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前两句“长门柳丝千万结,风起花如雪”,乃描写长门春景。长门宫外垂柳万千,春风照拂,雪白的柳絮漫天飞舞。表面上看,似乎很有生机,而实际上“长门”乃失宠的后妃或未得宠爱的宫女粉黛居住的冷宫。居住在冷宫的人,其怨恨之深,是难以言状的。柳丝缕缕下垂,条理分明,本无所谓“结”,却有“千万”。可见并非实写,而是借以比喻被幽禁的皇后内心的无限寂寞和愁肠百结。宫外春柳的繁盛,更显出宫内的冷清,更加衬托了幽居长门之人的无限哀愁。其中第二句,标明为暮春时节,而“风起”暗指伯颜擅权残害忠良之风,以柳絮如雪花般纷纷飘零,隐喻朝中无数无辜的官员文士,被排挤陷害而去。
接三句,揭示了长门柳的悲惨遭遇。长门虽为冷宫,但毕竟是皇宫重地,“长门”之柳不是门边道旁的柳树,不能随意的任人攀折。如今,却“攀折更攀折,苦无离旧时枝叶也”。古人尚有折柳送别的习俗。“离别复离别”,意指一次次的折柳赠别,不断地经历着生死离别。“长门柳”便一再被攀折,旧时的枝叶也就不离了。末句“无离旧时枝叶”和首句“柳丝千万结”相对照,既描绘了柳枝由离到少的变化过程,又讽刺伯颜把朝中上下旧的臣僚官员排斥殆尽,喻示了皇室宗亲的不断离去,不断被杀,逐渐稀少。
第二首,写长门宫前的柳树,即使长有千万缕柳丝,也总是一棵伤心的树。行人攀折嫩绿的柳条,燕子衔走了飞扬的柳絮。这一切,只因为京城中都由不得春天做主。开头两句,写长门柳枝繁叶茂,春意盎然,但毕竟是在长在冷宫外,也难逃悲剧命运。暗喻伯牙吾氏虽贵为皇后,照样被幽禁,同时预示了她最终被害的悲惨结局。而“行人折嫩条,燕子衔轻絮“进一步阐释伤心的理由,是因为”行人“和”燕子“的无情摧残。末句”都不由凤城春做主“,喻指当时伯颜专权,奸佞当道,皇帝昏庸无能和不由皇帝做主的朝政现实。
这两首小令立意新巧,把尖锐激烈的朝政讽刺内容,隐于被摧残的柳树描写中,寄意深远,善于化用典故,且不着痕迹。
此诗首章写开疆拓土,开篇言:“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人是在描述周代的京畿地区。在诗人看来,这畿内的大片土地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开辟出来的。毛传训“甸”为治,而郑笺则落实为:“禹治而丘甸之。”“丘甸”即指田地划分中的两个等级。《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因而郑笺等于坐实井田制起源于夏代。孔疏承郑笺之说,谓“是则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是则丘甸之法,禹之所为”。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大禹治水“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调法,虞夏之制未有闻焉”(孔疏引孙毓说),但郑、孔之说也不无参考意义。
首章末二句云:“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也值得注意。疆理田土也是古代井田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滕文公上》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古人对经理田界是非常重视的。毛传释此诗云:“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有的学者解释得更为具体,如王安石说:“疆者,为之大界;理者,衡从(横纵)其沟涂。”(《吕氏家塾读诗记》引)吕氏又引长乐刘氏说云:“疆谓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经界之也。理谓有遂、有沟、有洫、有浍、有川,以疏导之也。”刘氏之说当是依据《周礼·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所谓“南东其亩”也与井田制有关。此句指顺应地形、水势而治田,南指其田陇为南北向者,东则为东西向者,此即《齐风·南山》所云“衡从其亩”。郑笺释曰:“‘衡’即训为横。韩诗云:东西耕曰‘横’。‘从’……韩诗作‘由’,云:南北耕曰‘由’。”《左传·成公二年》载:晋郤克伐齐,齐顷公使上卿国佐求和于晋营,晋人要求“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也就是使齐国的陇亩全部改为东西向,这样晋国一旦向齐国进兵,就可长驱直入。国佐回答晋人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国佐引此篇为据,说明先王当初定田土之疆界是根据不同的地势因地制宜的,既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的田陇,如今晋国为了军事上的便利而强令齐国改变田陇的走向,是违反了先王之道。此事又见诸其他典籍,但情节上有些出入。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晋文公伐卫,东其亩。”《吕氏春秋·简选)云:“晋文公东卫之亩。”郭沫若引成公二年事云:“这也正好是井田的一种证明。因为亩道系以国都为中心,故有南北纵走与东西横贯的两种大道。南北纵走的是南亩,东西横贯的就是东亩。《诗》上所说的‘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这个事实。……这些资料好像与井田制并无直接关系,而其实它们正是绝好的证明。”(《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
第二章写风调雨顺。天上彤云密布,瑞雪纷纷,加之小雨如酥,润泽大地,五谷丰登。
第三章写酒食祭祖。地界整齐,庄稼茂盛,曾孙收获,酿造美酒,敬祭神主,厚待宾客,静享清福,万寿无疆。
第四章写瓜菹献祭。田中有庐,地畔种瓜,剥削干净,腌渍上供,敬献先祖。曾孙长命百岁,都是受上天佑护。
第四章中的“中田有庐”,说者也以为与井田有关。《吕氏家塾读诗记》引邱氏说云:“公田百亩内,除二十亩为八家治田之庐。”又引董氏曰:“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每家庐舍二亩半。”按《孟子·公孙丑上》述井田云:“方里而井,井凡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榖梁传·宣公十五年》称:“古者三百步为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范宁注:“此除公田八十亩,余八百二十亩。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亩。除二十亩,家合二亩半为庐舍”,“八家共居”。《韩诗外传》载:“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招,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足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埸有瓜。’”以上诸说大同小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田中有八家共居的庐舍二十亩。说诗者多从其说,但笺疏别有所解。郑笺云:“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孔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农时则出而就田,须有庐舍,于田中种谷,于畔上种瓜,所以便地也。”按笺疏之说,田中的庐舍成了农民在地里干活时的临时住所了。到了郭沫若,干脆推翻旧说,以为庐与瓜为对文,庐也当为植物,故庐为芦之假借,正如“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台、莱、瓜、壶均为植物一样。郭氏别出心裁,也可聊备一说(参见《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第五章写清酒牺牲。先以清酒祭献,继之以红色雄牛作牲,一并敬献先祖享受。曾孙作为主祭之人,手执带鸾铃之刀,剥开皮毛,取出血脂,干干净净敬献先祖。
第六章写祭典礼成。冬祭进享,祭品芬芳。祭祀隆重,先祖光彩。回报子孙大福大贵,万寿无疆。
这首诗的第一句平平而起,不着痕迹。第二句调子突然高昂,旋律突然加快,从而形成一个高潮。一二句描写了小牧童的天真活泼、悠然自得的可爱模样和他的愉快心情,“骑”字直接写出了牧童的姿势,“振”字则间接点出他的心情。通过“骑”和“振”两个动词,把牧童那种悠闲自在、无忧无虑的心情和盘托了出来。他几乎完全陶醉在大自然的美景之中,简直不知道世间还有“忧愁”二字。正因为心中欢乐,才不禁引吭高歌,甚至于遏行云,“振林樾”。
三四句仍然是继续描写神态。第三句是过渡,是作势。写牧童的心理活动,交代了他“闭口立”的原因,也是全诗的转折点。第四句,急转直下,如千尺悬瀑坠入深潭,戛然而止。“忽然”一词,把这个牧童发现树上鸣蝉时的惊喜心情和机警性格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忽然”发生了变化:由响而静、由行而停,把小牧童闭口注目鸣蝉的瞬间神态写得韵味十足。而“闭”和“立”两个动词,则把这个牧童天真的神态和孩子式的机智刻画得淋漓尽致。全诗纯用白描手法,紧紧抓住小牧童一刹那间的表现,逼真地写出小牧童非常机灵的特点,让人倍觉小牧童的纯真可爱。
这是一首反映儿童生活的诗篇,诗人在诗中赞美了小牧童充满童趣的生活画面。诗人先写小牧童的动态,那高坐牛背、大声唱歌的派头,何等散漫、放肆;后写小牧童的静态,那屏住呼吸,眼望鸣蝉的神情,显得特别专注。“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从动到静的变化,写得既突然又自然,把小牧童天真烂漫、好听多事的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这首诗正是在这种起伏变化中获得了巨大的艺术效果。诗的语言,明白如话,质朴无华,十分本色。至于下一步的动静,小牧童怎样捕蝉,捕到没有,诗人没有写,留给读者去体会、去遐想、去思考。
这首诗通过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描写,直接抒发生活的感受,看似闲情逸致,实则寄托情思。同时这首诗不顾及格律,活泼自由,语言浅显明了,形象自然生动。综观全诗,它所描绘的和平、宁静和优美如画的田园风光,所刻画的活泼、自在和天真无邪的牧童形象,表现了诗人的一种“真性情”。诗人曾经说过 “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毋庸讳言,诗所描绘、所刻画的,正是诗人毕生追求的境界,也正是他所一再强调的“真性情”。
隋炀帝杨广在位十三年,三下江都(今江苏扬州)游玩,耗费大量民力、财力,最后亡国丧身。因此“隋宫”(隋炀帝在江都的行宫)就成了隋炀帝专制腐败、迷于声色的象征。李益对隋宫前的春燕呢喃,颇有感触,便以代燕说话的巧妙构思,抒发吊古伤今之情。
“燕语如伤旧国春”,目睹过隋宫盛事的燕子正在双双低语,像是为逝去的“旧国”之“春”而感伤。这感伤是由眼前的情景所引起的。君不见“宫花旋落已成尘”,此时春来隋宫只有那不解事的宫花依旧盛开,然而也转眼就凋谢了,化为泥土,真是花开花落无人问。况且此等景象已不是一年两年,而是“自从一闭风光后,几度飞来不见人”。燕子尚且感伤至此,而何况是人。笔致含蓄空灵,是深一层的写法。
天下当然没有如此多情善感、能“伤旧国”之“春”的燕子。然而“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严羽《沧浪诗话》)。读者并不觉得它荒诞,反而认真地去欣赏它、体味它。因为它虚中有实,幻中见真。隋宫确曾有过热闹繁华的春天;而后“一闭风光”,蔓草萋萋;春到南国,燕子归来,相对呢喃如语;这些都是“实”。尽管隋宫已经荒凉破败,隋宫燕却依然年年如期而至。燕子衔泥筑巢,所以那宫花凋落,旋成泥土,也很能反映燕子的眼中所见,心中所感。燕子要巢居在屋内,自然会留意巢居的屋子有没有人。这些都是“真”。诗人就是这样通过如此细致的观察和丰富的想象,将隋宫的衰飒和春燕归巢联系起来,把燕子的特征和活动化为具有思想内容的艺术形象,这种“虚实相成,有无互立”(叶燮《原诗》)的境界,增强了诗的表现力,给人以更美、更新鲜、更富情韵的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