍,只有断断续续自斟饮,一声长叹两鬓霜了。结句“草草兴亡,休问功名,泪欲盈掬”,既是对南宋的沉痛哀惋,又是对自身的沉痛悲泣。一代偏安江左的王朝,就这样在屈辱求和中建立又消亡,即将把懦弱无能、终无建树的形象永远留给史册,在这样的社会悲剧和历史悲剧中,千万不要再考虑个人的功名了。然而,此话还没有开口,就已热泪盈掬。在这里,词人把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联系了起来,并看到了国家命运对个人命运的制约作用,看到了作为小人物对改变国家形象的无可奈何,对挣脱自身悲剧也无可奈何。这种对人生悲剧原因的认识,正是“泪欲盈掬”的深刻缘由。
本篇虽然短小,但内涵丰富,韵味淳浓,起伏跌宕,富于变化。悲愤苍凉,雄阔浑厚。
“山远”两句,叙景随情移。“翠眉”,青翠的山气。此言秋日重阳本是登高揽胜的好时节,但因为词人心情抑郁,即使远望寒山虽是空蒙蒙地带着青翠欲滴的山气,在他心目中也是感到凄凄凉凉,使他不忍细睹。
“菊花”一句,以人拟菊。“杜秋娘”,泛指美丽动人的歌妓。此言秋菊傲霜迎风,枝干细长,好像一位婀娜多姿的歌妓一样楚楚动人。“净洗”两句,房中插菊,点重阳(九日)景色。词人说:我将绿玉杯洗涤得干干净净,并打来清冽的井水放进杯中,插上我为您专门(指吴见山)摘来的菊花,拿来您这儿,让它散发出阵阵清香吧。
“乌帽”两句,写自己已老。言自己虽然用黑色的帽子遮盖住白头发,以免显露出自己的老态来,但是秋风狂劲,仍旧不时地要从头上的“乌帽”中,吹飘出白发来。
“一年”一句,直叙去吴见山家饮酒。词人说:我在这一年中的重阳佳节,就在老朋友家的西厢房中醉酒度过去算了。“秋色”两句,写自己心中抑郁,愁闷的原因。“秋色”、“雁声”与“斜阳”,都是词人对景思亲,感慨自身已入暮年却仍羁旅在外的哀愁的根源,所谓触景生情也。故周邦彦《玉楼春》词有“烟中列岫青无数,雁背夕阳红欲暮”之叹;而元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中也有“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哀伤;李商隐也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哀叹。这些与梦窗此词的结尾两句,何其相似。
这首词以重帘层楼里的思妇伤春伤别甚于作病的春愁,表达了作者深受后周胁迫、处境艰难、语多讳忌的深刻痛苦。词从女主人公早晨起来,懒于妆扮着笔,到她惆怅之情如风里落花一样,再追忆往欢不可再得,最后以春愁重压为结。她面对妆镜,无心打扮,风里落花,飘无所依。
上片以“一钩初月”领起,描写少妇晨起对镜,然无心梳洗,鬓发不整,其情形与《诗经·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有相似之处,亦可知女为悦己者容是一个千年的理念。“重帘静,层楼迥”即写伤春人独处深闺之中,重重帘幕,高楼迢迢。这是由寂静和遥远的意境衬托人的寂寞和思念。“惆怅落花风不定”一句最佳,道出伤春人多少思绪。花落春去,美好在凋零。花犹如此,人何以堪。落了一地的不止是无凭的花,更有无依的心。这一如无法把握的身世,没有依靠的人生,有情之人不能不感伤和惆怅。此句意象美,意蕴深,将一位深闺女子面对春景而叹息青春、渴望珍惜却感慨无奈的心思微妙地传达出来,又不露刻画痕迹,充分显示了作者语言才能的高妙。
下片紧承风吹落花而将画面展开,视界变得开阔,似有一种心情的舒展。换头“柳堤芳草”“辘轳金井”写过去游乐的美好时光,犹记当时,与友朋携手于芳草香径之间。这些充满温馨的画面,而今却是“梦断”。“梦断”二字下得很冷,一种被夺走的恨意与无奈。写到这里,作者才揭示出楼中人郁闷的原因:原来是感伤离别。结尾点明心思:为销愁,昨夜也曾饮酒,然而夜深酒醒,四周沉寂清冷,春愁却是更深。“更阑酒醒”四个字被柳永演绎为:“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一夜的相思终是落了个“为伊消得人憔悴”,“春愁”郁积于胸成为永远的悲哀与痛苦。“春愁过却病”是词之眼,春愁之甚甚于病,苦楚难忍。张爱玲的“长的是痛苦,短的才是一生”是对“春愁过却病”最好的注释。
这首词之所以为人称道,甚至被误认为是后主李煜词,或冯延巳词,乃至欧阳修词,是因为词中意象的妙用,渲染了思妇的春愁,使春愁力透纸背,也浸透了看客的心扉。词人在词中主要使用了以下意象,一是“重帘层楼”,二是“落花风不定”,三是“柳堤芳草径”,四是“辘轳金井”。
“重帘层楼”,既是思妇所处的与外界、与春天隔绝的实景,也是李中主孤独无依的艰难处境形象比喻;“落花风不定”,既写景又写人,既是景亦是人,春风不定而使人想到了落红无数,落红无数引起无限伤春情思,不停地伤春情思使人憔悴不堪,犹如春风不定而落红无数;“柳堤芳草径”,既是情侣惜别的实景,又是“杨柳依依”“天涯芳草”的伤心暗示;“辘轳金井”既是词人梦断之因的实景,又似在说,梦虽醒了但如辘轳金井般反复上下的情思却难以了断。这实与虚的反复出现、反复对应,大大渲染了春愁情绪,以致词人最后发出了春愁浓于酒、春愁之苦人且甚于生病的哀叹。
全词写别离的苦痛。上片写晨起无心梳整,下片写昨夜醉醒愁浓,后者是因,前者是果;上片写风飘花落的惆怅,下片写柳堤芳草的情事,后者是回忆,前者是现实。上片立足于看,表现离情之痛;下片着笔于想,表现春愁之苦。上下两片层层推进,脉络清晰,结构严密。
在《原道》中,韩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对儒道的理解:“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以此为据,他批评了道家舍仁义而空谈道德的“道德”观。他回顾了先秦以来杨墨、佛老等异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义道德之说趋于混乱的历史,对儒道衰坏、佛老横行的现实深表忧虑。文章以上古以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证,表彰了圣人及其开创的儒道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功绩,论证了儒家社会伦理学说的历史合理性,并以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为对比,批评了佛老二家置天下国家于不顾的心性修养论的自私和悖理,揭示了它们对社会生产生活和纲常伦理的破坏作用,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的具体措施。
《原道》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道统”的授受体系。韩愈在重申了儒家的社会伦理学说后,总结说:“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宋儒所乐道的“道统”的形态即由此而来。关于韩愈的“道统”说,《原道》最直接的打击对象是佛老,韩愈所要诛的“民”,也是士农工贾四民之外的佛老二民,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原道》的指责显然是不合适的。韩愈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指责佛老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这种基于现实功利的批判无疑是有力的。唐代的僧道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并集于寺观,“至武宗会昌灭佛时,官度僧尼已达二十六万多人”。
《原道》强调“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还隐隐地将矛头指向了另一个强大的对手,藩镇。对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揭示。他认为,韩愈在文章中屡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实包含着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深忧,因为安史是“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汉人”。此说虽有理,似略显迂。相比之下,倒是蒋凡先生之说更为显明。《原道》中说:“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诛。”藩镇割据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赋不入,这样的乱臣贼子,正在可诛之列。只是由于当时藩镇势力正炽,才不得已以曲笔加以诛伐《原道》之作,实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用心。
本文起始既紧扣作亭之缘起,而后宕开笔墨写孙莘老泽惠百姓的政绩,然后才归入正题,发挥议论,推衍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的道理,并进而言及养生与治国之道。 文章从小题目引出大议论,立意高远,富于哲理。
这篇记文一共分为三段。
第一段点题,记孙莘老建墨妙亭的时间、地点和用意,“取凡境内自汉以来古文遗刻以实之”。也就是诗中所写的“吴兴太守真好古,购买断缺挥缣缯”。孙莘老喜好书画金石,所以不惜花大钱购买古代碑刻,以藏于墨妙亭中。
第二段记述孙莘老搜罗碑刻用力之勤,但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层层转折,跌宕起伏。第一层写已往的吴兴太守向来政务悠闲。因为其地“山水清远”,其民“寡求而不争”,外地客人“非特有事于其地不至焉”。社会安定,民事不多,宾客少有,清静无为,“故凡守郡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真是悠悠岁月,其乐无穷。如此悠闲之地,孙莘老自然有充余时间去搜罗碑刻了。
第二层,忽然宕开一笔,写孙莘老勤政爱民、抗洪救灾: “自莘老之至,而岁适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饥,将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廪劝分,躬自抚循劳来,出于至诚。”奔波以救灾民,无暇而顾碑刻。又加之朝中正推行新法,使者频繁往来“以为莘老当日夜治文书,赴期会,不能复雍容自得如故事”。这一层转折使文章顿起波澜,跌宕多姿。这是以退求进、欲擒故纵的写法,起到了有力的衬托作用。
第三层,又一转折,归到正题:“而莘老益喜宾客,赋诗饮酒作乐,又以其余暇,网罗遗逸,得前人赋咏数百篇,以为《吴兴新集》,其刻画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又皆集于此亭。”莘老在政事之余,尽力搜罗前人诗赋、碑刻。凡是尚存文字的碑刻,即使被抛在荒坡野草之间、僵仆的、断缺的均一概收罗无遗,“皆集于此亭”,照应前文“取凡境内自汉以来故遗刻以实之”的记述中心,写出孙莘老好古之心切,搜罗之勤奋。苏轼至湖州,见到这些碑刻“周览叹息”,坚硬之碑刻尚且断缺,令人叹息。这句承上启下,由断缺的碑刻引出第三段的议论。
“或以谓余,凡有物必归于尽,而恃形以为固者,尤不可长,虽金石之坚,俄而变坏,至于功名文章,其传世垂后,乃为差久,今乃以此托于彼,是久存者反求助于速坏。”“物必归于尽”一句,画龙点睛,是全文的主旨。一切事物都要归于消亡,依靠自己形体坚固的物体,更是不能长久。即使是坚硬的石碑,很快也会毁坏。相比之下,功名文章流传后世,倒是长久的。把文章刻在石碑上,想长久流传,乃适得其反,“是存者反求助于速坏”。这已经是前人的胡涂,孙莘老建亭以藏碑刻,“其无乃几于不知命也夫”。作者认为莘老的作法是“不知命”。孙莘老不知命,指他不知天命,即不知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无憾。物之有成必有败,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这几句进一步具体阐明“物必归于尽”的论点,用相反相成的观点论述了成与败、生与死、兴与亡的辩证关系。
作者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对老子的辩证法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总是抓住事物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关系来阐明自己的主张,确实是一个真正的“知命”者。以其知命,故能乐天。以其乐天,故能置生死、穷达、得失、祸福于度外,看穿忧患,顺应自然,超脱利害,旷达乐观。但作者毕竟又是一个通三教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文人,他“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本于儒而不囿于儒,谈佛老也不囿于佛老。所以文章接着又写道:“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已。”以道养身,以儒治国,儒道互补,相互为用。
通观全文,第一、二段记叙,第三段议论。记叙为议论作铺垫,议论是记叙的升华。记叙层层转折,跌宕多姿;议论精辟警策,纵横开阖,汪洋恣肆,一唱三叹,特别是辩证法的运用,熟练而深刻,提高了文章的思想水平,发人深思,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