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两竿落日溪桥上”,点明时间和地点。时间是“两竿落日”,则既非在红日高照之下,也非在暮色苍茫之中。在读者眼前展开的这幅画中的光线和亮度是柔和宜目的。地点是“溪桥上”,则说明诗人行吟之际,既非漫步岸边,也非泛舟溪面,这为后三句远眺岸上柳影、俯视水上绿荷定了方位。
诗的次句“半缕轻烟柳影中”,写从溪桥上所见的岸柳含烟之景。诗人的观察极其细微,用词也极其精确。这一句中的“半缕轻烟”与上句中的“两竿落日”,不仅在字面上属对工整,而且在理路上有其内在联系。正因日已西斜,望中的岸柳才会含烟;又因落日究竟还有两竿之高,就不可能是朦胧弥漫的一片浓烟,只可能是若有若无的“半缕轻烟”;而且,这“半缕轻烟”不可能浮现在日光照到之处,只可能飘荡在“柳影”笼罩之中。
这前两句诗纯写景物,但从诗人所选中的落日、烟柳之景,令人感到:画面的景色不是那么明快,而是略带暗淡的;诗篇的情调不是那么开朗,而是略带感伤的。这是为引逗出下半首的绿荷之“恨”而安排的合色的环境气氛。
诗的三、四两句“多少绿荷相倚恨,一时回首背西风”,写从溪桥上所见的荷叶受风之状。这两句诗,除以问语“多少”两字领起,使诗句呈现与所写内容相表里的风神摇曳之美外,上句用“相倚”两字托出了青盖亭亭、簇拥在水面上的形态,而下句则在“回首”前用了“一时”两字,传神入妙地摄取了阵风吹来、满溪荷叶随风翻转这一刹那间的动态。在古典诗词中,可以摘举不少写风荷的句子,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周邦彦《苏幕遮》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几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赞这几句词是“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而如果只取其一点来比较,应当说,杜牧的这两句诗把风荷的形态写得更为飞动,不仅笔下传神,而且字里含情。
这里,诗人既在写景之时“随物以宛转”(《文心雕龙·物色篇》),刻画入微地曲尽风荷的形态、动态;又在感物之际“与心而徘徊”(同上),别有所会地写出风荷的神态、情态。当然,风荷原本无情,不应有恨。风荷之恨是从诗人的心目中呈现的。诗人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到无生命的风荷之中,带着自己感情色彩去看风荷“相倚”、“回首”之状,觉得它们似若有情,心怀恨事,因而把对外界物态的描摹与自我内情的表露,不期而然地融合为一。这里,表面写的是绿荷之恨,实则物中见我,写的是诗人之恨。
南唐中主李璟有首《摊破浣溪沙》词,下半阕换头两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历来为人所传诵。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却认为,这两句不如它的上半阕开头两句“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并赞赏其“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而原词接下来还有两句是:“还与韶光共顦顇,不堪看。”这几句词以及王国维的赞语,正可以作杜牧这两句诗的注脚。联系杜牧的遭遇来看,其所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芳时不再、美人迟暮之恨。杜牧是一个有政治抱负和主张的人,而不幸生在唐王朝的没落时期,平生志事,百无一酬,这时又受到排挤,出为外官,怀着壮志难酬的隐痛,所以在他的眼底、笔下,连眼前无情的绿荷,也仿佛充满哀愁了。
全诗共十八句,每段六句,章法井然。
诗一开始就以纵论军国大事的雄健笔调,写出了其父范仲淹的才能、业绩和威名,有高屋建瓴的气势。“塞垣草木识威名”,用翻进一层的写法,极写范仲淹的名震边陲。草木为无情之物,原本谈不上识与不识,此时草木都能识,足见其声威之盛。草木尚能如此,人则更不待言。所以透过草木,实是写人。这一句是对范仲淹功业威名的高度概括。接着写其杰出的军事才能。“敌人开户玩处女”一句用《孙子·九地》语:“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以此形容宋军镇静自着,不露声色。“掩耳不及惊雷霆”,则写迅捷的军事行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里用“惊雷”代替“脱兔”的比喻,表现出黄庭坚对典故的改造与化用。《晋书·石勒载记》有“迅雷不及掩耳”之说,《旧唐书·李靖传》也说:“兵贵神速,机不可失……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惊雷”对“处女”,不仅有动静的对比,而且更加有声有色,形象的反衬更为鲜明。这两句诗是范仲淹用兵如神的真实写照。如他率兵筑大顺城,“一旦引兵出,诸将不知所向。军至柔远,始号令告其地处,使往筑城。至于版筑之用,大小毕具,而军中初不知。贼以骑三万来争,公戒诸将,战而贼走,追勿过河。已而贼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贼失计,乃引去。于是诸将皆服公为不可及。”接下二句又是一转:范仲淹不仅是杰出的统帅,更是治国的能臣。“平生端有活国计”就是赞扬他的经邦治国的才能,“百不一试”,即还未来得及全面施展,就溘然长逝,沉埋九泉了。这两句也是写实。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入为枢密副使,旋为参知政事,推行了一系列刷新朝政的措施,史称“庆历新政”,但只一年多即遭挫折而失败。
第二段写范纯仁。“两持庆州节”,指熙宁七年(1074年)及元丰八年(1085年)两度为庆州知州。“骐驎地上行”袭用杜甫的诗句“肯使骐驎地上行”。驰骋广野的千里马正用以比喻范纯仁。“潭潭”二句写他戍边卫国的雄姿。“潭潭”,深沉宽广,形容他的统帅气度,如卧虎镇边,敌人望而生畏,不敢轻举妄动。“边头”一句则写他的惠政:劝民耕桑,抚循百姓,使他们生儿育女,安居乐业。同上段的中间二句一样,这两句也是一个对比:对敌人有卧虎之威,对人民则具长者之仁。“折冲”一句承上经略边事之意而来,是活用成语。《晏子春秋》:“夫不出尊俎之间,而折冲于千里之外,晏子之谓也。”原指在杯酒言谈之间就能御敌致胜于千里之外,此处用以指范纯仁在边陲远地折冲御侮,应付裕如。但下句一个转折,又把意思落到了经邦治国之上:范纯仁虽富有军事韬略,但治理国家正少不了他。
第三段归结为送别范纯粹,临别赠言,寄以厚望。“妙年”一句承接上面的“父兄”而来,衔接极为紧密。“春风”二句描写仪仗之盛、军容之壮,幕下诸将士气高昂,期待着秋日草枯,好展露锋芒。王维《观猎》:“风劲充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所谓“射猎”有时常用以指代作战,如高适《燕歌行》:“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照理,顺着此层意思应是希望战绩辉煌,扬威异域。但是诗意又一转折:不要追求智名勇功,只需对“羌胡”略施教训即可。孙子曾经说过:“善战者,无智名,无勇功。”“折箠”,即折下策马之杖,语出《后汉书·邓禹传》:“赤眉来东,吾折箠笞之。”诗至最后,宛转地揭出了诗人的期望:不要轻启战端,擅开边衅,守边之道不在于战功的多少,重要的是能安边定国。
至此,就表现出这首诗的立意与匠心了。诗中写韬略,写武功,只是陪衬,安邦治国才是其主旨。所以第一句就极可玩味,“知国如知兵”,“知国”为主,“知兵”为宾,造语精切,绝不可前后颠倒。“知国”是提挈全诗的一个纲。因而一、二段写法相同:先写军事才能,然后一转,落到治国之才。诗入突出父兄的这一共同点,正是希望范德孺继承其业绩,因而最后一段在写法上也承接上面的诗意:由诸将的思军功转为期望安边靖国,但这一期望在最后却表达得很委婉曲折。尽管如此,联系上面的笔意可知,如果直白说出,反嫌重复浅露,缺乏蕴藉之致。
这首送人之作,不写依依借别之情,不作儿女临路之叹,而是发为论道经邦的雄阔慷慨之调,送别意即寓于期望之中。诗人如同在写诗体的史传论赞,雄深雅健,气度不凡。这正表现出黄庭坚以文为诗的特色。这种特色还体现于独特的语言风格方面。他以散文语言入诗,多用虚词斡旋,大量运用典故成语,力盘硬语,造语独特,使诗产生散文一样的气势,好像韩愈写的赠序,浑灏流转。如“敌人”一联,点化成语,别具一种格调,是未经人道之语。“平生”、“折冲”二联都是十足的散文句式,古雅朴茂,“百不一试”连用四个仄声字,奇崛顿挫,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这首诗的用韵也别具一格。它一反常用的以换韵标志段落的写法,第一段用“名、霆、惊”韵,第三段用“须、枯、胡”韵,中间一段却三换其韵,首联、尾联分别与第一段及第三段押同一韵,中间一联则押仄声的“虎”、“女”。全诗三段,句子安排匀称,而韵律却参差有变。
诗分三章。第一章悼惜奄息,分为三层来写。首二句用“交交黄鸟,止于棘”起兴,以黄鸟的悲鸣兴起子车奄息被殉之事。据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的解释,“棘”之言“急”,是语音相谐的双关语,给此诗渲染出一种紧迫、悲哀、凄苦的氛围,为全诗的主旨定下了哀伤的基调。中间四句,点明要以子车奄息殉葬穆公之事,并指出当权者所殉的是一位才智超群的“百夫之特”,从而表现秦人对奄息遭殉的无比悼惜。
诗的后六句为第三层,写秦人为奄息临穴送殉的悲惨惶恐的情状。“惴惴其栗”一语,就充分描写了秦人目睹活埋惨象的惶恐情景。这惨绝人寰的景象,灭绝人性的行为,使目睹者发出愤怒的呼号,质问苍天为什么要“歼我良人”。这是对当权者的谴责,也是对时代的质询。“如果可以赎回奄息的性命,即使用百人相代也是甘心情愿的啊!”由此可见,秦人对“百夫之特”的奄息的悼惜之情了。第二章悼惜仲行,第三章悼惜针虎,重章叠句,结构与首章一样,只是更改数字而已。
秦穆公用殉177人,而作者只痛悼“三良”,那174个奴隶之死却只字未提,则此诗作者的身分地位不言而喻。殉葬的恶习,春秋时代各国都有,相沿成习,不以为非。《墨子·节葬》篇即云:“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不过到了秦穆公的时代,人们已清醒地认识到人殉制度是一种极不人道的残暴行为,《黄鸟》一诗,就是一个证据。尽管此诗作者仅为“三良”遭遇大鸣不平,但仍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