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首词是作者遥想当年在东坡雪堂的生活情景。作者贬官黄州时,开垦东坡,并在这里修建房子,因房子是在大雪中修的,就在壁上绘雪景,并命名为雪堂,还亲自写了“东坡雪堂”四字为匾额。
开头四句,是说作者在雪堂前亲手栽种了许多桃李一类的果树,绿荫丛中,掩映着数不尽的青果。清晨,窗外百舌鸟婉转啼叫。鸟鸣声常常把作者从睡梦中搅醒。作者写出这番景象,在于以景衬人。在这嘉树四合、鸟雀啁啾的环境里,作者生活惬意。遥想当年的闲适自得,思忖此时的入奉禁严,作者油然生出怀旧之情。欧阳修《朝中措》有名句云:“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这可能对苏轼此词的用语有所影响,但苏轼实是别出心裁,以故为新,从而恰切地表达了他深埋心底的思故之情,已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
而此时百舌唱道:“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明明是自己思念故园,却让百舌鸟的鸣声喊叫出来,便使文词愈加警切生动。连动物都已探知其心事了,苏轼自己早就抑止不住滚涌而起的思乡情感了。句法超绝,逸笔宕开,留有丰富想象的余地。最后一句,主要还是以“小桥流水”指代相对于喧闹京华的一种幽静环境。由此,更反衬出作者对营营仕宦的逆反心理和对拥有广阔心理空间的田园生活的热切向往。
这首词表面看来只是抒写了作者对当年雪堂生活的回忆和对这种幽静环境的怀恋和向往。但真实思想却在于排遣对仕途经营的厌腻。这一层作者并没有明白说出,甚至只字未提。作者只是从对雪堂生活的深情回想中透露出这个消息,却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因此,这首词不仅创造了一种如同图画般的美的境界,而且留有许多思索的余地。这首词语言自然流畅,而感情真挚深厚。
王自中,字道甫。因“少负奇气,自立崖岸”,陈亮自青少年时即以气类相近而与之为刘琨、祖逖之交。可惜王自中登第后,长期屈居小官,夙志渐灰,两人的晚节末路遂不免异向。因此,陈亮在这首怀念之作中,便提出了语重心长的责讽。
在这首词中,作者首先回忆昔日从游之乐,再写老友久别,几历春秋,相思相忆,书信罕通,但是友情还是时萦怀抱的。这首词语言虽较其他篇目委婉,但其中一种刚直愤激之气,却已活脱脱地展露在读者面前,仍不失龙的本色。
首先,作者同忆昔日从游之乐。当时他们二人虽同处于困厄落魄的境地,但志在恢复,意气豪迈,携手行歌,视人间富贵如无物,这是很值得留恋的往事。然而“头胪如许尚何求”,岁月荏苒,韶华易逝,转眼头发已经变白,现在还要追求什么。这是陈亮对王自中自述衷曲说的,认为二人昔日志同道合,今天仍然应该采取同样态度,不应易志变节,随俗浮沉。
“心肝吐尽无余事,口尚安然岂远谋”,正是说自己多年来屡次上书,披肝沥胆,力陈救国大义,说尽了心中欲吐之言,既不见纳,无以自效,总算尽心了,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事值得挂怀的。至于衣食温饱,那是很容易满足的,何须为此而长计远虑、到处奔竞呢。这确是陈亮的真实思想。这句话明写自己,实为写给王自中,借以反衬汲汲于利禄的行为之可鄙。表面是自述胸臆,实则意在责问对方,冀其有所省悟。
下片仍承上意,却不直接指责对方,而先说老友久别,相思相忆,友情时萦怀抱。近来会时时想念友人,作者道:“大都眼孔新来浅,羡尔微官做计周”——不无讽刺地说:大约近来我目光短浅了,也羡慕起你虽官低位卑,却善为自己谋划了。这既是正话反说,又是假己责人。上片明明说自己主张“口尚安然岂远谋”,认为大丈夫应当尽瘁国事,不为一身温饱萦心,这里却又说自己忽然羡慕起对方“微官做计周”了,这当然不是作者本意,实只在于责讽对方新来“眼孔浅”,为了那“微官”而“做计周”罢了。这里既为王道甫怀才不遇、长期官微职卑的处境抱不平,又对他背弃理想,只顾为生活的温饱处心积虑而深表惋惜。这种对友人交织着爱与恨的感情,正是这个一贯以严肃态度对待人生的政治思想家所特有的、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诚挚友谊。
这是许浑在宣城送别友人后写的一首诗。这首诗前后两联分别由两个不同时间和色调的场景组成。前联以青山红叶的明丽景色反衬别绪,后联以风雨凄其的黯淡景色正衬离情,笔法富于变化。而一、三两句分别点出舟发与人远,二、四两句纯用景物烘托渲染,则又异中有同,使全篇在变化中显出统一。
“劳歌一曲解行舟”句写友人乘舟离去。古代有唱歌送行的习俗。“劳歌”,原本指在劳劳亭(旧址在今南京市南面,也是一个著名的送别之地)送客时唱的歌,后来遂成为送别歌的代称。劳歌一曲,缆解舟行,从送别者眼中写出一种匆遽而无奈的情景气氛。
“红叶青山水急流”句写友人乘舟出发后所见江上景色。时值深秋,两岸青山,霜林尽染,满目红叶丹枫,映衬着一江碧绿的秋水,显得色彩格外鲜艳。这明丽之景乍看似与别离之情不大协调,实际上前者恰恰是对后者的有力反衬。景色越美,越显出欢聚的可恋,别离的难堪,大好秋光反倒成为添愁增恨的因素了。江淹《别赋》说:“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借美好的春色反衬别离之悲,与此同一机杼。这也正是王夫之所揭示的:“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姜斋诗话》)的艺术辩证法。
这一句并没有直接写到友人的行舟。但通过“水急流”的刻画,舟行的迅疾读者可以想见,诗人目送行舟穿行于夹岸青山红叶的江面上的情景也生动地表现了出来。“急”字暗透出送行者“流水何太急”的心理状态,也使整个诗句所表现的意境带有一点逼仄忧伤、骚屑不宁的意味。这和诗人当时那种并不和谐安闲的心境是相一致的。
“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句则是表明诗的前后联之间有一个较长的时间间隔。朋友乘舟走远后,诗人并没有离开送别的谢亭,而是在原地小憩了一会。别前喝了点酒,微有醉意,朋友走后,心绪不佳,竟不胜酒力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薄暮时分。天色变了,下起了雨,四望一片迷蒙。眼前的江面,两岸的青山红叶都已经笼罩在蒙蒙雨雾和沉沉暮色之中。而朋友的船,此刻更不知道随着急流驶到云山雾嶂之外的什么地方去了。暮色的苍茫黯淡,风雨的迷蒙凄清,酒醒后的朦胧,追忆别时情景所感到的怅惘空虚,使诗人此刻的情怀特别凄黯孤寂,感到无法承受这种环境气氛的包围,于是默默无言地独自从风雨笼罩的西楼上走了下来。(西楼即指送别的谢亭,古代诗词中“南浦”、“西楼”都常指送别之处。)
第三句极写别后酒醒的怅惘空寂,第四句却并不接着直抒离愁,而是宕开写景。但由于这景物所特具的凄黯迷茫色彩与诗人当时的心境正相契合,因此读者完全可以从中感受到诗人的萧瑟凄清情怀。这样借景寓情,以景结情,比起直抒别情的难堪来,不但更富含蕴,更有感染力,而且使结尾别具一种不言而神伤的情韵。
此诗主要表达了诗人送别友人时的惆怅。前二句以青山红叶的明丽景色反衬别绪,后二句以风雨凄凄的黯淡景色正衬离情,以描写景色作为反衬的手法表达情感,笔法富于变化。
刘琨是西晋末年的爱国将领,也是诗人。现存刘琨诗仅《扶风歌》、《答卢谌》等三首,都写于他后期同少数民族入侵者的斗争中,反映的是他立志报国的雄心及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钟嵘《诗品》说他的诗“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刘勰《文心雕龙》也说他的诗“雅壮而多风。”强烈的报国愿望与严酷的现实环境使刘琨诗呈现出慷慨悲凉的风格特征。在当时诗坛上,他的诗是独树一帜的。江淹这首拟作试图再现刘琨的这一风格特征。
诗题为“伤乱”,这正是刘琨后期诗歌常见的题材。诗开首四句点明了诗题中的乱:大晋王朝遭逢厄运,外族入侵,天下纷乱。北方秦、赵、幽、并等地灾祸不断,战乱频仍,处于分裂状态之中。这是对当时中原地区形势的概括。刘琨《答卢谌》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厄运初遘,阳爻在六,乾象栋倾,坤仪舟覆,横厉纠纷,群妖竞逐,火燎神州,洪流华域。”江淹拟作开首四句就是从这里化出的。
紧接着“伊余”二句表明了刘琨报效国家的决心:承受着晋朝的恩宠,国家遭受厄运时,自然要感奋而起,为国奔走献身。为了从战乱中拯救国家,刘琨艰苦转战,备尝艰辛,甚至遇害前仍念念不忘抗击入侵之敌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了国家,他确实做到了奋不顾身。
刘琨年轻时就被人目为豪杰,他自己也有远大的志向,在他自己的《重赠卢谌》诗中,他列举了姜尚、管仲、陈平、张良等古代辅佐君王建立功业的人,表明自己的志向是像他们那样建立功名。江淹这首拟作也选择了类似典故来表现刘琨的志向:“六奇术”指陈平为汉高祖刘邦六出奇计。张良、韩信是刘邦重要的谋臣武将。“冀与张韩遇”和刘琨自己说的“想与数子游”(《重赠卢谌》)是一个意思,表明他希望建立古人那样的业绩。宁戚是春秋卫人,因家贫给人挽车,至齐,扣牛角而歌,齐桓公见了,认为他非常人,立即任用了他。用这个典故可以说明刘琨羡慕古人有机会施展才能。荀息是晋献公儿子奚齐的师傅,曾说臣当以忠贞事君。献公死后奚齐为君,奚齐被杀后,荀息即以死实践自己的诺言。江淹用这个典故很能体现刘琨的献身精神,并且充满了悲壮色彩。国家的动乱、古人的事迹激励着刘琨。诗至此在情绪上是激昂慷慨的。
然而从“空令”二句起,诗的情绪转入了低沉悲凉,紧扣了题中的“伤”字。刘琨诗中立志报国的雄心与壮志难酬的悲愤是交织在一起的,江淹这首拟作也如此。事实上,刘琨未能实现理想并不是他没有古人那样的才干,而是时势使他难以施展才干。眼看岁月无情流逝,内心的痛苦和焦虑也与日俱增。刘琨自己诗歌提到古人的业绩一则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志向,再则也是用古人的功成名就和自己的一无所成作对照,以显示出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悲愤。江淹对此深有体会,故拟作中的用典和刘琨《重赠卢谌》中的用典非常相像。
诗的后半部是写景与直接抒情。刘琨《扶风歌》也有不少写景之句,描写了他赴并州刺史任时沿途所见的凄惨景象,反映了他沉重的心情。江淹这首拟作也吸取了刘琨诗的这一特点,插入了写景诗句。城濠、沙漠、白日、寒树,呈现出一片萧条荒凉的景象。战乱使诗人心情沉重,然而更使他愤懑的是,他的抗敌行动并没有得到晋朝内部的有力支援,统治者中的一些人甚至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不希望他成功,使他常常孤军奋战,屡屡受挫。拟作刻画了英雄受困时的情景:投袂即甩袖,这个动作反映了刘琨内心的强烈悲愤,“抚枕”是说他满怀忧虑以致夜不能寐。“功名惜未立,玄发已改素”,眼看头发由黑变白,而功名依然未建,这对怀有远大抱负的人来说是极痛苦的事。这两句也和《重赠卢谌》中“功名未及建,夕阳忽西流”如出一辙。最后以“时哉苟有会,治乱惟冥数”作结。也许能够遭逢天时,有所成就,但这毕竟没有多少希望,天下的治与乱,是被冥冥之中的命运所操纵着的。天下动乱激起报国的壮志,壮志难酬引起无限悲愤,无奈之余只能归之于命运,最后两句语似平静,实则隐含了更深的悲伤,悲剧色彩愈浓。
将这首拟作和刘琨现存三首诗对照起来看,可以发现拟作几乎是刘琨后期诗歌的浓缩。整首诗从题材、思想感情、用典、结构布局直到字句的运用和刘琨自己的诗基本吻合,而且浑然一体,毫无拼凑之感。江淹准确地把握了刘琨当时的心理特征,紧紧抓住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所造成的痛苦作为诗歌情感起伏发展的线索,因而较成功地再现了刘琨诗歌特有的思想感情和慷慨悲凉的风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