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分前后两段,前段十四句,诗人从自己半生的艰难遭遇出发,对自古以来众口所说的天道鬼神的存在提出了怀疑。开头两句是结论,是贯穿全段的。下面的十二句是这个结论所由得出的事实根据。他说:从刚刚成人(结发)那个时候起,我就一个心眼地想着做好事,苦力巴结(僶俛),到现在已经五十四岁了。自己的遭遇又是如何呢?二十岁(弱冠),世道乱离,苻坚南侵;三十岁(始室),家门不幸,死了妻子。再以后就是天灾屡降,气候反常,先是荒旱不已,螟蜮丛生;接着又是狂风暴雨,铺天盖地,闹得庄稼收不了一把,从而挨冻受饿,自己的经济生活现在已经完全陷入绝境了。看看这种现实,这说明根本就没有什么“福善祸淫”的天道鬼神。后段共六句,写他面对目前这种艰难处境的思想活动。他愤慨地说:我今天陷入到这个如此穷困悲凉的境地,这都怪我自己,怨不得什么别的天命或人为;历代圣贤不总是教导人们要立德、立功、立言,要名垂青史,像画麒麟么,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就如同过眼的烟云一样无足轻重,我自己在这里慷慨悲歌,我别无他求,我以有你们这两位像锺子期一样的知音人而感到欣慰与自豪。
这是表现陶渊明晚年的生活景况及其思想情绪的一篇极其重要的作品。陶渊明以“田园诗人”著称,他的作品流传最广而又最脍炙人口的是《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这种文,和《归园田居》、《和郭主簿》、《饮酒》这种诗。后来经过鲁迅先生的批评提醒,人们又开始注意了《咏荆轲》、《读山海经》等少数所谓带有点“金刚怒目”式的作品,而真正了解陶渊明晚年的生活与思想的读者仍是不多。因此,读者有必要向了解《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这首诗。
首先,这首诗描绘了诗人晚年悲惨的生活情景,他已经到了挨饿受冻,无法维持的境地。他“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以至冻得“造夕思鸡鸣”,夜间盼着快点天亮;饿得“及晨愿乌迁”,白天又盼着快点天黑。这是多么难熬,多么难以忍受的岁月啊!反映陶渊明晚年的这种悲惨困苦生活,可以用来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相参证的,还有《杂诗》,其中说:“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梗粮。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还有《饮酒》,其中说:“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词语都几乎一样。回想陶渊明归田的初期,那时他的家庭尽管不很富,但至少还保持着一个小康局面。他的居住情况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他的饮食情况是“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当隐士,自然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好景不长,四十四岁那年他家中失了大火,“一宅无遗宇”,什么都给烧得精光了。从此他的生活日益贫困,他的参加劳动也不得不由原来的观赏性、点缀性而逐渐地变成了维持生活的基本手段。也正因此,自然灾害对于陶渊明也就成为一个关系极其紧密的问题了。例如眼下陶渊明的困境就是由于“炎火屡焚如,螟蜮滋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这种原因造成的。这样的生活,在中国古代文学家们的经历中极为少见。
其次,它表现了诗人晚年对社会现实的极大愤慨与不平,他满腹牢骚,甚至连天道、鬼神都恨起来了。他说:“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从自己的切身遭遇可以证明这些都是骗人的东西。与此相近,他在《饮酒》诗中还说:“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立空言!”情绪都是非常激烈的。在这里,他表面上是指着天道鬼神,实际上他的批判矛头乃是指向当时的黑暗社会,指向那个掌握着人类命运的腐朽的统治集团。陶渊明这时的思想情绪和他归田初期的那种面貌大不相同了,归田初期他总爱唱那种“乐天知命”、“安贫乐道”的高调,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他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在《归去来辞》中他说:“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那时的陶渊明是以和平恬淡,与世无争著称。现在则不同了,牢骚越来越多,情绪越来越大。不是他的修养水平降低了。鲁迅先生说:“‘雅’要想到适可而止。‘雅’要地位,也要钱。”(《病后杂谈》)不论谁要说“安贫”,那他首先得保持一种至少是不太贫的经济条件。否则要想使人“安”得住,而且还要“乐”起来,那是很难的。陶渊明先前总爱说“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颇有点像是读书弹琴成癖的样子。可是到了晚年写作《咏贫士》,当他已经“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的时候,他也就“诗书塞座下,日昃不遑研”了。越穷越苦,思想矛盾也就越多,情绪也就越激烈,这是人之常情,是真实的。陶渊明的诗歌以真实著称,但若以后期这种艰难地写痛苦写愤怒的作品,和前期那种轻易地写快乐写恬淡的作品比起来,则是后期作品表现的思想更真切、更实在。
第三,作品表现了陶渊明在这种极其痛苦难熬的生活中的意志坚定,宁死不移。他已经横下一条心来,无论怎样穷困,他再也不出去作官,再也不去和那个黑暗的上层社会同流合污了。他说:“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这是什么意思?比陶渊明早百余年的放诞派张翰曾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不是陶渊明也像张翰那样肆无忌惮地蔑视前代圣贤的古训,他所蔑视的正是当时官场中像苍蝇追逐血腥一样所追逐的那种东西。他说他之所以陷入今天这样的困境,这都怪他自己,怪不得天道鬼神或其他人事。这不是真话,这是牢骚,这是他在变相地表现他对当时政治的不平,同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坚守了节操,在精神道德上获得了胜利的骄傲与自豪。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与黑暗官场不合作,蔑视功名利禄而隐居田园去当清闲地主的,历代不乏其人。但是能够忍冻受饿,竟至于“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地宁可去向人家乞食,也决不回头,而一直挺下去,直至老死田园的,却除了陶渊明再也找不出第二个。陶渊明的气节是感人的,陶渊明的骨头的确比别人硬。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风格是以淳朴实在著称,所以梁启超曾经说,“唐以前的诗人,真能把他的个性整个端出来和读者相接触的,只有阮步兵和陶渊明,而陶尤为甘脆鲜明”(《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他晚年写的这首《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就如同一位老朋友用连珠一般的语言在诉说他一系列的不幸,在那里发牢骚,在那里怨天恨地,在抒发他对现实社会的愤愤不平。这首诗和他归田初期作品中的那种宁静恬淡、情景交融比起来,是变得更为愤激、更为质直了,但是陶渊明作品中那种突出的真情实感的流露,却是始终一贯的。他有乐说乐,有苦说苦,有牢骚不平也决不故意掩饰。他的语言是那样浅近、凝练、生动、准确,例如:“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这种对于受冻者在冬天的长夜里盼望天亮,盼着快点日出;挨饿者在夏天的长昼里盼着天黑,以为上床不动,肚子也可能会好受一些的心情的描写,没有一点实际感受的人莫说是写不出,就是想也恐怕难以想到。
此诗首尾绾合,章法整然。前六句写景,描绘了一派春日的田园景色,岩泉、绿草、榆钱,所见并未超出常人所及。后两句表现主题,从诗题的“还郊”而想到了张衡的《归田赋》,表现了作者对田园生活的不胜欣羡之情。
首联写明还郊的原因,开笔点题。嘿语,《周易·系辞》:“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嘿,通“默”。岩泉,山水。这里的“兼嘿语”暗示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缺少志向道合者,希望寄情山水,在山水中得到精神安慰。
次联选择植物传神写照,富含情思。草绿萦新带,《太平御览》九九四引《三齐略记》:“不其城东有郑玄教授山,山下生草,如薤叶,长尺馀,坚韧异常,士人名作‘康成书带’。”榆青缀古钱,榆荚形状像钱而小,色白成串,俗称榆钱。这两句诗观察、描写独具悟解,景象玲珑,清新隽永。
第三联转为描写动物的活动,蕴含着旺盛的生命力。用动感极强的词“侵”、“人”来形容鱼、鸟在春天旺盛的生命力,表现万物的勃勃生机,提炼得生动准确。
第二、三联描绘出“幅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春光图,表现春天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景象,并且融情人景,情景交融,设想灵巧,表达新颖,体现出诗人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
尾联与开头照应,组织得当。这里用张衡作《归田赋》的典故暗寓诗人想要回归田圆的愿望。
这是一首咏月词。
开篇“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轮明月?”以问句起。这份奇丽“月上柳梢头”的景象恰是躺柳下“藤床”纳凉仰看天宇者才能产生的幻觉:“翠柳”伸向天空,而“明月”不知不觉便出现了,如同被推上去一样。加之月夜如水一般的凉意,更会引起美妙的幻想,于是纳凉赏月的词人飘飘然“飞入瑶台琼阙”。“雾冷笙箫”以下写词人凭幻想飞入月宫后所闻、所见及所感。这里雾冷风轻,隐隐可闻“笙箫”,和仙子的“环佩”之声,大约她们正随音乐伴奏而飘飘起舞吧。然而“玉锁”当门而“无人掣”,说明月宫清静,不受外界干扰,原本打算寻声暗问的词人不觉感到怅然。回顾天空,是“闲云收尽”,海光与月光交映生辉,炼成一片令人眩惑的景象。
过片:“谁信有药长生?”则针对关于月宫的传说,抒发自己的见解。据说有玉兔捣药,这药可以使人延寿的。然而“长生”的念头,只不过是世俗的妄想。月中,只有“素娥新炼就”的“飞霜凝雪”而已,并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词人看来,人间那些“打碎珊瑚”之类的夸豪斗富之举,远比不上赏玩月中枝叶扶疏的仙桂来得超凡脱俗。“打碎珊瑚”出于《世说新语。汰侈》石崇和王恺斗富的故事,这里信手拈来,反衬月中桂树之可爱,自然惬意。作者通过如此清空的笔墨,勾画出一个美丽、纯洁、没有贪欲的境界。这里,他两袖清风,“满身清露,冷浸萧萧发”,感到凡心洗尽,有脱胎换骨之感。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月下的梦,尽管美丽动人,却又无从对证,只能自得于胸怀,不可为俗人说。故结云:“明朝尘世,记取休向人说。”深沉的感喟和对尘世的深切厌倦见于言外。
这首词写藤床上神游月宫之趣,其间融入了月的传说,其境优美清寂,塑造了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似乎有意与充满烽烟势焰的人间对立。故前人或谓其为“不食烟火人语”。
读罢此文,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到棠地看看渔民怎样捕鱼,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这位臧大夫大惊小怪,还要苦口婆心、掰开揉碎地讲那么多大道理?难道国君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考察和认识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把该历史现象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谏阻隐公到棠地观鱼,是因为隐公这一活动,不符合那个时代一个国君应该遵循并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况且,隐公远离国都,到棠地观鱼,并非为了体察民情,更不是与民同乐,而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游乐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敢对臧僖伯的谏言说一个“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坚持到那里寻乐去。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