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两句交待自己与苏州的因缘。平平叙事,颇有民歌风味。读来似乎是庆幸自己因王程之便而得游赏吴中佳胜,实际上却是为下文翻出感慨作势。“王程”二字已微露端倪。
“半世三江五湖掉,十年四泊百花洲”。杨万里于1154(绍兴二十年)中进士,初授赣州司户,继调永州零陵萃,以后历任内外官职,奔走于江湖间,到写这首诗时,已经半世(指一个人的半生)之多;十来年间,因主程所经,曾四次泊舟于百花洲畔。这一联用秀朗工整之笔概括了自己的漂泊羁旅的生活,其中含有身世之感,但调子并不沉重,毋宁说还带有一点悠然自赏的意味。从眼前的胜游回顾半世以来的行踪,从眼前的百花洲联想到所历的三江五湖,时间、空间都延伸扩大了。这一联在对仗上句法上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多用数目字成对,如“半”对“十”“三”对“四”“五”对“百”;二是上下句的句法并不同(下句的“泊”是动词,与上句的“江”为名词不同,五湖棹与百花洲也有所不同,平仄也不调)。这样一种对仗,表现出诗人的巧思,具有一种轻快流利、拗折错落的美感。
“岸傍杨柳都相识,眼底云山苦见留。”颈联承“四泊百花洲”突出自己对这一带风物的熟悉。明明是诗人认得岸旁杨柳、依恋眼底云山,却故意将景物拟人化,从对面写来,说成是岸旁杨柳都认得自己,眼底云山也依依挽留。这样写,既饶情致,又不落套。诗人对此间风物的深情也更进一层地得到表现,运用移情于物的手法,诗人将主观的情感移到事物上,反过来有用被感染的事物衬托主观情绪,使物我合一,浑然一体。
“莫怨孤舟无定处,此身自是一孤舟。”尾联承“半世三江五湖棹”从眼前泊岸的孤舟兴感,说别再埋怨孤舟漂泊不定,将自己载往三江五湖,要知道,自己原就是一只不系的孤舟。上句先放开一步,下句却透过一层,揭示了事情的底蕴。这个结尾,将“四泊百花洲”所引起的感触与联想凝聚到一点上:身如孤舟,漂泊无定,从而点明了全诗的主旨。
此诗以江上的遨游起兴,表现了诗人对庸俗、局促的现实的蔑弃和对自由、美好的生活理想的追求。开头四句以夸饰的、理想化的具体描写,展示江上之游的即景画面,有一种超世绝尘的气氛;中间四句两联,两两对比,前联承上,对江上泛舟行乐,加以肯定赞扬,后联启下,揭示出理想生活的历史意义;结尾四句,承前发挥,回应开头的江上泛舟,活画出诗人藐视一切,傲岸不羁的神态,又从反面说明功名富贵不会长在,并带着尖锐的嘲弄的意味。全诗形象鲜明,感情激扬,气势豪放,音调浏亮,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能充分显示出李白诗歌的特色。
这首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是很能代表李白特色的篇章之一。诗以江上的遨游起兴,表现了诗人对庸俗、局促的现实的蔑弃,和对自由、美好的生活理想的追求。
开头四句,虽是江上之游的即景,但并非如实的记叙,而是经过夸饰的、理想化的具体描写,展现出华丽的色彩,有一种超世绝尘的气氛。“木兰之枻沙棠舟”,是珍贵而神奇的木料制成的:“玉箫金管坐两头”,乐器的精美可以想象吹奏的不同凡响:“美酒尊中置千斛”,足见酒量之富,酒兴之豪:“载妓随波任去留”,极写游乐的酣畅恣适。总之,这江上之舟是足以尽诗酒之兴,极声色之娱的,是一个超越了纷浊的现实的、自由而美好的世界。
中间四句两联,两两对比。“仙人”一联承上,对江上泛舟行乐,加以肯定赞扬:“屈平”一联启下,揭示出理想生活的历史意义。“仙人有待乘黄鹤”,即使修成神仙,仍然还有所待,黄鹤不来,也上不了天;而己之泛舟江上,“海客无心随白鸥”,乃已忘却机巧之心,物我为一,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比那眼巴巴望着黄鹤的神仙还要“神仙”。到了这种境界,人世间的功名富贵,荣辱穷通,就更不在话下了。
因此,俯仰宇宙,纵观古今,便得出了与“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庸夫俗子相反的认识:“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泛舟江汉之间,想到屈原与楚王,原是很自然的,而这一联的警辟,乃在于把屈原和楚王作为两种人生的典型,鲜明地对立起来。屈原尽忠爱国,反被放逐,终于自沉汨罗,他的词赋,可与日月争光,永垂不朽;楚王荒淫无道,穷奢极欲,卒招亡国之祸,当年奴役人民建造的宫观台榭,早已荡然无存,只见满目荒凉的山丘。这一联形象地说明了,历史上属于进步的终归不朽,属于反动的必然灭亡;还有文章者不朽之大业,而势位终不可恃的这一层意思。
结尾四句,紧接“屈平”一联尽情发挥。“兴酣”二句承屈平辞赋说,同时也回应开头的江上泛舟,极其豪壮,活画出诗人自己兴会飚举,摇笔赋诗时藐视一切,傲岸不羁的神态。“摇五岳”,是笔力的雄健无敌:“凌沧洲”是胸襟的高旷不群。最末“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承楚王台榭说,同时也把“笑傲”进一步具体化、形象化了。不正面说功名富贵不会长在,而是从反面说,把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来一个假设,便加强了否定的力量,显出不可抗拒的气势,并带着尖锐的嘲弄的意味。
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基本上是积极的。另一方面,诗人把纵情声色,恣意享乐,作为理想的生活方式而歌颂,则是不可取的。金管玉箫,携酒载妓,也是功名富贵中人所迷恋的。这正是李白思想的矛盾。这个矛盾,在他的许多诗中都有明白的表现,成为很有个性特点的局限性。
全诗十二句,形象鲜明,感情激扬,气势豪放,音调浏亮。读起来只觉得它是一片神行,一气呵成。而从全诗的结构组织来看,它绵密工巧,独具匠心。开头是色彩绚丽的形象描写,把读者立即引入一个不寻常的境界。中间两联,属对精整,而诗意则正反相生,扩大了诗的容量,诗笔跌宕多姿。结尾四句,极意强调夸张,感情更加激昂,酣畅恣肆,显出不尽的力量。这是经过细心体会后的符合创作实际的看法。
这首诗的首联和颔联写相逢,并交代了相聚的时间、地点。首联交代了时间(秋夜)和地点(长安),一个“满”字,写出了秋月之状。颔联则极言相聚的出其不意,实属难得。诗人作客在外,偶然与同乡聚会,欣喜之中竟怀疑是在梦中相遇。“还作”和“翻疑”四个字生动传神,表现了诗人的凄苦心情。这两句充分表现了诗人惊喜交集的感情。
颈联和尾联伤别离。颈联描写秋月萧瑟的景象。这两句紧紧围绕“秋”字写景,秋风吹得树枝飘摇,惊动了栖息的鸟鹊;秋季霜露很重,覆盖了深草中涕泣的寒虫,到处都能感觉到秋的寒意和肃杀,在渲染气氛的同时也烘托出诗人客居他乡生活的凄清,以及身世漂泊和宦海沉浮之痛;诗人借用曹操的《短歌行》中的诗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含义深刻,写出自己与故友分别之苦,表现了诗人客居中的辛酸之情。故友的异乡羁旅生活都很凄苦,相逢不易,于是一起欢聚畅饮,长夜叙谈。尾联二句,诗人又以害怕天亮就要分手作结。这二句中的“长”和“畏”二字运用得极为恰到好处,“长”字意谓宁愿长醉不愿醒来,只有这样,才能忘却痛苦,表现了诗人的颠沛流离之苦;“畏”字意谓害怕听到钟声,流露出诗人怕夜短天明,晨钟报晓,表达了诗人与友人依依惜别的心情,这一切充分表现出诗人对同乡聚会的珍惜和同乡深厚的友情。全诗语言精炼,层次分明,对仗工整,情景结合,意蕴凄美。
本文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写给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一封自荐信。书信先述当朝诸位贤人君子的离合变故,以表作者自己的慕欧之意;次叙孟、韩、欧文之间的比较,以示自己知欧之深;三谈作者平生之经历,坦露十年学道之心得,以求欧公之知己。文章千回百折,却丝丝入扣。尤其第一段中,采用层层剥笋之法,从诸贤的离合变故之中,层层转换分离,最终点出欧公,把十年求贤之心归于一人,又为后文作了张本。文章恣逞笔力,开阖抑扬,把苏洵的慕贤之心、求荐之意、平生之志叙述得既曲折周详,又委婉得体。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诸君子离合的叙述,作者恳切地说明了自己上书欧阳修的原因。六位君子行踪的离合是一条明线,集中描绘了自己仰慕贤良的心情;同时夹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是一条暗线,为第二三部分作了伏笔。文章开头按一般书信方式行文,执事是书信中常用的敬辞,表示不敢直呼对方大名,而说让其左右办事的人员代为转达。“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很经济的几个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简洁明了的两句,似破空而来,很有气势地总领了全段文字的大意,同时也为下面文字立了依据。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才,也不可能都是奸佞,这是使贤人君子时而聚集、时而分散的原因。当然,苏洵这样从表面分析封建社会忠臣良将的得失,有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接下来,苏洵用三个时间内发生的事来具体叙述诸君子的离合。一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天子方有意于治”,于是范仲淹除参知政事;富弼除枢密副使,分掌北方西方边防军事;欧阳修、余靖、蔡襄皆为谏官;尹洙以太常丞知泾州,旋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部署。正是这个时候,贤豪毕至,天下才能细小平凡的人都“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紧扣上文的“合”字。二是庆历四年至庆历五年(1044年—1045年),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欧阳修出知滁州;余靖出知吉州;蔡襄出知福州;尹洙被贬监均州酒税。苏洵第一次出游京师,正好是庆历五年。他“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紧扣上文的“离”字。三是皇祐五年至至和二年(1053年—1055年),余靖迁工部待郎;欧阳修迁翰林学士;蔡襄迁龙图阁学士;富弼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苏洵“喜且自贺”,以为“道”即粗成,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富弼、尹洙、余靖、蔡襄以及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开明革新派。苏洵这样写自己慕望爱悦他们,无疑是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此同时,苏洵在文中还将诸君子离合与自己“道”之成与未成相联系。“道”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学业,即文学才能。诸君子离时,作者“道业未成”、诸君子合时作者“道有粗成”。这在以学为政、科举取士的封建时代是表明自己才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学史上,这时候的欧阳修上继承韩柳的文学方向,领导着北宋文坛,反对“时文”(骈体文),提倡“散文”的古文运动,并作出了相应的成绩。在当时“时文”风行的时代,苏洵这篇文章却采用“散文”手法写成,这不能不使欧阳修在精神上为之一振。欧阳修在苏洵这次晋谒之后,极为称赞。
苏洵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迅速转到评文论学上来。他深知只有论文精到公允,才能表明自己“道有粗成”。“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引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由称赞欧阳修的文章而论及文坛先辈。孟子的文章“语约而意尽”,韩愈的文章“深浩流转”,李翱的文章自然流畅,陆贽的文章委婉深长。用孟、韩、李、陆的文章来衬托欧阳之文,以说明了解欧阳文章之深。不仅评文精当,而且使文章气势起伏、波澜开阔。
第三部分从“道有粗成”的角度叙述自己求学刻苦的经历。文章巧妙之处在于并不直接表白作者在文学上有何成就,而是从学习经历和体会两个方面加以抒发。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苏洵举进士不第回去后,把自己以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不出,更加用功读书,直到通晓“六经”、“百家”学说,最后终有所成。正如文中自述:“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
《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载,雷简夫《上欧阳内翰书》曰:“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可见时人对苏洵评价甚高。
全文在写作上有几个特点:其一,文辞简洁明了,随言长短。如叙述诸公离合的几段文字。“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等。准确简约,抑扬顿挫,且长短合宜。其二,结构精致细密,行文婉曲而不失波澜。如叙诸君子离合与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两者的安置上,结合得天衣无缝,同时也为下文作铺垫。先合,后离,再离而复合,随着这条线写出了作者道之未成、道虽有成、道有粗成三个层次,从从容容,流畅婉转。这种特征极富宋人文章风味。它区别于唐文纵横开阖、奇峭突兀的特点,而更显得洋洋洒洒。其三,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体。叙事当中夹议论、夹抒情,但却不显生硬。如诸君子由合变离的一段叙事后,有一段议论“既复反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入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然后接两句反问,这两句反问即带浓厚的抒情色彩。又如“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这是抒情;接着“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又是发议论。而议论与抒情又同时围绕叙事展开,使文章情韵生动,感人至深。此外,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显得感情丰富,亲切自然。
白居易写过组诗《新乐府》五十首,首首都是“即事名篇”,《缚戎人》就是其一。
“新乐府”是对旧乐府而言,初唐诗人除沿用汉魏六朝乐府旧题写乐府诗外,有的还另立新题。辞为乐府,声律不拘,故称为新乐府。
“戎人”是我国古代对西方少数民族的称呼,但《缚戎人》这首诗中所写的“戎人”,其实并非真正的西方少数民族,而是一个在战乱年代沦落于吐蕃的汉人。也正是利用这一点,白居易才写出了这首揭露朝政昏暗、边将险恶的讽刺性极强的新乐府诗。
《缚戎人》这首诗以“戎人”的不幸遭遇为线索进行叙事抒情。全诗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被缚戎人所受的凌辱与折磨。他们“耳穿面破”,满身刀伤,面黄肌瘦,“扶病徒行”,一天只能走一驿的路程。“朝餐饥渴费杯盘,夜卧腥臊污床席”,更写出了“戎人”一路的艰辛。对于“戎人”,白居易是抱着极大的同情来写的,但是,在这一部分中,也有“天子矜怜不忍杀,诏徙东南吴与越”的诗句。他婉转地为天子开脱,这其实是对皇帝隐约的赞颂。这种矛盾心情正是诗人早年仕途得意而又关心民瘼的真情流露。
“忽逢”两句是过渡。“交河”,郡名,唐代所设,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这里写“戎人” “逢江水忆交河”,只是由“江”、“河”字意引起的联想,并非把“交河”作为河流来写。由于这两句诗的过渡,第二部分写“戎人”们忆旧也就显得自然了。
诗的第二部分是本首诗的主干,通过对话回忆“戎人”流落吐蕃及被缚的经过。“其中一虏语诸虏”四句诗是第二部分长篇忆旧的“引子”,这引子安排得非常巧妙,它把众多“戎人”一路上的怨愤和议论,统统用四句诗概括。读了之后,又可以使人听到众“戎人”如泣如诉的言语,又可以看到他们愤愤不平的神情。另外,这样安排材料,详略得当,省去了其他“戎人”的身世叙述,突出了“凉原戎人”这个重点。
乡贯“凉原”(凉州、原州,在今甘肃、宁夏一带)的“戎人”,是作者在本诗中所塑造的一个完美的“穷民”形象。他原本也是汉人,大历年间沦落吐蕃,在异域四十年;过着“身着皮裘系毛带,唯许正朝(正月初一)服汉仪”的西方少数民族生活。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归汉,为思念故土,经常背着蕃中妻子“潜泪垂”,定密计。诗人大力渲染“戎人”的思归之心,并非指责其对妻子的无情,而是强调他对故土的眷恋,也是为了揭露唐朝边将的愚蠢和残忍。蕃地边境严兵把守,鸟都飞不过去,“戎人”冒死逃回,一路上冒风沙,藏青冢寒草,历黄河薄冰,“昼伏宵行”,好不容易进入唐境,却被故国官兵视为“戎人”擒缚。“能汉语”、“再拜迎”统统没用,“戎人”最终还是被“配向江南卑湿地”,落得个流放的下场。
最后一部分,紧接着前面的诗句,诗人用“念此”二字一转,写出了这八句诗。这既是前面“自云”的继续,又是“戎人”心理活动的充分流露。这种进退维谷、不被人理解的处境是值得人们同情的。诗的结尾相当巧妙。“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这是收笔之句,它与前面的“其中一虏语诸虏,尔若非多我苦多”照应。“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忠于祖国,反入冤狱,这既是诗中“戎人”的声泪控诉,也是诗人对封建社会黑暗统治的无情揭露。至此,诗人对“穷民”的怜悯之情,才真正得到了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