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是一首描写杭州灵隐寺月夜景色的诗歌。首联写了诗人初到灵隐寺的感受,秋叶入山,寒气袭人,山谷和佛寺都沐浴在白光中,冷泉叮咚,别有一番幽意。颔联写了山间的景色,月亮高悬,流水清晰,一片沉静。颈联写寺院,勾勒出灵隐寺一带的环境,一盏明灯散发微光,衬托四周的静,孤独的磬声弥漫天空。尾联写归途,诗人畏惧老虎,在山路上闻风色变。全诗写灵隐寺月夜景象、感觉,突出了山中佛寺的空幽冷寂,从而抒发了诗人孤独惆怅处境难耐的心境。写法上,以景托情,情由景生,情景交融。
首联写初到灵隐的感受。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寒”。秋夜入山,自有寒气袭人,本属正常。但寒意不仅仅来自秋气,更多的来自月光。山谷和佛寺都浸沐在白光之中,如霜似雪,如临冰界,能不寒气凛然吗?这个“寒”实际上更多是来自心理上的。第二句的描写使读者想起唐代诗人常建的名句“曲径通幽处”,作者用冷泉曲涧代替了曲径,别有一番幽意,幽与寒本来是相通的。
颔联写山间的景色。首先是月,月已升起,高悬空中,这样便看见了森然的众峰。夜间看山,有一种异样感受,一切都是陌生化的,既觉得有某种亲切之感,又觉得十分遥远,恍如梦境。一切都是月光的温柔和朦胧造成。然后是声音,流水之声分外的清晰,能听到冲刷落叶的音响,可见众响都消歇了,写泉流之声也就写出了山间的幽静,静得让人惊奇,让人超然神远。
颈联写寺院。勾勒过灵隐一带的环境,寺院的存在就别有意味了佛寺与整个山间的气氛恰好相通,它没有归于沉寂。一盏长明灯发着微光,衬现出它四周的静,孤独的击磬声弥漫在夜中,清音袅袅,愈觉空阔,也许这就是佛家的境界吧。禅宗将其妙义真谛比之为灯,喻其能照亮人心,有“心灯”“传灯”之说。在这样一种氛围中,诗人不由产生万念俱空之感,王士禛所谓的诗可悟禅,就是指的这种体验吧。诗人所写的这种境界美则极美,不免过于孤深。寒意又上来了。
尾联写归途,完成了夜游的全程。诗人畏虎是有根据的,灵隐一带古代有异虎出没,故又称虎林。想到这一点,在山路上不觉毛骨悚然,闻风而色变。虎其实早已匿迹了,诗人写畏虎实际上表现了夜游后的一种感受。作者毕竟是个凡心未泯的人,清冷的月夜,孤峭的山门,毕竟不比家居灯下的温馨,他不觉生出畏惧孤寂的感觉,归心油然升起,不可遏制,“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全诗一直寒到了最后。
1939年春天,抗日战争已进入第3个年头。继汪精卫投降日寇之后,蒋介石又积极反共,消极抗战,而日寇则以主要兵力进攻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面对这一十分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日运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其时,八路军总部设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心——太行山区武乡县王家峪等地,作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在这里指挥战斗,多次粉碎了日寇的扫荡,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
朱德的这首诗就是描写了当时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的一派大好形势,热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抗日民军赤胆忠心,浴血奋战,威震敌胆的英雄气概,抒发了“苦斗献吾身”的英雄情怀,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及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驱逐日寇,夺取抗战胜利,收复祖国大好河山的雄心壮志和必胜信念。
这首诗的首联,作者赋予了自然景观以深刻的比喻、象征意义,从而形象生动地描写了国民党统治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气侯。寓情于景,对比强烈,意境鲜明,艺术效果极佳。“远望春光镇日阴”,隐喻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气侯。春天应该是阳光明媚、清新爽朗、万物复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但是由于蒋介石顽固地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投降政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疯狂地压制人民的抗日爱国力量,因此,在作者看来,虽然大自然已经进入了春天,但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政治气侯却依然阴沉昏暗,没有半点春天的景象。正是在极不协调当中,作者无情的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不顾民族利益,与人民背道而驰的卖国投降行径。国民党统治区是一片阴沉昏暗的政治形势,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太行高耸气森森”便是作者对根据地大好形势的生动描绘。巍峨延绵的太行山,高高地屹立在华北大地上,她云雾缭绕,林木茂密,一派蓬勃兴旺的壮丽景象,给人以庄严肃穆、雄伟坚强之感。这一切也正是抗日根据地的象征。1937年底,朱德率八路军进入太行山区以后,为了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广泛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以及八路军与华北人民的血肉关系,一时间,“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之”,“创造抗日根据地”等标语口号随处可见,群众很快就被发动起来了,一个全民抗日的浪潮骤然而起。与此同时,朱德同志又令一二九师各团以营或连为单位,一部分在呼汉、正太路沿线发动并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南犯之敌,一部分组成八路军工作团和游击支队,分散于太行山游击区,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使一批又一批的工农子弟踊跃参加八路军,投奔到抗日的队伍中来。整个太行山区从城镇到乡村,到处呈现出一派“村村像军营,人人都是兵,抗日根据地,一片练武声”的大好形势,抗日的烽火燃遍了整个太行山区。到1939年春天,根据地抗日军民,不但击溃了日寇的多次扫荡进攻,而且收复县城60余座,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使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就像高耸的太行山一样,巍然屹立于华北大地,成为抗击日寇的一座坚强堡垒。
这首诗虽然是描写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但是首联两句却没有直接来写。第一句是作为背景来进行铺垫的,第二句是用来状景的,但是通过前后句所形成的强烈对比,太行山根据地那高大、坚强、庄严的形象已高高地树立了起来。颔联、颈联便开始对根据地作具体描写。
“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在这两句当中,作者巧妙而恰当地运用了两个典故,表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决心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坚强信念。前句作者运用了《晋书·王导传》中的典故:东晋时期,“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饮宴。周颧中坐而叹日:‘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皆相视流涕。唯导愀然变色日:‘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收泪而谢之。”这个故事说的是西晋灭亡,晋元帝司马睿在建康(南京)重新建立了政权——东晋。当时,一些北方过江的士大夫为中原的沦陷而悲叹流泪的情形。后句作者借用了宋朝岳飞抗击金兵南下入侵的故事。岳飞出生于北宋末年,亲眼看到了由于金兵入侵而使祖国山河破碎,人民遭难的悲惨景象。为了抵抗金兵南下,保卫南宋的半壁江山,收复中原,他19岁从军,以“还我河山”为己任,冒矢石,经风霜,长期转战在今两湖、浙、赣、苏、皖一带,历来被人们誉为民族英雄。岳飞38岁时被秦桧迫害致死。这两个典故的运用,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决不会像古代的封建士大夫那样只会为国土的沦陷而空洒热泪,而是要像民族英雄岳飞那样,忠心报国,抗战到底,誓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的英雄气概。一般地来说,像这样连用两个典故的诗句是不容易写好的,搞不好就会弄巧成拙,流于生硬呆板,缺乏诗意。但朱德在这里却运用得活泼而流畅,恰切而自然,使诗句充盈而富有意境,铿锵顿挫而又充满豪气,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他和根据地广大军民决心抗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这一方面是由于作者具有广博的古典文学功底和十分娴熟的写作技艺,但更重要、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作者作为一个共产党人、革命家、爱国主义战士所具有的那种内在的革命气质。
颈联“百战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斗献吾身。”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根据地抗日军民所走过的三年艰苦的战斗历程,以及所取得的伟大功绩,笔调中充溢着豪放之感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气质。“百战新师”是指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八路军,也可以引申为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八路军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1927年红军诞生之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历了千百次浴血奋战,成为一支钢铁队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前线,成为抗击日寇的一支主要力量。仅第一年就与敌军作战约1300多次,歼敌5万多人。的确是威震敌胆。
“三年苦斗献吾身”,概括地描述了作者自己及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抗战三年来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高度赞扬了根据地抗日军民赤胆忠心、抗击日寇、保卫国家的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抗战开始的三年,正是根据地军民处境最困难的时期。当时,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国民党中央军在前线节节败退,丧师失地。而日寇则以主要兵力重点进攻抗日根据地,并对太行山区实行包围、封锁,妄图把抗日军民困死在太行山上。敌人的封锁和包围,也确实给根据地抗日军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没有吃的,战士们常常以榆树皮和野菜充饥,没有穿的,战士们十冬腊月仍穿着单薄的衣服与敌人作战,枪枝弹药的供给也十分困难。面对这种情况,朱德同志曾号召八路军官兵,“做到拿起枪杆子是子弟兵,放下枪杆子是老百姓,”并同根据地军民一起开荒种地,制造枪枝弹药,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并且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苦斗”二字正是根据地这种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
尾联“从来燕赵多豪杰,驱逐倭儿共一樽,”唱出了作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抗日军民,坚持抗战,驱逐日寇,夺取胜利所满怀的战斗豪情和信念,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中华民族历来就有不畏强暴、不甘凌辱的光荣传统,从古到今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利益而献身,谱写了无数的慷慨悲歌。朱德在这里借古喻今,满腔热情地赞颂英勇抗战的根据地军民都是英雄豪杰,豪迈之情,阳刚之气溢于言表,读来令人感奋,信心倍增。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前赴后继,坚持抗战,忠心赤胆保家卫国,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坚强性格。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共产党就是英雄豪杰,广大的抗日军民就是英雄豪杰,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正因为有这么多英雄豪杰,所以打败日本侵略者,把他们赶出中国去,夺取抗战胜利的一天就一定会到来。到那时,全国人民载歌载舞,举杯畅饮,共同欢庆抗战的伟大胜利,将是一个十分美好的、激动人心的时刻。
“驱逐倭儿共一樽”正是朱德对抗战胜利前景的憧憬。尾联两句,就其在全诗中所起的作用来讲,可以称得上是“豹尾”,它以千钧之力振起了全诗,使全诗具有一种冲天的气势,同时也极大地拓宽了诗的意境,把太行山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抗战引向了全国抗战的胜利。可以说,没有这个结尾,全诗就会黯然失色。
细味全诗,它最鲜明的特色,就是两个字——气势。一般地说,气势是难以言传的,它只能在吟咏中去细细地体味,去认真地感受。但它又是可以捉摸的,因为它有其形成的原因。首先,作者在诗中选用了一些具有雄浑强健色彩的词语,如“气森森”、“忠肝”、“北伐心”、“惊贼胆”、“献吾身”、“多豪杰”等等,而且音调响亮,节奏铿锵。其次,也是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作者具有那种不畏强暴,不怕困难,压倒一切敌人的豪壮情怀和内在气质,而这首诗正是这种情怀和气质的自然流露和升华。另外,诗的体式和韵律,对于表现这种气势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杨万里的《新柳》一诗描摹细腻,韵味清新,妙手天成,生面别开,颇能代表其“诚斋体”的诗风。
诗人漫步赏柳,由远而近,视线也由上而下,从岸上柳条,写到水中柳景。作者出人意料地只用了一个非常亲切的“引”字,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不仅照应了前面的“百尺”一词,又描绘出一幅柳条和水中柳影相连相映优美而有动感的图画,富有情趣,表现了作者对新春的喜爱之情。(早春时节是浅黄的柳条,暮春时节柳条是深青的,这里还采用象征的手法)“引”呼应篇首,说明柳条之所以能达“百尺”之长,因水中柳影把“引伸”之故。“引”字描绘出微风吹动,柳枝轻扬,水上水下连成一片的优美画面,把柳影即把新柳,把整个画面都写活了。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活泼、新颖、意趣和作者对自然景物的深情,正是其冲破江西诗派冷僻生涩的藩篱而表现的特色—“诚斋体”的特色。
这首小诗画面清新,节奏明快,读来仿佛身临其境,仿佛沐浴着融融的阳光,吹拂着和煦的春风。字字句句无不流露着诗人爱惜新柳,热爱春天,热爱生活的深情。
“柳条百尺拂银塘”。作品开篇首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初春时节柳树池塘两情依依的整体画面。“百尺”写了柳的婀娜与茂盛,“拂”写出了柳的轻揉,像手少女的纤纤玉手轻拂着银光闪耀的池塘。如此一来,一幅清新、煦暖、鲜亮、灵动的春树春水图画就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且莫深青只浅黄”。在这一句里,诗人以浓重的笔墨写柳叶的颜色。“且莫”即“切莫”,有“千万不要”的意思,但在这里应该理解为“一点儿都没有”,就是“一点儿深清的绿色都没有”;“只”限制了柳叶颜色的单一和纯粹,没有其他颜色,只有鹅黄嫩绿,“且莫”和“只”这两个限制性的词语不但传神有效地写出了初春时节柳树的特点,同时还流露了诗人爱惜新柳的深情。